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态与社会生态:生态批评不可忽视的维度

生态危机不仅仅限于自然生态危机,还有社会生态危机以及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批评不单只是关注自然生态这一层面,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样是生态批评必须关切的对象。生态批评应当与深层生态学改造生态价值观念的主张相呼应,引导人们回归"内部自然",由纯化"小宇宙"继而净化"大宇宙"。同时,生态批评还应该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社会生态,通过呼唤健康的社会生态推动良性的自然生态的重建。     

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生态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以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核心,通过对劳动、资本、异化等相关概念的分析,将人类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马克思生态伦理思想从以下三个认知层面展开:一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原初动态平衡关系,强调了自然对人的"先在性"和人所独具的"能动性";二是生态危机呈现及其深层次原因,认为伴随人类工业文明进程的是自然界遭到破坏而出现了生态危机,并探究了引起生态危机的根源;三是克服生态危机的途径,主张解决生态危机之道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变革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落后的价值观念,以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契合。马克思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生态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道家生态哲学思想探析

道家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以"道生万物、物我为一"的生态自然观、"道法自然、万物不伤"的生态伦理观、"知常曰明、顺物自然"的生态实践观为切入点,探讨道家代表人物老庄哲学中所蕴涵的生态哲学思想。     

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及公民生态意识培育

马克思生态思想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统一。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命延续的物质,也是人类精神的无机界,自然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场所,使得人的类本质得以体现,人的发展同样是随着人在自然中的生产能力的不断提升而获得的,因此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主张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处理好实践的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这无疑对于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培育公民生态意识就要做到生态反思、生态情感、生态思维、生态责任的全方位渗透。     

“道法自然”的生态伦理学意义

生态危机是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结出的恶果。在生态伦理学的研究中,"今往古来"是一种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古代道家思想中,"道法自然"是老子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又与生态伦理学相关的一个论题。在这个观点中,老子第一次将"自然"作为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提出来,倡导人类应效法天地万物,通过体悟自然之道而指导我们的行为。这种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与今天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思维是契合的。对当今治理社会与环境问题有很大的指导与启迪意义。     

浅析中国生态城市建设

党的十八大提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把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生态城市的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生态城市建设是我们实现经济与资源良性循环、协调发展的历史必然选择,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施科学发展观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生态城市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是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具体要求,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阐述了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途径,为中国生态城市的建设指出了发展方向和理论依据。     

生态秩序与德性伦理:生态文明建构基础和软向度

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维护生态秩序的交互性为己任,内涵着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的合一;其不再纠缠于德性善恶问题,重视实践基础上培植人的德行完善为目标,强调个体价值与自由的实现应放在宇宙生态整体平衡性中进行,以及人在求真求善活动之上以合于自然形式不断满足灵魂的愉悦。这种旨在建构一种本质的、内在的、整体构成性的生态秩序,重视对培植由"德性"而"德行"的德性伦理路径探索,是把人类的福祉与德性生态观联系在一起。     

生态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辨析

生态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都是当代西方生态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社会运动"的主流,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对西方政治格局和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仍然存在许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思想方法、政治主张、价值取向等方面。本文分析阐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以加深人们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     

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的成都特色生态城市模式研究

随着人和自然关系的深入变化,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进行社会发展的同时,须将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方方面面,我国已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的文明建设中,尤其在进行城市建设中更应将生态文明贯彻始终,实现构筑"五位一体"的建设框架和目标。当前,成都正处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如何能够探索一条成都特色生态城市模式,显得极为必要。而成都所具有的先天的自然环境基础和良好的人文生态基础,为成都建设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因此,从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和人文生态环境建设两个方面去分析成都在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下探索特色生态城市模式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整体生态观与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整体生态观以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认识为基础,要求在实践中改造自然并"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解";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以"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为基础,以"制天命而用之"的实践态度追求"乐山乐水"的美学境界。这两种理论形态都具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意蕴,将二者相结合能够完善我国生态伦理制度的建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执政党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境界——以生态概念的四重内涵为视角

生态概念伴随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逐渐深入而不断变化,大致包括与人分离的"自然"或"环境",为人所用的"资源"或"能源",与人相关的"时空"或"系统"和与人同一的"文明"或"观念"等。后者并非对前者的否定,而是对前者的跃迁和提升。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且在具体措施中分别从"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及"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四个角度展开。而这四个角度分别与生态概念的四重内涵相互对应,充分说明其对生态的理解是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有关生态研究的智慧结晶,也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特色,更作为一股思想力量和精神动力推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生态意识及其构成分析

<正>生态意识不仅是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生态文明实践的前提条件。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自然、社会、人和谐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精神及制度等方面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不会自发地产生,它需要人们的自觉追求并积极参与,生态文明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人们生态意识的形成和完备,因此,探讨生态意识及其构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奥康纳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詹姆斯·奥康纳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认为"社会劳动"是物质性与文化的双重实践,以此来把握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批判的视角,分析了资本逻辑下带来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其生态思想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警惕"消费异化"带来的危害。     

《庄子》生态美学思想研究现状

庄子是中国先秦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是道家学派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传统的中国哲学中庄子的生态美学具有独特性。庄子通过对人间苦痛的感受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从而产生了自己的生态美学思想。"道"是庄子生态美学的最高范畴。庄子主张顺从自然、敬畏自然,并且超脱自然生命,从而到达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庄子的思想充满了生命的情感,他主张遵循自然运行规律,并且推崇无为无功,执着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美感。     

中国古代生态思想对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启示

新时代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快速发展,同时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也面临极大的挑战。生态伦理学是讲述人和生态的哲学。新时代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就要有新的生态理论体系。我国古代生态伦理主要包括儒家、道家、墨家,但各学派的侧重点不同,比如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强调以仁爱为主的人与自然关系;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突出人是自然的一员并与世间万物有平等关系等。我国古代各学派伦理思想对当代生态建设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重要思想源泉。     

论政治生态之于自然生态的生态学意义

"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长时段政治经济建构的历史产物",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政治—自然的本质。分析政治生态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是新时代中国环境治理的现实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政治生态思想的题中之义。从"政治生态之于自然生态"问题入手分析"政治生态之于自然生态"的生态学意义,对于论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政治保障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我国的主要生态风险,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政治生态话语中的生态观迷失与回归

近年来的高压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激发了中国"政治生态"的话语热潮,然而,当前的"政治生态"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实践话语,而非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政治与生态基于不同方式的结合而形成了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已发展成为包含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分支的成熟学术领域,而政治生态学则研究较少。中国现有的泛化的政治生态话语、文学化描述的政治生态话语、本末倒置的政治生态话语存在生态观的严重迷失。要走出生态观迷失的困境,建构政治生态学理论,需要在生态内涵上实现个体性评价向结构性和规则化观念的回归;在生态伦理上实现从道德整体主义与等级制向个体生命伦理与互利共生关系的回归;在生态运行方式上实现从一体化结构的单向控制向多元分化与制约平衡的回归。当然,生态学的政治价值是有限的,除了"自然正义"以外,我们还需要求助于"社会正义"作为现代政治转型的理论支撑。     

思想政治工作的生态价值

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客观环境条件,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生态基础。作为各项工作"生命线"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其宣传解释、预警防范、环境教育、价值引导等价值功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一个宜人的自然生态环境。     

生态移民: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发展的战略选择——以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为例

党的十八大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第一项重点任务就是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在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包括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等6个地区,人口密度低,森林资源不同程度受到破坏,生态退化。当前国家重点森林生态功能区建设的重点工作就是实施生态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