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有叙述者，抑或必要时才有叙述者

（至少）就文学叙事而言,我建议用下述方式来理解“叙述者”：一个内在于文本的语言位置,正在进行的叙述话语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这个位置上,话语所涉及的存在物、行动和事件也在这个位置上被标记出来。通过转喻转移和人格化的双重过程,“叙述者”这个术语被用来指代在这个位置上的假定占据者、叙述话语的假定生产者。叙述者是一个通过语言标记的、文本投射的、读者辨别的位置,这个位置上的占据者需主要从交际角色来看待,它不同于真实世界中有血有肉的（或计算机的）文本生产者。本文简要描述了八个不同的一般因素（语言学的,哲学的,方法论的和一般文学理论的）,这些因素能够促使叙事学家判断叙述者在其文学叙事的一般模式中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种类/实例,还只是一个可选元素。在文章结尾,本文论述了近期两个试图规避这个选择的理论行动：重新描绘叙事学家的研究对象范畴或重新界定叙述者概念自身的地位。     

驳泛叙述者论

很多当代叙事学家都认为所有的虚构叙事都有一个不同于作者的虚构叙述者。这一观点被称为“泛叙述者论”。本文以充分的理由驳斥了这一观点,同时指出那些看似支持这一观点的重要论据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在简要介绍小说理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角度来说,都没有必要为每个虚构叙事假定一个虚构叙述者。     

谁是叙述者？

“谁是叙述者”这个问题,对叙述者概念是虚构叙事的区别性内在代理者,提出质疑。这个概念曾经误导性地包含了虚构性。本文探讨了热奈特对叙述者类型的划分。在比较故事外的同质叙述者与故事的叙述者之后,认为所有叙述者和人物都在叙事中得到同等程度的再现。文章接着考量了故事外异质叙述者的情况,不仅研究了全知叙述和外聚焦的含义,而且也反驳了如下观点,即在这类叙事中,需要区别性叙述者,以便展示虚构的信息是已知的而不是想象的。在讨论作者对虚构话语的责任时,文章参照了言语行为理论,表明传统的虚构作品“假装”模式并不完善,一个可接受言语行为阐释不会假定有一个叙述者的存在,因此叙述者要么以角色身份,要么以作者身份出现。文章还讨论了针对本论点几种可能的反对意见：不可靠性的含义,关于局部叙述者和隐性叙述者的观点,以及隐含作者问题等。最后,本文简要阐明了该观点之于从修辞性角度而非从再现性角度来理解虚构作品的意义。     

史传叙事与古代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

史传叙事的春秋笔法和作者意图对古代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产生了影响。叙述可靠性的研究路径主要有修辞性叙事学路径和认知叙事学路径。就修辞性叙事学路径看，史传叙事让历史小说的叙述可靠性不再完全由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关系来决定，作者的真实叙事意图对叙述可靠性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就认知叙事学路径看，史传叙事让读者对历史小说的史实、虚构、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作用形成共识，这些共识导致读者对历史小说叙述可靠性的理解并非因人而异，反而有一种趋同倾向。     

论《檀香刑》中的女性与叙述声音

《檀香刑》采用多层次多重叙述者来讲述故事,以"有声的女性""无声的女性"切入解读《檀香刑》的女性与叙述声音,探讨女性叙述者的声音在何种意义上被"规训",又在何种意义上溢出"规训",多重人物叙事之间呈现出怎样的裂缝,以及叙事情境中的声音转换及其效果等问题,这对理解女性在该文本中的位置和角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文学对经典文本的戏仿

戏仿（parody）这一概念在古希腊文学中就已经出现，如今，它已不仅是一种写作技巧，而且成为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具有通俗化倾向的小说的叙述特征。20世纪末兴起的网络文学中，对经典文本的戏仿成为一种重要的表现方式，网络写手们通过谐音、文字游戏、情节颠覆的方式，对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进行重新刻画，创造出一个个令读者耳目一新的新文本，既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影响，也表现出对小说叙事艺术的探索。     

