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里克尔与实证政治理论

威廉·里克尔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他创立的“实证政治理论”带来了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他对于政治制度的实证研究引领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学研究的风向.实证政治学最重要的理论基石包括:理性人——个体做出理性决策；博弈论与策略行为——个人做出决策之前会考虑其他个体的行为.实证政治理论主要运用理性选择和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讨论制度规则对决策结果的影响.以博弈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研究不仅为政治学注入“科学”的血液,也为解释中国政治制度变迁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司法行为学的基本法理探析

司法行为学是行为法学的重要支系,历来为理论研究的重心。司法行为学的理论植基于人类思维中固存的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性中,司法行为主体的非理性是理性法律的天然伴生物,应当理智分析和对待司法行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把握好二者主与从、枝与干的关系。构建我国的司法行为学,应当在借鉴引进的同时,融入价值评判的内容,并注意克服非理性因素在司法中的消极影响。     

决策模式对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分析——基于255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一把手"决定还是集体决策,反映的是政府决策权的集中程度问题,不同的集中程度能够形成不同的决策模式,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分析地方政府"一把手"决定和集体决策两种政府系统中常见的决策模式,发现决策权集中程度明显影响政府权力在政府干部提拔影响因素、决策中优先考虑谁的利益、领导口头指示与法律法规对公务员行为的约束力、为亲友滥用职权等权力运行偏好,同时也会明显影响到政府决策的公众参与程度和决策程序公开程度等决策透明度指标;并且决策透明度和权力运行偏好之间存在共进共退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决策模式对政府的行权行为和决策行为有重大影响。     

博弈论与战略互动

谢林对博弈论与战略互动的分析以国际政治的“非零和游戏”特征为基本假定,他超越了理性主义的研究范畴,关注非理性因素在战略互动中的作用,并试图对非理性行为加以分析。战略行动的本质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他人对自己将如何行动的期望从而影响他人的选择,并最终形成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浅论领导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意义和作用

对领导决策而言,非理性因素也有其正面的价值和作用。任何一项决策都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而人们的许多价值判断又往往是非理性的;决策者不是没有感情的逻辑机器,优秀的决策者不是消灭感情,而是控制感情;在千头万绪的信息迭加中,直觉给决策者以某种暗示,并为理性寻找一个方向。直觉还是创新思维的一个重要来源。理解非理性因素在领导决策中的意义和作用,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将有助于提高领导决策的水平和质量。     

情绪与理性共同影响下的领导决策研究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主流决策理论均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分析框架。事实上,在领导决策过程中。情绪和理性对领导者做出合理的决策都具有重要影响。决策研究也由早期注重理性选择逐步过渡到关注情绪的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关于情绪性因素对决策影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情绪对领导决策的作用机制,并提出了情绪和理性共同影响领导决策的综合模型。     

充分发挥非理性因素在行政决策中的作用

制约行政决策的因素，既有理性因素又有非理性因素。其中，理性因素居主导地位，但也不可低估非理性因素的作用。过去，对行政决策中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提高决策水平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并充分发挥它在行政决策中的积极作用。提起“...     

直觉决策的反思学意义

理性决策和非理性决策是两种重要的决策模式,都有不容忽视的功能。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将关注点放在理性决策上,极少去关注非理性决策。本文从非理性决策中的直觉决策模式出发,探讨在公共部门中直觉决策发挥效用的情境,分析直觉决策在如今强调理性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决策研究中如何凸显其价值和机遇,公共部门决策者如何应用直觉决策进行事件的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处理,才能达到科学决策的标准。     

法治视域下人的非理性因素培养

法治是人对规则需求的外在表现形式,与人的非理性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的非理性因素影响着法治思维的确立和法治行为的实施乃至最终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欲望、情感、信仰在法治层面上具体表现为人的秩序情结、权威敬畏、公平自信,应在法治理性的约束和引导下加强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培养。     

“精神贫困”现象的实质是个体失灵——来自行为科学的视角

"精神贫困"描述的是贫困人口因为主观因素而影响脱贫的现象。本文通过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的角度对于"精神贫困"进行了定义和分析。我们将"精神贫困"限定为贫困人口志向缺乏、信念消极和行为决策非理性的行为表现,其本质是个体失灵,具体来说是志向失灵和行为失灵的结果。对于"精神贫困"的干预就是要采取行为政策使"缺志"转为"有志",使非理性变为理性。干预的核心在于对于微观个体的关注和重视。由此,我们提出建构政府、市场、社会、个体四元的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分析,尤其要做到精准化的社会治理,引入创新的和超常规的靶向性公共政策工具,促进国家治理的进一步现代化。     

