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检察公益“两诉”衔接机制探析——以“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的完善为切入

民事公益诉讼与行政公益诉讼在内容和功能上大量重叠,但又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部分,故二者既不能当然并立,也不能绝对排斥,而应通过衔接机制在避免重复的情况下形成“互补”关系。为此,“检察公益诉讼解释”应增加“两诉衔接”一章,从诉前、诉中和诉后三阶段作出相应规定。     

“冒充公检法”诈骗中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建构：社会符号学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是一种非接触式犯罪,无论犯罪嫌疑人采用什么样的科技手段,主要的媒介是语言。社会符号学强调符号在社会行动和交际中的功能。犯罪嫌疑人调用相关话语资源与语言策略对身份进行选择与建构的动态过程,是符号在语境再构下的解释和再解释过程。在“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中,犯罪嫌疑人运用语类模板中的话语资源编造虚假信息,构建虚拟语境,通过话语实践确立虚假身份,利用话语策略实现不同身份的多元转换。在话语交际过程中,犯罪嫌疑人一方面限制受话人对话语资源的权力与控制,另一方面拓展对话空间加强与受话人之间的协商与互动,将目标身份通过语言符号经由对方建构,在确立自身的“机构代表身份”和受话人的“违法者身份”后,达到获取受话人信任、骗取钱财的交际目的。     

多维社会资本交融与近代女性公益组织的生发——以清末广州“公益女学堂”为例

与既往对晚清公益的研讨多限于男性组织的研究不同,本文选择广州“ 公益女学堂”作为个案,发现当时投身公益的晚清女性,绝大多数出自绅商阶层。正是基于地缘、学缘和阶层等交往形成的关系型社会资本和基于同道中人的理解、欣赏和信任而产生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在同一群亲友型志士群体中深度交融,为当时不被主流社会所容的有志女性生产出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平行世界” ———既是女性公益事业生发之初最现成的组织依托,又是其存续和发展最关键的抗风险系统。本文遂提出多维社会资本交融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女性近代公益组织的生发机制。事实上,这样一种集多层次社会资本为一体的亲友型志士网络广泛存在于近代中国变革的肌理之中,尚有待于未来更多深化和拓展。     

论新时代“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

“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强调民族因素在社会治理时空中的展现。中国多民族国家属性构成社会治理诸环节“民族在场”的内在逻辑。“民族在场”的社会治理侧重于追求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发展的价值；在治理结构中，党委统筹整合利益，政府切实维护利益，社会自主交换利益；并通过提升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水平来实现保障。     

文艺的突围与话语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理论话语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20世纪30年代“左联”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从文艺的形式与内容、作家立场、社团组织、实践功能等方面探讨了文艺如何大众化,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发展,在中国特定语境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形式的孕育。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也展现了文艺突围中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艰难探索的过程,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系统化、共识性理论方略的追求,但由于理论论争不彻底等因素,影响了话语表现的不同意见。但从思潮史、理论史的角度而言,20 世纪 30年代“文艺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话语的孕育,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史迈进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清帝逊位诏书》的“中国观”探析

《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虽意味着清朝统治的终结，但其中“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一句所表述的“中国观”，不但继承了《大义觉迷录》的“中国”认同与“民族”认同，而且在维护清朝领土完整的同时，更从法理层面赋予了“中华民国”承继这一领土的合法性。这对此后中国人的“中国认同”以及“中华民族”认识产生了重要影响。唯此，所有中国版图内的人民对于自身“中国人”的定位，开始成为无须赘言的自明前提，《清帝逊位诏书》的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凸显。     

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以广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后,公益慈善组织开始在广东发展起来。2008年汶川地震的发生,给了公益慈善组织快速发展壮大的契机,同时,也让它们面临着新的困境与挑战。文中以广州公益慈善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就广州公益慈善组织的发展现状、问题以及发展对策展开分析。     

从传统慈善到现代公益

现代公益事业发源于传统慈善,是传统慈善事业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职业化、社会化、制度化、常规化、规模化、理性化、功能多元化等新特点。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这导致中国传统慈善与现代公益共存和冲突的现象。因此,要发展现代公益事业,就要积极推动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的转换,具体包括推动传统慈善观念向现代公益理念的转换;积极培育和扶持现代公益组织,加快现代公益组织建设;建立和完善传统慈善向现代公益转型的制度支持。     

