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创新的博弈分析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通过利益主体博弈,经过成本——收益核算后形成的新的契约格局。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下,运用博弈工具动态地分析在制度创新中三种参与力量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可以发现可能的博弈结果——地方政府的伪创新。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行为,要从改善博弈的策略环境和规范及改进地方政府自身入手。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的制度分析

本文运用诺斯关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 ,考察了具有独立利益目标与拥有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在我国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的影响专用性 ,论证了地方政府制度创新活动曾经有着合理的存在理由。同时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发展到较高水平 ,地方政府创新行为将逐渐偏向于可能无效率 ,中国的制度变迁则会通过一个博弈过程或强迫执行过程而退出锁定 ,向其他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服务型政府建设：障碍与对策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各地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改革成果,但很多地方出现形式主义、进展太慢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有:来自于政治制度的内生动力明显不足,建设进程中公民参与明显缺失,政府的部门利益成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严重制约,传统官本位思想导致公共服务意识低,建设成果的制度化法律化工作不足.解决的对策是:通过体制改革增强内生动力;结合大部制改革和阳光工资的推行,消除部门利益的阻扰;实行行政信息公开,鼓励公民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充分反映公民服务满意度的政绩考评系统;实现改革成果的法规化,完善后续制度等.     

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建构——以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为视角

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角色错位:即为农民集中居住的主导者和政府自身利益的追逐者。而服务型地方政府是有限政府和公共性政府,建设服务型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能确保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过程中,扮演引导者、公共利益维护者和农民权利保护者等角色。以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为视角,构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路径是:科学定位地方政府的角色,优化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增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价值冲突与权益均衡: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机理分析

中国的地方政治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涉及制度创新的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也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与利益的博弈与均衡密切相关。本文总结和分析了近年来县级人大监督制度创新的具体实践和内在机理,认为人大制度作为多重制度价值体系冲突的焦点,是近年来地方人大制度创新相当活跃的主要原因。在转型中国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基本制度设定的原则与精神是制度变迁的前提性约束条件,多重制度价值体系与话语体系之间的相互冲突是制度变迁的动力与源泉,各政治行动者之间的价值、权力与利益平衡是制度变迁最终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政治过程。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创新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在改革大潮中取得了许多创新性成就,但也面临着权力运行无序、决策制度短缺、公共治理转型滞后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既有制度供给不足的原因,也有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局限;实现地方政府体制创新应从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重构地方政府结构、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     

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博弈现状及其重构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零和博弈现状使得失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受损严重,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无效率。究其根源在于"土地财政"中的政府权力寻租、制度空间下的政府行为失范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民弱势群体地位。而化解目前的征地困境,必须从保护农民权益出发,创新农地产权制度,重构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角色和职责,增强农民的博弈能力,以期实现政府权力和失地农民权利的均衡博弈。     

农地征收过程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分析

本文分析了农地征收过程中地方政府、农民(农村基层组织)、开发单位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发现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决定了三者之间利益分配的均衡程度和博弈的最终结果.在结合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对政府角色"错位"、"越位"、"缺位"等失调现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角色合理定位的途径选择.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利益关系分析

利益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政府间关系的核心。而在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自身特性发生了巨大变化,其经济人、政治人属性日渐增长,由此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关系更加激烈;地区利益的本位主义更是成了地方政府利益关系的本质特征,并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异化的现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依靠制度变迁,通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实现彼此利益关系的均衡。     

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行政体制的创新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对原有政府模式的的改革,是对权力、利益的重新调整,涉及行政体制的方方面面。这就需要从政府组织、机制、制度、技术等各个层面进行创新。     

重新认识地方政府:从权力、利益和权利的视角

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地方政府的重要地位日益突显。地方政府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起着主导作用,同时,地方政府还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学界对地方政府的研究已形成明显气候和专门领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地位和能力也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因此,对地方政府认识的角度也出现由“权力”到“利益”再到“权利”等相应的变化。     

中央-地方关系与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博弈模型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关系从命令-服从单维逻辑,转向博弈与服从并存的双向逻辑,并将随着市场经济与法治的完善,逐渐建立以分税制为核心、财权与事权相均衡的法治格局.可以说,我国中央地方政府关系制度变迁既不单纯体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单纯体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而体现为"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其主要含义有三层:制度变迁领域的动力扩散;制度变迁主体间结构的中间扩散;制度变迁发展阶段的中间扩散.     

