全国人大代表如何推动民法典工程——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1983-2015)的实证分析

编纂中国的民法典,既是促进宪法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抉择,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全国人大代表不应该缺席民法典编纂的过程。《全国人大组织法》、《代表法》和《立法法》都赋予了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法律案的权力,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行使立法提案权推动我国的民法典工程可以充实民法典的民主性基础,为民法典工程提供持续的动力和智识。根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披露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30余年来,全国人大代表根据国家民事立法实践的进展,有针对性地提出近400件与民事立法有关的法律案,试图推动我国相关单行民事法律的制定、修改,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民法典的编纂。虽然相关代表议案对我国民事立法实践的影响有限,但代表议案反映了许多我国民事立法实践中存在的棘手问题,立法者也在审议代表议案的过程中作出了"通盘考虑"的立法承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在编纂民法典时不能回避代表议案中反映的现实问题,必须予以妥当解决,否则将有损民法典的民主性基础,也有碍民法典功能的实现。     

不可承受之重:民国法典编纂时刻的习惯调查

民国时期由官方主导的大规模民事习惯调查,曾先后启动两次。从历史经验来看,创设优良法典实乃民事习惯调查不可承受之重。就时间而论,民国时期启动的两次民事习惯调查,均伴有法典编纂活动,但两次民事习惯调查都未对民法典编纂产生有效知识影响。这与后世学人的历史想象略有偏差。究其缘由,概因既有限于历史情境的固有难题,又有超越特定时空的一般困境。具体而言,原因有三:其一,习惯调查资料的立法转化,存在客观环境与技术提炼的双重障碍;其二,民国时期以法律改造社会的法律观,限制了民法典对固有习惯的吸纳;其三,普遍主义历史观压制历史主义思考,传统习惯难以获得同情理解。在现代性理念主导之下,作为立法素材获取方式的习惯调查,终究难以承受优良立法之重任。     

民法法典化:历史回溯、基础要件及经验启示

民法的法典化立法技术面对诸多挑战,具有特殊性,其成功至少需要满足政治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和具有较高的民法学水平三个要件。自建党以来,我国立法机关先后开展了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前四次均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原因而搁浅。本次《民法典》编纂在九个民事单行法的基础上,参酌国际先进,完善交易规则;结合国情实际,凸显中国特色;回应时代问题,彰显时代精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民法典》的成功编纂取决于党的领导、民法学的智力资源和立法实践积累、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以及域外立法经验借鉴。《民法典》的科学解释和正确实施必将助力党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担保法律制度立法体系定位之刍议

担保派生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之树,究其制度起源而言,原本系为履约保障与交易安全提供一种辅助与约束机制,具有从属特性。而这一特性导致:担保法于理论上多依赖于其他部门法而欠缺独立之可能;同时,担保法律制度之表现形式亦多依附于传统民事财产权利与买卖等交易契约关系之中,鉴于民事财产权利制度与合同法律制度亦多采分门别类之立法模式,于是乎,担保法律制度也就散见于民商事部门法之中。在民法典国家,担保法多以分散式立法,将物的担保置于"物权编",人的担保及金钱担保置于"债权编"。然及至今日,情势异也!现代担保在实践中被赋予了流通性及促进交易之功能,并在立法上确立了以"担保权益"为核心的一元立法模式,并以此构建了完整的担保法制度体系。当前我国正进行民法典编纂工作,处于如何选择担保法立法模式的十字路口,而民法典的编纂也为担保法立法模式的确立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机会。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检视分散式立法模式在我国适用的弊端,以期在编纂民法典的过程中重新审视担保法律制度立法体系之定位,在为担保法争取立法空间的同时,实现我国担保法律制度的重构。     

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中,无论是民法典的价值判断层面还是其立法技术层面,都还存在着众多亟待澄清的问题,近期关于物权立法的争论充分表明了这一点."21世纪中国民法之展望--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以民法典的立法体例与精神内涵、民法典各编的制度构造为主题,对民法典的编纂及民法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研讨.     

民事权利要素与我国民法典体系构建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初次审议,我国迎来了民法典编纂的新高潮。虽然我国民法典将努力延续民事部门法的立法传统,但依然要面对体系的构建问题,以便协调民法典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民法总则(草案)》公布的背景下,民法典体系的构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民法典分则的编纂。从民法典总则到民法典分则再到整个私法,民事权利要素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对民事权利要素的讨论通常隐藏在民事权利本质论之中。一方面,民法典总则作为民法典乃至整个私法的"公因式",以民事权利要素为体系基础;另一方面,民法典分则以典型民事权利为基础,要求高度独立性和体系完整性,分则是民事权利要素分化的结果,同时构成了流动性私权体系的基础。     

民事习惯调研的几个问题探讨

民事习惯是我国所有习惯中流传最久、范围最广的,至今仍在我国许多地区与现行法并行或抗衡。民事行为的意思自治性特征决定了民众对民事习惯和民事法律选择的可能性。在法治追求和谐的当代,这种现象不应该在民法典制定过程中视而不见。国内法学理论界对民事习惯调研的肯定与《物权法》对民事习惯规定的漠视形成强烈反差。进一步了解民事习惯调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制定科学合理的调研方法是民法典后续立法工作的重点。     

论民事责任在民法典中的应有地位

民事责任是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内容,体现了民事法律的强制力,其为民事主体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我国在未来的民法典立法中应继承民法通则关于民事责任的创新性体例,在各项民事权利编之后单独设立民事责任编,把学理上的侵权法一分为二,具体分为侵权行为法和侵权责任法(民事责任编的一部分)。在民法典立法体系上,将侵权行为法规定在债权编,而将侵权责任部分和其他民事责任合并为民事责任编,置于民法典的最后。这种立法理念有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将有效的解决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诸多问题。     