The Charity Law: a Lever in Need of a Fulcrum

The Charity Law is a promotive law with the legislative intent to “develop charity cause”. It adopts the concept of “wide charity”, covering a broad area of philanthropy, including public fundraising, non-cash donation, charitable trus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transparency, and the promotion policies, which show the higher legislation level and high sense of involvement. However, without convergence with tax law, the essential concept of “charity” in The Charity Law may lack substantive legal connotation, pulling the promotive legislation intent into a vacancy or awkward situation called “chicken ribs”. To make The Charity Law enact as a promotion lever to charities, tax law revision is needed to clarify the tax-exemption implication for organizations, who in turn should improve their own cognition of public charity, and meanwhile, the legislative coordination inside the legislation system is necessary.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家庭捐赠行为——来自CFPS的经验证据

慈善捐赠是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影响着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基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三期CFPS调查数据,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捐赠行为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当前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向亲属捐赠、其他人捐赠、社会捐赠的数额,同时互联网使用对上述三类捐赠的作用效果不同,具体而言对亲属捐赠的影响最大,对社会捐赠的影响次之,对其他人捐赠的影响相对较小。互联网使用通过丰富结构型社会资本和关系型社会资本提高家庭三类捐赠规模,并通过丰富认知型社会资本积累促进家庭向亲属捐赠。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互联网+慈善”的理解,而且对促进公众参与慈善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浙江“重要窗口”建设对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发展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浙江要“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要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分析红色基因与建设“重要窗口”的内在联系,回顾浙江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之路,激活红色基因以指引“重要窗口”建设。只有继承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才能更好地解放思想、打开思路、以新迎新、革新立新。只有继承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才能开好顶风船,不断攻坚克难、乘势而上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只有继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才能不断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率先实现从“事”到“制”和“治”的转变。     

抗战前后新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转向及运行困境

受特殊运行环境的激发，新启蒙思潮开启了由“西化”向“中国化”的转型尝试。然而，思想启蒙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它满足该国家需要的程度。由于对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救国意义的过分迷恋和畸形阐发，新启蒙思潮没能形成对中国国情的全面把握，其“中国化”话语出现了批判意识与保守情结、“济天下”与“善其身”、文化包容与权威整合、民族觉醒与个性解放等关系的调处困境，最终在继承与超越、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博弈斗争中，左右摇摆、顾此失彼，没能形成对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推动。当前，“中国化”话语的建构应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依托民众主体力量，着眼于现实实践的主题变化，充分激发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超越对旧传统的过分纠葛，开拓出更为广阔的创新前景。     

How to Realize the Legislation Objectives of The Charity Law an Inspiration Based on Related Japanese Legislation

The Charity Law of China attempted to use a large number of regulatory and supportive provisions to realize its legislation objectives of promoting charity. However, based on the relevant Japanese comparative prospective of related legisla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Charity Law of China cannot clearly define “the concept and extent of charity” and “the extent of forbidding charities damaging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t also fails to reach basic agreements on “regulations and rules about qualification of charitable donations”. Therefore,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re likely to create some vague discretion, which will further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charity.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基于SWOT分析法的公安机关媒体沟通策略

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是公安机关树立科学发展观、转变职能的必然要求,是现代警务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社会转型期的出现、新媒体环境的形成以及警察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使公安机关与媒体倾向于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即公共关系学意义上的沟通关系。公安机关由于受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在与媒体进行沟通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障碍。运用SWOT分析方法,可以发现公安机关与媒体沟通关系中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从而为双方构建良性的互动关系提供行之有效的策略和方法。     

电商经济是虚拟经济吗？——物质文化视野下的电子商务

中国电商经济的发展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围绕它的质疑和批评也不少。制造业的支持者认为它是生产泡沫的“虚拟经济”，指责它冲击了自身行业所代表的“实体经济”。既有的学术研究也将互联网和线下的物质世界对立，预设互联网是非物质的存在。文章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角度提出电商经济对信息技术装备、个体经营和生活设施、商业配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产业基础条件的依赖揭示了它的物质属性，解构了电商经济作为非物质虚拟经济形式的迷思。与此同时，作为物的电子商务也在和人的互动中生产着新的文化形态。它塑造从业人员某些特殊的日常生活实践，这些实践在电商卖家和其他人群的利用之下变成了富有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的文化元素。把握这一物与人的互动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电子商务嵌入人们日常生活进行意义生产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