浅论近期范小青短篇小说的叙事形态

在当代文学作品中，范小青的短篇小说创作在叙事形态上独树一帜。其小说的叙事形态不仅仅是对现实的表述形式，更具有整体性和宏观性，能够表现小说的精神品质和艺术特征。品读范小青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其叙述者是洞明世事的，叙述语言具有真情实意，叙述对象平凡真实，这些恰恰构成了范小青短篇小说与众不同的叙事形态。     

卢梭的人民概念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现代国家秩序的正当性是根据公民个体的理性能力和他们之间的协议来考量的。卢梭不仅主张人民主权是正当统治的最后基础，而且假定人民意志的存在或者普遍的情绪和行动凌驾于个人的情绪和行动之上。在卢梭哲学中，再没有哪个方面，像他的人民主权概念框架这样，受到了如此不同的解释和持久的关注。卢梭理解力上的窘境源自其铁板钉钉的平等、齐一和和谐的“人民”概念。卢梭从人民作为政治（哲学）概念向文学（文字学）概念转换，将政治的关怀与文化的关怀联系起来，人民成了强烈情绪化的对象，它被说成是一个感情的共同体，用这种话语来抵挡政治现代性，其当代意义还需持久消化。     

空想社会主义:一种被遗忘的共和主义叙事——基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乌托邦思想之考察

虽然说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阐发的空想社会主义属于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新的理论阶段,但是在叙事话语和逻辑内核方面他们很大程度上承续了柏拉图和莫尔,即乌托邦思想中潜藏着共和主义叙事。不仅如此,空想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共和主义叙事,同样被遗忘于共和主义知识谱系之外。通过对相关文本的分析,我们着重从共和主义的视角对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了诠释,并希望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重新书写到共和主义的政治光谱之上。     

试析小说叙事时间的三种形态

小说的叙事方式包括叙事主体、叙事动机、叙事时间和叙事语言四个方面。其中叙事时间是小说叙事方式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要素。它的变化常常牵动视角、语态、模式等方面的变化，因为“时间就是变化的第一种形式”（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时间的本质意味着变化。作家对叙事文本的把握，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有效利用上。叙事时间作为一种叙事手段，无论它以如何复杂的面貌出现，总可以根据它的表达方式概括出其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笔者认为现实时间（故事时间）是小说的基础．如若以此为参照系．则可把小说时间分为习惯现实时间、…     

《迷失在游乐场》中的后现代主义叙事特征

约翰·巴思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其作品《迷失在游乐场》中的叙事特色，正体现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引证性、片面性、不连贯性和不确定性等。巴思在《迷失在游乐场》叙事结构上有很多创新，例如循环结构和对应结构。另外，叙事方式中不可靠叙述的应用使得《迷失在游乐场》中的故事之一《墨涅拉俄斯》在环环相套的叙述中讲述出来。叙述的不可靠性，需要读者不断地对叙述进行双重解码才能理解原作意图。     

试论文学比喻的“异质”、“远距”特性

“异质远距”原则是英美新批评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比喻原则，为了扩大比喻的容涵，使想像的空间更广阔，常使喻体和喻旨分属完全不同的经验领域。“异质远距”比喻与一般修辞比喻在诸多方面有着很大不同，认识并分析文学比喻的“异质”、“远距”特性，对于更好地理解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非文学文本语言之间的差异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小说《宠儿》的文本叙事创新分析：主体间性视角

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被西方评论界视为加世纪女性主义和黑人文学的经典之作。运用主体间性理论从读者接受视角分析该小说文本，不难看出，作者巧妙地运用了蒙太奇手法、多重叙事视角以及隐喻性语言的叙事手段，不仅使小说独具一格，同时也给读者的解读活动留下了诸多悬念和空间，这些特色使小说《宠儿》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     

