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理论分析与中国关怀——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是治理公共危机的理想模式。社会资本的充分发育则是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得以实现的基础。当前中国社会资本"二元并存、发育不良、分布不均"的总体状况严重制约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在中国的实现。鉴此,在中国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需要整合和改善中国社会资本总体状况,并重点培育和发展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社会资本。     

突发公共事件视野下的公民伦理精神

突发公共事件的频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可避免的现象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重大。公民伦理精神的倡导和彰显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它有利于政府与社会二元主体的协调互补,实现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社会自我管理和政府适时干预的最优组合。其次,它有利于积聚和储存社会资本,减少或降低因突发公共事件而付出的高昂的社会成本。当前公民伦理精神的当务之急应当抓两个方面:建立社会信任;强化荣辱观念。     

资本伦理及在中国经济伦理发展中的地位

资本伦理拓宽了应用伦理学尤其是经济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丰富和提升了经济学理论研究.对资本伦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帮助人们全面审视资本的功能与作用,促进人们对资本自觉有效的支配；有利于资本本身的健康发展；有利于寻求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资本伦理在整个经济伦理学中占据着核心与主导地位.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产生于鸦片战争以来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和重构,这一背景决定了中国资本伦理研究应以中国现代化为主题,走进现实生活,并通过对中国传统伦理学的改造,创造出以现代化的资本创生为内核的本体论,并把对资本的现实和形上的思考结合为一体.     

和谐社会视角下我国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

和谐社会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题词。政治伦理在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在现代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政治伦理应该定位于政治公共领域,服务于政治公共领域。我国现代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应该定位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统一。     

科学技术、公共领域与和谐社会

就科学技术发展来说,“和谐社会”这一概念不仅直接强化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而且在其涉及新型工业化道路、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网络伦理等问题方面又显现出了对科技发展的公共价值的相应反思。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公共领域来把握科技与社会的协调关系问题。科技进步无疑推动了公共领域的兴起和发展,但科技发展及其生态和社会效应本身也可以作为公共问题在公共领域层面获得政治伦理考量。也就是说,在公共领域中通过建构科技公共交往机制,确保公众最大程度地参与科技发展的公共决策,进而推动权力、资本和知识精英围绕着科技与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持续协调发展问题,提出适合公共利益的解决方案,从而促进和谐社会的逐步生成。     

现代共享性政治伦理范型:经验、知识及其信念——“文化公共性”的实践叙事与价值逻辑

政治伦理是现代公民社会"政治文明"的内核和灵魂所在。立足文化"公共性"这一新的学理视角,当代中国新"政治伦理"文化信念之理据的价值辨思、规范化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的政治伦理研究,以及基于合法化和正当性本身的未来中国社会的合理的政治伦理信念之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坚持以美好生活承诺为终极伦理信念,以"政治正义性"为核心伦理价值预设,以民主政治下的公共"治理"为工具性/功能性伦理目标,以权利、平等、自由、参与、宽容等为实践性伦理运行原则,致力于与现实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理论模型的设计与实践;二是着眼于健全的公民性政治人格、优良政治的德性素养的养成。具体路径有两条:一是对一种建立在公共伦理基础上的优良制度理性的慎思明辩与实践求证;二是"社会道义"的理性熔铸——公正之为目标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责任担当;三是立足中国伦理文化语境,搭建国家与社会之间对话、合作及其良性互动的平台。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力

作为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间的价值托付,公共信任建设目标在"信任"而关键在"公共"。基于此,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规范力要求伦理规范的设计要合情、合理、合时,强化伦理规范践行效果的监管与反馈,谨防知而不行的伦理伪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监督力强调监督的伦理本真是求真与向善,突出道德信用机制在伦理制衡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教育实践力要求家庭监护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政府应以公共事件为契机公开而透明,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道德引领力倡导政府要通过顶层设计形成道德引领制度化,形成全社会尊重、效法道德榜样的伦理风尚,舆论传媒则要秉持职业良心,以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夯实道德引领的社会基础。     

中国公共领域发展滞缓的传统归因与现实路径

以包括公共空间、政治讨论和理性批判在内的现代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要素为理论关照,从传统社会结构、传统社会的公伦理文化的特点和法律保障的缺失三个方面解析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缓慢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公伦理文化和法律保障的缺失抑制了公共领域的发育。发展公共领域的现实路径是：市场经济解构了传统社会,为公共领域的孕育和发展创造了社会前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公共领域及其观念生存和发展的政治前提。     

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力北大核心

作为伦理实体与道德主体间的价值托付,公共信任建设目标在“信任”而关键在“公共”。基于此,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规范力要求伦理规范的设计要合情、合理、合时,强化伦理规范践行效果的监管与反馈,谨防知而不行的伦理伪善;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伦理监督力强调监督的伦理本真是求真与向善,突出道德信用机制在伦理制衡中的积极作用;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教育实践力要求家庭监护人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教师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政府应以公共事件为契机公开而透明,培育公民的参与意识;社会公共信任建设中的道德引领力倡导政府要通过顶层设计形成道德引领制度化,形成全社会尊重、效法道德榜样的伦理风尚,舆论传媒则要秉持职业良心,以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夯实道德引领的社会基础。     

