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深化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正大部制改革始于2008年,在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示范引导下,许多地方政府推行了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此轮大部制改革的典型特征是机构整合。党的十八大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启动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新一轮大部制改革应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将改革的重心放在机制创新,通过建构"整体性治理"组织文化,搭建广大民众及公务员参与改革创新的平台,建立改革     

行政审批局模式的适用性探讨

行政审批局作为近年来行政审批服务领域政府创新的重要举措,备受关注,在一些地方风靡起来,同时也饱受争议。作为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试点,行政审批局模式体现了整体性治理的一些特性。而整体性治理不仅是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变革,还需要建立在协调机制、整合机制和信任机制等一整套运行机制之上。行政审批局模式目前还只是一些地方市、县的积极探索,没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上级相应机构与之进行对接业务,因而并非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标准范本,地方政府不能脱离本地区经济社会状况而盲目跟风,必须因地制宜。对于已经采用行政审批局模式的一些地方,可以结合整体性治理的基本理念进一步改革完善。此外,行政审批局模式的发展,还需要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机构衔接整合、信息平台建设和信息资源共享等一系列配套改革。     

大部制改革的逻辑与路径选择

大部制是当前我国正在探索的一种政府模式,自2008年启动以来,已经有五个年头了,其能否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命题.而整体政府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后政府改革发展的新趋势,对于我国的大部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本文以"整体政府"理论为分析视角,探讨其与大部制改革的逻辑契合点,提出基于整体性治理模式下的大部制改革实现路径. 一、整体性治理的缘起与地位 整体性治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公共行政治理理论领域最具创新性与前瞻性的理论之一.     

地方政府深化大部制改革的路径

大部制改革始于2008年，在中央政府大部制改革的示范引导下，许多地方政府推行了第一轮大部制改革，此轮大部制改革的典型特征是机构整合。党的十八大之后，地方政府开始启动了新一轮大部制改革，     

科层制、整体性治理与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变革

理解当下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情境下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主题。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政府治理模式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不断调适。调适的背后,是中国地方政府一以贯之的科层制架构,科层制作为常规治理机制,是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机体和基础,具有理性、专业化和高效率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结构僵化、部门割裂等问题,需要非常规治理机制来弥补。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除科层制结构进一步强化外,主要体现在非常规治理机制的变迁。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整体性治理兴起并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中充分体现,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动向。基于科层制和整体性治理的互动关系,本文构建出中国地方政府的"科层制为体—整体性治理为用"模型,并以H市经营类事业单位改革作为实证案例,展开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组织架构和实际运作是以科层制为组织机体、整体性治理为功用的模式,整体性治理的协调、整合和相互嵌入关系机制依托科层制架构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在作用机理上有效发挥了整体政府功用,科层制与整体性治理密切结合,科层制决定整体性治理机制作用的发挥,整体性治理弥补科层制的固有缺陷,两者之间是一种体用关系。     

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的实践探索与借鉴意义

无论是从中央的要求还是从地方改革的现实需要来看,按照大部制的方向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势在必行.目前,国内某些地市在实施"大厅局"制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和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例如,湖北随州的大部制改革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艰难跋涉;深圳的大部制改革意在寻找部门规模与职能的平衡点;成都的大部制改革表现为向"重点部门"开刀;浙江富阳的大部制改革则以"专门委员会"打破部门利益.这些探索和实践对我国即将开启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大部制改革需要充分认识大部制改革的条件,努力减小大部制改革的阻力,正确处理编制和职能的关系,科学有效地实施部门整合和监督,清晰界定政府部门的职能责任等.     

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研究: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推进,我国区域地方政府在跨界公共事务协作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区域政策的实际执行力。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都市圈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协作进程及其运转机制的分析与评估,发现其虽在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协作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但区域治理中的"碎片化"状况仍未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必须构建京津冀都市圈跨界公共事务整体性治理模式,以推进区域内地方政府的有效协作。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推进都市圈内各个地方政府自身行政管理体系的整合,构建跨区域整体性合作组织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整体性协作治理网络是区域地方政府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一种有益尝试。     

大部制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初探——以某沿海城市为例

大部制改革的本质是解决“三权”的合理划分与相对分离。大部制下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遵循满足需要、总体统筹、系统整合、制约协调、总揽分别的原则；既要体现与中央大部制改革的对应性又要体现自身特色，从国家权力结构划分层面予以推进。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仍然存在着机构林立、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相互推诿挚肘等问题，势必会减弱中央宏观调控力度，影响地方政府服务水平。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就是在地方政府推行大部制改革，科学合理地设计地方机构改革方案，并加以有效地组织实施。本文以某沿海城市为例，在分析其机构设置现状的基础上，按照大部制的理念设计了其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以期对即将展开的地方政府行政体制提供理论支撑和思路借鉴。     

