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者是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在收入分层序列中处于中等状态的那一部分社会成员。它不是一个阶层,也不是某个阶层或某些阶层的代名词。不能把中等收入者与所谓的“中产阶级”混为一谈。中等收入者在某些社会阶层中可能相对集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形成的收入分配新格局。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构筑小康社会收入分配新格局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表现为典型的金字塔型,要构筑中等收入者占大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新格局,必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的标准不能用基尼系数或收入五等分法来确定。近期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应为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至4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路径是在发展中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使他们成为中等收入者。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向中产阶层流动问题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过渡性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沿袭了父辈的阶层特征,在目前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较低位置,且有阶层固化的趋势。作为一个庞大的青年阶层,其走向将会影响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应为新生代农民工向社会中产阶层流动提供制度性的空间。     

同乡庇护、时空约束与农民工精神健康

借鉴社会网络相关理论资源,利用倾向值优化匹配的统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企业内部纵向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精神健康影响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同乡关系能够明显改善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尤其是当这种关系在企业内部具有较高的层级和较近的地缘基础时,会为农民工的精神健康带来绝对优势。但这种传统乡村网络所表现出的心理优势不仅远不及城市新型网络,而且受制于时空条件的约束。在迁移时间方面,同乡庇护所带来的心理优势具有明显的暂短性,其作用随入职时间的推演而逐渐衰弱;在流动空间方面,同乡庇护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明显的隔离性,即因地缘空间毗邻而产生的心理优势仅体现在省内流动之中。     

国家、教育分层与农民工子女社会流动:contain机制下的阶层再生产

农民工子女实现上向社会流动的阶梯不仅受到流动儿童教育"两为主"政策和从城市回原籍的中考安排影响,在更宏大层面上它还受到国家与农民工关系、学籍户籍双认证的高考安排制约。为适应二元社会结构的渐进转型,经由围堵策略和contain机制,流动儿童独特的教育获得方式成为当下社会分层机制和农民工阶层再生产的重要一环。     

城乡分配：农民工需要“公平起点”

在初次分配中给1.3亿农民工以国民待遇,事关公平与稳定农民工收入之所以成为收入分配调研焦点,原因有二:一是农民外出打工收入已成为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作为我国产业工人阶层的一部分,我国已有的1.3亿多农民工,同时也是当今社会利益相对受损最严重的群体之一。如何看待目前农民工利益受损问题,     

“80后”农民工人力资赫口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悄然发生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民工正逐渐代替第一代农民工群体而成为农村流动人口的主力。相比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具有年龄轻、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城市生活有更强烈的憧憬和向往等特点。本文将从实证角度进行“80后”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状况和就业收入的相关分析。     

浅析新形势下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

当前,广大农民工的物质需求得到了基本的满足,但是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却普遍匮乏。这主要是由于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工收入低及生活成本高、政府重视不够所致。为此,笔者阐述了新形势下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并从改革现行户籍制度、提高农民工收入、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来解决新形势下农民工精神文化需求。     

解决2500万农民工就业的几种思路

中国就业问题的难点在于农民工。目前,中国有近2500万农民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失业,比之前估计的1000万整整多出一倍。表明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此前的预期。现在,北方又大旱,这势必对农民的收入雪上     

城市农民工体育消费现状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据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城市农民工的体育消费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体育消费受农村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制约着体育消费水平;影响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余暇时间少,体育技能与意识差,经济收入低,缺少农民工体育组织。     

重视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

温家宝总理指出:“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如何对待农民工,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大事。”那么,近年来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做得如何?笔者认为,农民工的经济收入等     

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中体现出两个显著特征:一是规模大,这与庞大的中国农业人口基数相关;二是转移过程割裂。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被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农村的农民到城市的农民工的转变过程,实现地域和职业转变;第二阶段是从城市农民工到城市市民的转变过程,实现身份和认同的转变。那么,农民工问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要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要在实践中探索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所在,这些都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农民工流动的主体性因素

社会定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知识能力水平、社会经验阅历、个人综合素质方面，农民工相对一直滞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村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则处于边缘地位，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相比，     

农民工拉动内需新引擎对策分析

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拉动国内消费的新引擎。这不仅源于农民工经济心理和代际的变化,也源于农民工提升了向人力资本载体升级的意愿,更源于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趋势。资料显示,90后和80后比70后农民工的消费意愿更强烈,前者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远远高于后者。如果社会保障部门加大向金融体系流动性贷款投资力度,农民工参与职教培训,使其人力资本含量提高,并预支未来收入实施超前消费,可有效促进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农民工流动的主体性因素

社会定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知识能力水平、社会经验阅历、个人综合素质方面,农民工相对一直滞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农村中处于核心地位。然而,农民工在城市中则处于边缘地位,是城市中的弱势群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权益保障与政府责任探析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受到歧视,保障体系缺失;职业技能较低,就业领域狭窄;收入逐年上升,收入差距拉大;就业信息闭塞,就业渠道不畅。究其原因系制度"缺陷"及政府角色"错位"所致。因而,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制度创新、建设责任政府迫在眉睫。以政府责任为视角,从法理层面破解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难"、劳动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政府的角色决定其是重要的责任主体。为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就业难的问题,政府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实现就业机会均等;切实履行职业培训职责,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机制,保障农民工报酬权益;完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拓宽农民工就业渠道。     

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党和政府十分关注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今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确写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多种场合郑重强调要重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将之视为我国人权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已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并被全社会所关注。温家宝总理替农民工追讨工资的亲民行为,也产生强烈影响。     

华南农民工NGO的组织环境分析

本文将农民工NGO的组织环境分为组织外部环境和组织内部环境。组织外部环境指NGO与国家、社会、服务对象的关系;组织内部环境包括组织行政运作、服务项目等方面。农民工NGO在组织行为上出现趋同化的情况,也出现组织生存形态多样化的特点。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调查与分析——以杭州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在自我身份认知上,一方面表现出对融入城市的期盼;另一方面,出现自我对身份认知迷茫、困惑,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认知失调及行为的选择性差异。其群体内部日趋显著的分化也逐渐引起社会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这种分化所产生的个体对身份认知的不同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探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相关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识别与分析

本研究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以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作为研究主题。根据2009年CHIP数据,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本研究分别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选取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与老家人均收入的比较、与所在城市平均个人收入的比较、工作收入、居住、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共20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这些自变量对因变量(即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显著性。在此基础上识别并分析出对新生代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的主观与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