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行政指导救济制度初探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行政手段,被广泛地运用于当今中国的各个行政领域。由于目前行政指导缺乏法律法规规范,行政指导侵犯相对人权益的事实大量存在。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分析构建行政指导救济制度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并提出其具体的构想,将促使行政指导在法律规范下健康发展。     

行政指导及其改进思路——以行政管理窗口部门的实践为视角

我国的行政指导,旨在通过指导尽可能地取代强制执法,从而强化对行政管理权力的约束,推动政府部门由以管理为主向以服务为主的治理转型。从近几年各地行政管理窗口部门的实践来看,行政指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暴露出行政指导权的设立程序缺乏规范、行政指导的实际操作缺乏量化标准、行政指导的责任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引入由人大领导的听证机制,健全行政指导权的设立程序;建立累积制度,确立行政指导在实际操作中的量化标准;试行附随式司法审查,完善行政指导的责任机制。     

行政指导制度比较研究

国外一些国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对行政指导制度进行了规范,明确规定了行政指导的越权无效、合法指导、自愿协助和非强制性等基本原则;行政指导的说明、交付、陈述和公布等程序;行政指导的辅导、协助、劝告和建议等方式;行政指导的救济方式等。这些规定对完善我国行政指导的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有借鉴意义。我国目前行政指导制度存在的问题有:立法相对滞后;违反自愿原则实施指导;透明度不高;责任不甚明确,救济缺乏力度。建立和完善我国行政指导制度,就要加快立法工作,确立行政指导的原则,规范行政指导的程序,统一行政指导的方式,建立行政指导监督和救济制度。     

官员道歉存在的问题及其路径选择

官员道歉是一大进步,是权力回归理性的表现,反映了官员和百姓间关系向着平等方向变化的新趋势.当前官员道歉存在着官员道歉整体状况仍然处于自发与非制度化的阶段,某些官员道歉缺乏诚意,道歉成为某些官员规避责任的工具,道歉有时并没有成为提高管理水平的正面措施等突出问题.规范官员道歉应做到: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官员道歉;官员道歉必须基于良知和责任;官员道歉需要他律来约束;道歉后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公众的最终诉求.     

小议行政道歉的特质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入以及责任政府理念的普及,有关行政道歉的事例屡见不鲜.行政道歉即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基于行政权的行使或者其他影响行政主体良好形象的违法或者不当行为而向社会公众或者特定行政相对人表达歉意的行政责任承担方式.作为行政责任的一种方式,行政道歉具有精神抚慰、恢复原有社会评价、救赎愧疚、争取理解、平息怨气、降低社会成本等功能.与国家道歉、司法道歉、刑事道歉、民事道歉详尽比较之后,发现行政道、歉的五点特质:致敷主体恒定性、致歉对象多样性,致歉关系不平等性、致谦因素职责性和致歉过程互动性.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问题与方法: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评估(1995—2005)

为了避免行政学研究陷入自说自话缺乏反思的境地,本文对近10年来中国行政学研究主要成果做了评估。基于现有的行政学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中国行政学研究有如下几点需要引起关注:缺乏学术规范自觉,学术评价机制无法取得共识;对研究方法缺乏持续性反思,行政学知识增长缓慢;实证研究严重短缺,研究成果结构性失衡。     

行政规范及其制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行政规范主要的特征为行政性、规范性和效力的层次性。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它可分为法规性文件、规章性文件和其他行政规范。但我国在行政规范的制定上存在缺乏明确的表现形式和欠缺必要的程序问题。要完善行政规范制定制度,应进一步明确可以制定行政规范的主体资格,明确行政规范的名称,加强对不必要的党政机关联合制发行政规范的行为的限制,加强关于行政规范制定的程度规定,明确行政规范未经备案不得施行,赋予行政规范以适当的法律地位。     

行政指导的程序规范探讨

行政指导既不同于设立规范的行政立法行为,也不同于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执法行为,它并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行政指导的目的与其他行政行为无异,仍是为实现一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行政相对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指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基于对行政主体的信任,因此行政指导不应该是一个任意的不受约束的行政行为。但是由于行政指导的特殊性。立法不可能对其内容作具体规定。那么．要规范行政指导行为,最重要的是通过立法规定行政指导行为的程序。     

村委会选举中的行政侵权及其救济

在现行制度框架下,一方面,由于缺乏村委会选举权利的救济制度,进而导致村民选举权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的保障;同时,另一方面,对行政侵权行为处罚不力,又无法真正对其加以控制,这两者无疑是当下乡镇机关频繁侵犯村民选举权的制度性因素,从而阻滞了村民自治实践的发展。因此,健全村民选举权的宪法、诉讼和行政救济体系,就成为控制村委会选举中行政侵权和规范村委会选举行为的有效途径。     

社会矛盾“大调解”中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解作为我国三大调解制度之一,具有独特的功能价值和职能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对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存在着诸多问题。应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指导,完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为此,必须加快行政调解立法,扩大行政调解范围,规范行政调解程序,明确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建立专门的行政调解组织,积极推进行政调解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衔接。     