非均衡经济与利润变动——由马克思平均利润率模型引出的思考

马克思平均利润率模型是和均衡经济相关联的,但"均衡"只能是假定均衡,现实中却是实际非均衡。马克思的假定均衡,相应地有两大部类模型和转形模型。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供求平衡=价格平衡,斯拉法的生产费用价值=成本平衡,这是以价格或者以成本作为平衡的标准。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做的是,把实际非均衡调整到假定均衡。理性均衡要求科学的调控,要求科学的决策,决策必须经过经济学理论的论证。零利润和非零利润,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等价交换和不等价交换,这些问题都反映出,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问题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     

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对于农民金融行为的影响

随着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农户对于资金的需求意愿越来越强烈。根据江西和湖北的调研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的金融意识、风险偏好对于其金融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农户的金融意识越高,其借贷意愿和借贷金额越高。此外,农户的风险偏好对于农户的借贷意愿及金额产生正向影响。另外,农户的家庭规模、家庭收入状况与村落特征也会对其借贷行为产生影响。在进一步区分正式和非正式金融行为后,发现农户的金融意识与风险偏好对于两者皆产生正向影响,相比较而言,对于正式的金融行为影响更大。提高农户的风险偏好与金融意识可以有效地推动农户借贷金额,应该进一步完善金融资源与风险的有效配置。     

从不确定性到模糊性：人类选择行为不确定性理论的演进及其展望

选择行为理性与非理性的理论之争本质上是相融合的。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主要因素就是选择行为的不确定性。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研究至今没有统一定论，从期望效用理论到信息不对称，再到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的决策心理学方法，无不涉及到选择行为不确定性问题。比较各种不确定性理论，以可度量性和信息完备性两个维度将不确定性划分为四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Ellsberg—Zhang悖论。研究发现，决策成本越高，选择行为面临的不确定性就越大；从降低选择行为成本的角度做深入研究是未来不确定性理论的一个可能发展方向。     

村民选举中的制度困境及出路

村民选举是村民之间各种利益的博弈过程,由于政治市场固有的内在缺陷及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过程并没有产生国家与村民所预期的理性结果。因此,国家在宏观上提供矫正这些非理性结果的机制时,也有待于村民公共意识的提高。     

非理性因素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认识活动是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理性因素起主导作用,决定着认识活动的性质和目的;非理性因素是认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对理性因素的重要补充,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完整的认识活动的过程.在承认理性因素对非理性因素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活动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动力作用,诱导作用、调节作用和选择作用.     

公共组织科学决策的理性分析

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是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决策科学研究领域,“理性”分析一直被作为一项核心内容。本文从全面理性、有限理性等决策理论的沿革分析入手,剖析了影响决策理性性向的几个关键因素,并结合我国决策行为现状分析,提出了科学决策发展目标模式的实践途径。     

非理性在大学生自我教育中的重要性

自我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而自我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一方面,外部的灌输教育不断地稳固着自我教育中的理性因素,另一方面,道德主体内部的非理性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自我教育的有效性。如果非理性因素是积极的,则促进理性因素的发展;相反,如果理性因素是消极的,则会阻碍理性因素的发展。因此,若非理性得不到其应有的地位和重视,则会造成自我教育有效性的缺失。本文主要通过阐述非理性对自我教育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重视非理性有助于实现大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效性。     

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从药家鑫案与加拿大碎尸案导入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以动机斗争视角论犯罪人的理性与非理性

犯罪人在实施犯罪之前，都会经过内心冲突阶段，是否选择犯罪，取决于动机斗争的结果。而动机斗争是犯罪人自我决策的选择结果，依赖于犯罪人对于行为和情境的认知，满足其自身认为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具有理性。但同时，由于较多情况下犯罪人往往很少甚至不考虑行为的后果，或者知道结果仍然选择犯罪，受情绪的制约，便呈现非理性的面貌。因此，犯罪人既有理性也兼具非理性因素。     

转型背景下政策创新的扩散与有限理性学习

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已有文献都是基于美国的政策生态,且以理性选择为基本假定.由于在转型时期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完全等问题,有限理性假设更为适用.面临预期不确定、决策周期缩短和政府间竞争压力加大等约束,创新扩散表现出与经济社会因素关联度不高、邻近效应明显以及政治周期效应不明显等特征.以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和招商引资奖励两项政策作为实证案例,本文认为我国政策创新的扩散是一个有限理性的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