主体分歧与策略选择:工程项目社会风险博弈形塑的社会学分析

工程项目风险仅仅是安全事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些工程项目除了技术上的施工安全,还内涵着社会不稳定的影响因子,它是中国迅速增多的社会风险中极具典型意义的面向。如何从纷繁复杂的社会风险事件中抽离出其内生逻辑,需要社会互动及其行动策略的客观场景的呈现。政府、公众和媒体作为利益表达的三个主要群体同处在一个博弈场内,不同的角色定位形成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区隔——政府的"维稳"话语系统、公众的"民权"话语系统与媒体的"信息传导"话语系统。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不同主体的多元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风险的生产和演化。风险认知结构化导致了"精英联盟"的风险叙事和"草根与民粹"的话语言说之间的对立,最终,风险沟通失败带来了社会风险的显化。     

斯图亚特·霍尔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三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仅在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在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霍尔从三个层次入手重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内涵层次上，霍尔既反对“经济还原论”也反对“唯心论”。意识形态和社会阶级不是必然的对应关系，而是偶然的接合。意识形态是表征系统，我们用它向自身和他人描绘世界的意义。在语言层次上，意识形态像语言一样运作，在根本上具有话语和符号特征。在实践层次上，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政治策略的问题。意识形态斗争包括为某个现有术语或范畴争得某些新意义的尝试，也包括让这个术语从其表征系统的位置上脱离链接的努力。符号(话语)斗争是社会主义政治策略新形式。     

从《尤利西斯》看现实主义下的意识流文学

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渗透到文学的每一个角落。意识流文学是在现实主义的影响下,在西方文学中出现的一个重要流派。意识流文学作家从叙事时间、叙事模式、思维模式以及心理描写等方面大胆突破,反对虚构故事情节,主张反映真实的生活,再现客体（包括人）的实在性。通过对詹姆斯.乔伊斯在意识流小说《尤利西斯》中的艺术技巧的分析对西方意识流文学的现实主义特征做了廓清,同时为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文学的转型提供研究的平台。     

20世纪中国四种文化幻像

２０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叙事发生根本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尤其体现在现代中国民族关于政治、伦理、理性、审美等话语形态中。然而由于它们本身只是在西方文化叙事影响下的产物，所以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残酷的现代性幻像。中国民族也不可能通过这种非法的文化叙事与现代世界发生真正的交流和对话。在当代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以审美话语为基本代码的后现代叙事，它对于在一个世纪的阵痛中刚刚有点现代性萌芽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更加危险的     

我们应该怎样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我们倡扬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 ,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 ;反对“混合主义”、“新左派”和“后现代”的治史态度 ,反对庸俗的技术主义。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既不硬套政治文件的结论 ,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 ;应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 ,以求获取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效的发言权 ;对一系列的关键词重新清理和厘定。我们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视野 ,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     

试析我国侦探小说的叙事方式

我国侦探小说在经历了西方模式、前苏联模式之后，新时期的侦探小说无论在题材的选取上还是艺术的技巧乃至叙事的策略上都突破了过去那种创作主体意识狭窄、模式单一的状态，各自以独特的表现形式共同形成侦探小说文本的多元共存局面而真正进入反模式时期。叙事结构的复线行进、两种叙述角度的同时采用、侦探过程弱化、人物心理探微以及结尾的违反常情等超越传统的玄学侦探小说，颠覆了常规侦探小说的许多或全部规范。     

虚无：从历史到主体——张爱玲文本的别样人文关怀

张爱玲的文学世界不仅是一个悲剧（或悲观主义）的世界，更是一个贯透了强烈虚无感的世界。不可否认，虚无感意味着张爱玲中止主体心意的价值牵挂，从价值的关怀状态向非价值的本然状态的滑落。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张爱玲是一个纯粹的虚无论者，不等于说她的文本不具有人文关怀的力量，本文从历史、生存、真人、主体四个方面论证张爱玲文本中的人文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