内保行政指导探析

顺应行政民主化、法治化的时代潮流,在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非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即行政指导被广泛的运用。从内保行政指导实践的考察,不难发现指导人员无论在观念层面上还是在制度层面上都存在诸多问题,对内保行政指导产生的背景、作用在认识上也存在着偏见。因此,公安机关在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中,培育现代行政指导意识,实现观念转变,加大培训力度,提高行政指导行为者的素质,完善情报工作机制,为行政指导工作提供信息支撑;要在内保行政指导中体现行政法治精神和原则,建立行政指导公开透明制度,完善内保行政指导的救济制度。     

行政指导运行机制的博弈分析

行政指导的广泛运用是政府与相对人之间为逃避“囚徒困境”的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行政主体利益和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一致性。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信息交流的畅通有助于行政指导效能的实现。完备行政指导的程序及法律责任规范，封确保行政指导的实效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规范审查中的抵触与冲突界分

当前在行政规范审查中运用法律冲突视角来研究和识别法律抵触现象的学理和实践,忽视了二者在产生机理、认定标准、规范选择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影响到抵触情形的完整识别和正确判定。行政规范抵触审查包含了行政规范差异发现和抵触判定二个阶段,行政规范差异发现通过行政规范的拆解、解释和对照来完成,行政规范抵触判定需要根据评价标准进行衡量。     

20世纪美国公务员道德立法研究:经验与启示

<正>随着行政伦理学的产生,行政道德立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反腐败的共同选择。这一趋势从20世纪开始,至今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而且成为世界廉政建设的一大浪潮。在社会转型期,人们对公务员道德立法缺乏正确认识,而美国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公务员道德、预防腐败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卓有成效,它给我们以下启示:(1)要建立并完善我国公务员道德法律体系;(2)要     

一本系统研究行政学的成功之作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府管理实践提出了许多迫切需要行政学给予理论指导和总结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建立一个能够对行政现象具有科学的解释和指导功能并反映行政规律的行政学学科体系,则成为目前行政学界的首要任务;近日翻阅由黑龙江大学何颖教授主编的.《行政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似有春风拂面,喜悦之情油然而生.因为这正是一本符合上述要求的成功之作.其价值之一,在于作者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力求从结构、整合和耦合性等方面把握行政管理的各个要素,从而对行政管理作出比较完整、全面的理论再现.其二,注重对行政实践的阐释,在更高层次上突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如在行政计划、行政执行、行政控制、行政沟通与协调等内容中,总结和提出了在行政实践中具有可得性的方式、方法原则与规范,为具体行政活动提供了钥匙.其三,构建有一定特色的学科体系,该书     

柔性执法的理念剖析——以上海城管执法为例

正实践告诉我们,单纯的强制行政往往缺少伦理指引的价值功能,即便是出于维护公共秩序的考虑,也难以使被强制者获得心理上的信服和认同,特别是在看重伦理规范和道德教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缺乏伦理内容的强制行为更是难免会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一些摩擦和阻力;强制行政过程中,为了对被管理者产生足够的震慑,实施者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用来强化机构的设置、执法人员队伍的建设和物理技术的改     

论政府道歉的法制化与德制化

政府道歉能否以及如何制度化一直是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和难点话题,也应是目前学术创新与实践创新的突破点所在。从赔礼道歉以及政府道歉的本质规定出发,真正的赔礼道歉在本质上是特定道歉主体的道德自觉自律行为,是体现道德责任担当方式的行为,是自我责任追究的道德行为。真正的政府道歉理应是一种特殊的政府道德行为,是作为道歉主体的政府及其官员自我问责或自我责任追究的道德行为。否则,就是一种虚假的或不完全的赔礼道歉和政府道歉。政府道歉法制化必然会遭遇背离道歉的本质要求和不能完全实现道歉应有功能之困顿。只有摈弃政府道歉的法制化,走政府道歉的德制化之路,将政府道歉制度纳入新型的道德制度范畴,才能真正实现政府道歉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也才能真正体现政府道歉制度构建的"中国特色"。     

我国司法判例制度的探索、问题与完善

我国没有正式建立司法判例制度,但有关判例制度的实践探索已经展开.在探索的过程中,存在着案例范围不清、效力不明、多元化案例指导模式弱化了指导实效以及行政性案例发展相对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案例与判例概念上的混同、案例指导制度缺乏整体定位以及没有充分重视行政判例的特殊价值.改进与完善之策在于实现从"案例"指导单轨制到"案例"指导与"判例"援用双轨制的转变,实行"二元案例指导"和"一元判例援用"模式,建立制定法依赖型判例为主导的判例制度,强化行政判例的创制和效力.     

论授益行政行为的内涵和外延

随着行政国家和给付行政的兴起,授益行政行为日益成为行政行为的重要内容,我国行政法学界缺乏对授益行政行为的研究和探讨。所谓授益行政行为是指深入行政主体所作的能够给相对人带来直接利益的所有行政行为,包括行政保障行为、行政许可证行为、助成性行政指导行为、行政奖励行为和部分行政合同行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