社会资本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行动逻辑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务需运用相关理论加以多维度考量。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表明,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之社会资本经由促使公民生成宽容和妥协的心理气质、遵从规则与秩序的伦理意识、合作互惠的道德品质而推动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当下中国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普遍信任社会资本的短缺、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以及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缺失均极大地制约了社会和谐度的提高。故此,必须采取推行美德教育、重塑公民的美德伦理,强化法治与程序建设,培育民间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多元并举的行动策略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最终加快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嬗变与启示

西方公共管理伦理的演变经历了奉行效率至上的传统时期、倡导社会公平为主的新公共行政时期和推行以市场化为主的新公共管理时期。它演进的主要特征是效率观贯穿于其演变的全过程、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成为其体系的核心、中心化与边缘化价值诉求共存的价值结构形态将长期存在。它的嬗变对我国公共管理伦理体系建设的启示体现为:实现现代公共管理伦理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厘清现代公共管理伦理的作用场域及其相应的规范标准;构建效率与公平兼顾的现代公共管理伦理体系;促进公共管理主体道德自觉自动生成机制的形成。     

论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作为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之社会资本，经由促使公民生成宽容和妥协的心理气质、遵从规则与秩序的伦理意识、合作互惠的道德品质而推动着和谐社会的构建。然而，当下中国大陆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普遍信任社会资本的短缺、规范互惠社会资本的亏空以及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的缺失，均极大制约了社会和谐度的提高。故此，必须采取推行美德教育、重塑公民的美德伦理．强化法治与程序建设，培育民间组织和第三部门等多元并举的救治策略来提升社会资本存量，从而最终加快和谐社会构建的进程。     

新时代社会公共信任建设的伦理基础

公共信任的核心要义是伦理普遍性,实质则是公众对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诸领域伦理普遍性诸形态的信任问题。政治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在权力,要强化规范性的伦理建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严治党,确保权为民所用;经济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财富分配的正义性,对公权与财富私通、市场主体间恶意竞争要零容忍;文化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真、善、美,产业化过度是文化领域伦理普遍性祛魅的直接诱因,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事业发展,确立讲政治、扬正气、促和谐的价值目标;社会领域公共信任建设的关键是伦理风尚,要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气质,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伦理。     

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管理伦理建设

公共管理伦理问题关注的是正义，并以正义为原则指导公共管理者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公共管理伦理在当代的公共管理活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社会转型期，分析公共管理伦理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权力与私人资本的博弈:政商关系之历史与现实

社会现实告诉我们,公共权力与私有资本都必须受到制约。在人类历史上,政商关系先后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神化、资本主义社会权力道德化和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客观化三个阶段。其中,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资本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将其关进了私有资本的笼子里。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依靠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主义市场政治上层建筑来制约公共权力;在此基础上,必须用公共权力将私有资本关进科学制度的笼子里,不能放任私有资本从经济走向政治染指国家政权,要坚持国家公共权力对私有资本的驾驭。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重塑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和正确处理政商关系,是全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保持一种强大的科学的公共权力优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的支撑。     

制衡资本权力——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

正义是政治的首要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表征。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缺乏制衡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往往成为现代社会中根本的压迫性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势下,制衡资本权力逐渐成为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命题,是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当然,有效规训资本权力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博弈、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的政治过程。在集中讨论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的现实必要性和基本途径的基础上,提出:在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与构建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国家自主、社会自治与价值均衡则共同成为有效制衡资本权力的前提条件。     

论资本的伦理规约和理性超越

在我国传统经济伦理学中,将资本理解为只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择手段的"不道德的资本",以至于形成"资本无伦理"的观点。其实,自"资本"诞生之日起,其就与"伦理"有着不可分离的联系。现代资本理论以大量的实证和数据证明,最有效的和最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是那种既能满足经济主体的个体利益、又能承担一定社会责任的市场制度。资本伦理作为经济伦理的分支应运而生,它在资本与道德的冲突中日益凸显出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人公共空间意识淡薄的原因

目前中国人的公共空间意识淡薄,游客在景区涂鸦这种公共空间意识淡薄的事件层出不穷。中国人目前公共空间意识淡薄有其历史渊源: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主要是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公共空间极其狭小。等级森严的熟人社会文化使中国现代文化缺乏平等博爱的公共空间意识基因。此外,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和模糊思维阻碍了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化。目前中国社会个人主义盛行,整个社会过分重视对经济资本的追求,忽视了对公共空间意识的培养。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一种系统的公共空间意识的生产,学校、公共机构和国家制度各负其责。     

论公共精神的培养

公共精神是公民道德和公共行政伦理的基础,培养起广大公民的公共精神,才可以建设良好的公民道德和公共行政伦理.公共精神的生长空间是公共生活和公民社会,它的人格化则是公民气质,故而必须落实到对公民个体的引导上.     

善治:中国的思考——以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研究范式

人类发展理念与全球化进程的整合产生了社会对“善治”的诉求,但是,社会资本与善治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的关系。随着我国不断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善治也终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取向。目前,我国现代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制约了善治模式的普遍形成。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现代公民意识,增强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必须发展公民社会的公共精神,提高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合作和互助水平;必须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现代社会资本的组织网络。社会资本的发展是推动我国“善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