论民事习惯 与我国民法典

民事习惯的特性和功能 ,决定了民事习惯与民法典的密切关系。我国民法典的制定 ,应对民事习惯予以深入思考和科学对待。一方面 ,应将民事习惯确认为民法典的渊源之一 ,另一方面 ,应在民法典中对民事习惯予以科学处理     

法国民法典需要重新编纂的原因及方式考查

法国民法典历经200年演变,其现状是有关调整民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渊源分散于民法典之外的现象极其普遍,而且在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受到欧洲法尤其是欧洲人权法院及欧盟法司法实践的深刻影响,民法典已失去作为市民社会私法领域普通法的基础地位,重新编纂成为法国众多法学家关注的焦点,并对其应采用的方式进行了论证。     

刍议近代大陆法系私法理念及影响

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级的壮大，启蒙运动兴起。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启蒙思想家要求保护资产阶级私人财产权，通过私法自治实现市场运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建立政权后，资产阶级更是以私法自治为立法思想，确立了自由平等、契约自由、所有权保障等民事法律原则。以法国、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民法典，在法规内容、立法思想、编撰体例等方面对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中国民事立法、民法现代化进程处处可见大陆法系的影响。私法理念对于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及民事立法仍有许多可借鉴之处。     

民法典继承编亟待解决的问题

民法典的编纂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前景一片大好。继承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民法典之中,也面临着修订。要想编纂出高质量的民法典,继承编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坚持习惯调研,把握好继承法和社会经济总体发展、个人财富增加以及与民法典其他各编的相互关系,对遗产、遗嘱和继承的具体制度和重要条款进行完善,更好地发挥继承法的作用。     

论完善民事立法与保障诚实信用

诚实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目前社会,通过法律手段整治社会的诚实信用,必须尽快完善民法典、破产法及民事程序立法等民事立法,真正建立市场经济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民法典》:新中国民事立法的集成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民法典》,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件大事。《民法典》秉承民商合一的传统,坚持"总分"结构的法典体例,以法典的形式巩固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事立法所取得的成果。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立法的延续,也是民事立法成果的集成。     

论作为民事执行对象的“公法人”——以我国台湾地区“立法”为镜鉴

在我国对公法人民事执行立法准备过程中,首先必须明确界定作为民事执行对象的"公法人"之内涵。但由于我国民法典并没有采用大陆法系"公法人和私法人"这一传统法人分类方式,导致对作为民事执行对象的"公法人"内涵界定的混乱。应当在立足我国现有立法基础上,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对公法人民事执行"立法",明确作为民事执行对象的"公法人"应当包含中央或地方机关、营造物以及有关民生的公用事业,并通过"依法为公法人"作为兜底条款,实现与我国民法典现行法人分类制度的立法协调。     

清末民初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动因

所谓民法法典化,“即将民事一般重要问题,将契约自由、过失责任及私有财产尊重等原则,于一个体例严谨之法典中规定之.”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固有民法散见于礼俗习惯及律典之中.自1840年鸦片战争,古老的中国经历了亘古变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固有民法也遭遇了空前的挑战与危机,转而走上了继受西方民法、实行法典化的途程: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修订法律馆完成了《大清民律草案》,史称民律一草,该草案未及实施,清政府已为革命风潮所推翻;民国四年至民国十四年(1915~1926     

拾得遗失物归属原则的中国法制史考察——由“道不拾遗”谈起

自西周以降,至近世民国,拾得遗失物归属原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暗含着根植于本民族内部的自然变迁和来源于模仿西方的近代立法实践两条主线。通过对各朝拾得遗失物归属原则进行梳理分析,寻找一些可资于新中国民法典制定的有益参照,不失为一种好的尝试。     

论我国民法典制定之立法思考

民法典的制定是我国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立法任务。如何制定一部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 ,突出中国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 ,又符合国际民法的发展潮流和趋势的高品质的民法典 ,是国人的纠纷。本文在方法论上 ,通过博引域外民法典的立法过程、特征和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借鉴及启发 ,并着重研讨了中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必须解决的立法体系、立法原则和立法方法 ,提出了既要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市场规则的需求 ,又要尊重中国制定法的传统和对域外法律体系继受的历史和现实 ,更要从中国的实际 ,以德国五编制为基础采用七编制体系结构、以中国的国情为本位突出民族品质和特色、以现行法律为基础完善民事立法的初步构想 ,也权当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振臂一呼     

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宪法精神

民法典编纂中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所有立法要符合宪法精神”，即把宪法精神全面体现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之中，使民法典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开放性建立在宪法精神之上，维护民法所赖以生存的宪法基础与“道德哲学的价值”。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学术界需要构建以宪法精神为基础的民法体系，明确民法典编纂的宪法依据，使民法典编纂的内容符合宪法精神，使民法典编纂的程序符合宪法精神，并形成民法典编纂与宪法解释的有效互动机制。     

法、德、日民法典的制定对我国民法法典化的启示

一、法、德、日民法典制定的概况 从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初,民事立法的法典化浪潮席卷了全球。以1804年《法国民法典》为开端,各国通过民法典的制定,统一了民事立法。其中作为集大成者的法、德、日三国民法典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一)法国民法典的制定 法国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日渐发达,民事交往日趋频繁,而全国民事规范极不统一,北部使用习惯法,南部使用罗马法。到了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法国进行了大量的民事立法活动。法国1791年宪法规定,应制定一部共通于整个国家的民法典。但由于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的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