准确理解和深刻认识服务型政府建设

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认识误区,对服务型政府建设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即导致一些地方没有将服务型政府建设摆在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位置,且忽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全面性和全局性、长期性和可持续性,使服务型政府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难以协调,与其他改革措施难以配套,服务型政府建设流于形式。服务型政府,是指在以人为本和执政为民的理念指导下,将公共服务职能上升为政府的核心职能,通过优化政府结构、创新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提高政府效能,以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的政府。其主要特征:在政府职能结构中,公共服务职能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或核心职能;在政府组织结构中,公共服务部门成为政府的主要部门或核心部门;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公共服务支出应成为政府的主要支出;服务型政府同时必须是民主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运行机制必须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正因为服务型政府体现了人民政府的本质,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代表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     

地方政府伪创新的机理探究及反伪举措——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考量

追求理性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和追求机会最大化的微观企业无法成为制度创新的理性主体,而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目标和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恰恰契合了上述两者的优点,从而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创新的客体选择。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动态博弈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在创新中因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和与中央政府博弈导致的伪创新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种种反伪举措。     

消极与积极:宏观调控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困境——基于制度分析的框架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地方政府逐渐与中央政府成为利益相对独立的主体,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诸如政绩考核体制和财政分权体制等,给了地方政府在紧缩性的宏观调控过程中与中央政策博弈的动机;而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博弈行为惩戒力度明显不足,进一步强化了地方的博弈动机。本文认为,正是制度供给的不足导致了地方消极对待中央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在赶超战略的历史任务尚未结束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行为进入了制度供给的困境。     

我国地方政府体制改革路径的反思

伴随着我国30年的改革进程,地方政府的积极功能被极大地释放,同时,部分地方政府的腐败也日益严重.这种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改革的路径有逻辑关系.第一,我国采取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改革形式,这种利益主体博弈的渐进过程,使改革基本平稳,却使地方政府权力约束趋于软化;第二,我国采取中央统合主义的改革策略,使改革避免了社会震荡,但是,地方政府创新能力受到一定抑制,并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普遍存在;第三,我国实行以行政力量为推动力的改革手段,增强了改革的成功几率,却也使地方政府寻租现象严重;第四,我国改革实际呈现出"悬浮"于民众与社会需求的单向性特点,这种政府主导式的改革,使社会发育与公民参与都没有到位,无法保证改革动力的充分展示.今后,我国体制改革的继续推进,路径完善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政府合作社制度--地方政府间博弈的一个林达尔均衡

公共物品的层次性决定了地方公共物品只能由地方政府供给;而外溢性地方公共物品的存在使得地方政府在这类公共物品供给的过程中相互博弈。地方政府间博弈必然引致地方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有效的制度创新是解决地方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基本路径。政府合作社制度使地方政府间合作通过经济契约制度化,是地方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博弈的一个有效的林达尔均衡。     

动力耦合：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浙江经验

近年来,浙江省在廉政制度创新过程中打破了传统的碎片化、运动式的反腐倡廉治理路径,紧扣"清权、确权、亮权、督权"四个关键环节,构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度,通过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制定严格的考评机制等,探索出一套制度化的廉政制度创新模式。浙江省地方政府廉政制度创新的动力机制,与贯彻型创新模式、发展型创新模式和竞争型创新模式相契合,也与中央对地方政府廉政建设的要求、本地发展要求、社会环境以及其他内外源动力因素相耦合,为浙江省廉政建设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地方服务型政府在国家建设中的政治准则

构建地方服务型政府在根本上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密切相关，需要在国家、政党和民众的关系结构中去定位自身。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关键是寻求地方政府的权责统一，即是在有效规制地方政府权力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能效，以此实现民众的利益诉求，履行政府的责任。政府权力的规范并不简单地以构建有限政府为最终目标，对于政府权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更充分地开发政府的能效，并保证政府能效发挥最终的合理性；政府的责任则是现实中的具体责任，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与抽象理念上的责任的协调，不同层面的责任及其相互关系决定了政府责任的最终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