基于大部制模式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刍议

推行大部制是地方机构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但作为一场深刻的政府自我革命,地方政府在推行大部制的进程中面临着职责同构、部门利益、机构磨合、代理缺位等诸多困境。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顺利推进,应采取的策略是:进行政府职责和机构的再设计;科学平衡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构建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快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改革。     

中国地方治理的新模式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在实践中,中国地方治理形成了一种整合治理模式,政府通过资格认定、精英吸纳、资源支持、项目化运作等方式,对市场和社会主体进行跨界整合,形成一种隐性控制机制。这一治理模式显著提升了地方政府能力,也存在政企联盟、社会运作行政化问题。推进简政放权、法治行政、责任政府建设,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已经成为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核心诉求。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政治学视域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首先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而存在的,因而从政治学的视角去分析就显得十分必要.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中将会面临一些困境和挑战,这需要从改革思路、改革方向和改革举措等三方面共同着力加以解决.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行政生态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困境及其破解之道

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目前面临机构对接、条块协调、人员分流、权力监督等方面的共性困境。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分析,大部制改革的困境主要源于当前我国处于过渡社会阶段的特有行政生态环境,具体可归因于纵向权力配置中行政高度政治化的权力异质性、社会保障力度弱导致的改革基础脆弱性,以及法治政府建设滞后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形式主义。因此,为使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深入推进,必须改善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面临的行政生态环境,主要是层级政府间应科学划分政治性权力与行政性权力的边界;各级政府应加大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夯实改革的物质基础;中央政府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制,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党的十九大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内容与特点

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为导向,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建构中统筹推进内涵式大部制改革,是党的十九大后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总体思路。从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视角看,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重点是优化职能配置以解决机构设置问题,按"以党领政"的原则统筹党政军群机构改革,通过完善决策监督体系的顶层设计、党政机构合署合并、部门功能归口管理等方式整合职能,提高治理效率。为适应新时代有效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新要求,本次改革体现的特点是:坚持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整体性治理理念,以职能导向型的整合式改革优化治理结构,构建联动配合的运行机制推进治理主体协同化,以高效规范的内涵式改革促进治理方式转型,同时也体现了行政体系向治理体系转型升级的内在逻辑。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

创新政府治理模式,形成有效的管理与协调机制一直是政府和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各国政府改革的共同方向。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必然导致组织的创新。在西方,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普遍使用,已经兴起了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新模式,即整体性治理,它主要是针对新公共管理带来的碎片化、空心化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而提出,强调整体与合作,不再围绕特定功能建立组织,而是以结果和目标进行组织设计与创新。整体性治理模式的组织创新主要体现在以协同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以结果为导向的组织目标和以整合为核心的运作机制,同时强调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基础。这对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党的十九大后中国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和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了八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机构裁撤和功能调整的大部制改革。以往的七次大部制改革,取得了机构精简、人员减少、职能转变等成效,但仍然存在着职能重叠、人员冗余、多头管理等问题,尤其是大部制改革一直局限在政府体系内部。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深化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为大部制改革指引了方向。十九大后,在习近平新时代、新思想的指引下,新一轮大部制改革的总体创新思路是:将政党、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纳入到大部制改革思路的确定中;将"大系统"概念纳入大部制改革机构调整方案中,打破了过去局限于国务院部门之间的"大部制"概念;将加强和优化"党的领导"明确为国家机构调整的重要原则,贯彻到大部制改革全过程之中;将"机构随功能走"或曰"结构功能相匹配"原则落实到机构职能、级别、编制、权能的规范中。经过本次新的大部制改革,今后中国的政府机构必将更加结构合理、功能完整、关系明确、运行高效。     

英美日俄大部制改革的历程、特征及其启示

梳理英美日俄四国大部制改革的实践与特征,可为中国提供有益启示。英国采取"切香肠"式改革重组大部,部门内设政策局和执行局,由整体性系统改革转向渐进式改革。美国的渐变整合式改革,先合并职能相近部门,再整合跨领域部门;除了部内职能司局外,设置大量独立机构。多元主体参与的日本大部制改革遵循法治化原则,以职能优化为基础重组大部,部内设职能司局、部属外局及独立行政机构。俄罗斯大部制改革具有滞后性,"行政三分"改革导致"二元分化"格局,总统直接管辖的强力部门持续走强。四国大部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对中国的重要启示是:坚持法治化原则,在尊重国家治理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推进大部制改革,以职能优化原则重组大部,以"行政三分"原则构建部内组织运行模式,实施整体性政府建设克服大部制改革的弊端。     

通过大部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大部制是市场经济体制走向成熟的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府管理模式。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大部制改革是中国政府为适应新形势下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前大部制改革面临权力和利益难以整合、部门内部难以协调、人员难以分流、权力难以监督等诸多阻力。在当前形势下,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注重民生、努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加强政府职责和机构设置的法制化建设等,是大部制改革突破阻力、走出困境的重要路径选择,也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具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