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表征与族群想象——论加拿大新移民华文小说中的“华裔”形象

随着加拿大新移民文学在2000年以后的强劲崛起,加强对其的整体性研究,势在必行。由于时空阈限,20世纪70年代末“新移民”与“华裔”之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共处于新居空间,但由于“历史”的缘故,令二者的新居体验不尽相同。就现有的创作而言,新移民作家们显然认识、体会到了这一“历史的距离”,且可贵的是,新移民作家并没有漠视自身与华裔之间的空间差异,反而通过文学的表征将二者之间的差异审美化,将现实的体验置放于历史与未来的更广阔时空之中去探索“差异”的可能性及其意义,毕竟二者共同面临着公共公开的多元文化与隐性深层的种族歧视之间不可调和的生存处境。新移民作家追求差异的统一,他们在文学想象中既表达了对华人群体间特殊性及其价值的承认,又在承认之中蕴含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期待与渴望。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新感觉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观照

当今时代 ,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重新审视新感觉派 ,重新解读新感觉派 ,我们会发现 ,作为“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 ,新感觉派的作品一方面充斥着浓郁的都市和现代气息 ,另一方面也具有东方化的特征 ,体现了民族的情绪 ,民族的风格。他们的作品 ,体现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完美融合 ,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因此既是现代的 ,也是传统的 ;既是世界的 ,也是民族的 ,这是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中给新感觉派的重新定位。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及其创造性转化

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主要展现在：尚法法天的法律至上观、为仁兼爱的良法善治观、义正尚同的法律正义观、兴利利民的法律权益观和谈辩中效的法律商谈观。墨子的法律价值观以中国法律文化的“小传统”彰显了中国现代法律文化的“大传统”,映射着现代法律价值观的法律至上、仁爱兼爱、公平正义、义利相容、辨明析理等。通过弘扬“尚法法天”,促进法治意识的养成;光大“仁法”“治法”,助推良法善治;传承“义正尚同”,树立公平平等的法律正义观;倡导“兴天下利”的权益观,确保法治为民和保障民权以及借鉴“谈辩明理”的法律商谈,完善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从而实现墨家法律价值观的“创造性诠释”和“创造性转化”,为良法善治、为法治建设,提供最为原创的“法治本土资源”。     

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制度基础

浙江在以往跨越式发展中形成的诸多制度经验,不仅是浙江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制度基础,而且对于全国乃至形成更具普遍价值的中国方案,推动全球治理,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它们包括但不限于：率先启动并深化拓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形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制度体系;鼓励基层有序创新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深化“法治浙江”建设,建立完善与浙江高水平发展相适应的法治体系;主动适应现代治理新场景,全面转变治理理念,积极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整体智治的现代政府新形态;联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完善创新驱动的发展机制,强化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机制,率先形成绿色、集约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体系;高标准建设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形成公平有效可持续的民生保障体系;高水平推进“平安浙江”建设,“枫桥经验”推陈出新,“三治融合”全面开展,形成既稳定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治理体系;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建设美丽浙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探索建立中心城市辐射带动的治理机制,建立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体系,实施“山海协作”机制,形成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体系;着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浙江”建设,形成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空间美学的理论生成与合法性建构

美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主体“感性之学”的学科形态,其获得自身的场域伦理和知识体系是一项重要的现代性事件,从维柯的“诗性思维”理论到鲍姆嘉通对美学学科的界定,都体现出主体感性能力对美学合法性存在价值的承担。与此同时,主体对“空间”的诗性审美能力是先验存在的,并成为主体感性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美学、感性和空间三者便相互融合,生发出崭新的“空间美学”话语。在前现代时期,主体对空间审美的朴素认知构成空间美学的理论萌芽;现代美学的“感性革命”清晰地凸显出主体与空间之间的诗性伦理,比如海德格尔的“空间栖居”和梅洛 庞蒂的“视知觉空间”便进一步延展空间美学的理论脉络;现代文学的空间审美实践和话语流变再次推动空间美学的场域自律,并最终形成既关注主体生存,又充满文化批判的现代美学形态。空间美学将持续给未来美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知识学资源和价值承担。     

泰戈尔与“东方学”

作为学科的“东方学”产生于近代西方。20世纪初在东西文化对话中,东方的知识精英审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立场的“东方学”。泰戈尔是东方“东方学”的奠基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成为西方真正认识东方的文化象征。他是在20世纪初的世界格局中,具有整体东方意识的思想家和诗人。他对“东方学”的许多课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对东方文化的精神实质、现实中东方文化的建设策略、东西方的关系等论题都有具体、系统的探讨与建构。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为东方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了大批东方传统的继承者和研究者。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空间非正义的科幻城市表征：从激进技术景观生产到反抗叙事

现代城市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与政治性,使得空间非正义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贯穿城市化的历史与当前,并且将无可避免地向未来延续,也成为城市批判话语的重要视域。而科幻关于未来城市的想象,还通过技术维度凸显此一问题,并与现实城市之间形成互文和张力。科幻电影以技术想象来进行城市景观生产,从而对空间生产中的非正义问题进行激进表征,并通过反抗叙事来展示空间政治斗争的路径。以《大都会》《极乐空间》《雪国列车》等科幻电影为例,它们分别通过纵向对立、漂移隔离、横向浓缩等激进技术景观生产,来直接展示未来空间非正义的科幻城市形态。而这些科幻电影遵循文化消费逻辑的景观生产和反抗叙事,虽然蕴含着不同的话语策略,但都呈现出以二元对立为模式,从而将空间非正义及其反抗简单化的倾向。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技术侦查相关问题探讨

对于技术侦查,目前理论界争议颇多,现行法律法规也无明确规定,然而在我国侦查实践中技术侦查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由于缺乏法律法规的制约,并且司法工作者对于技术侦查的认识比较混乱,难免在运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技术侦查进行清晰的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语境下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控制

技术侦查适用于司法领域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衡量的结果。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界定过于宽泛．将技术侦查等同于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坚持重罪原则,同时也应考虑例外情况。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和证据使用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对技术侦查的程序控制应当妥当处理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关系．对决定权一般应上提一级。     

技术进步与企业组织变革

技术进步与企业组织变革之间具有互动关系,技术进步促使企业组织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带来的制度创新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带来的倍增效益.     

技术权力、技术生命周期与大国的技术政策选择

大国技术竞争是指国家行为体综合运用各类政策手段争夺技术权力的过程。技术权力可分为强制性权力、网络性权力和制度性权力。技术竞争往往是一个长时段的互动过程,可能涵盖一个或多个技术生命周期。各类技术权力在一个技术生命周期内出现的时间有所不同,技术权力的积累在两个技术生命周期的交替期也可能呈现延续或中断的不同走向。这意味着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竞争主体的政策选择将依据技术权力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美、俄、中、欧在全球卫星导航领域的博弈以及美、欧、日、中在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均鲜明体现了驱动国际政治行为体开展技术竞争的意愿因素(获取权力)以及它们在技术发展相应阶段的政策选择。前者仅涉及单个技术生命周期,后者则包含多个时间上紧密衔接的技术生命周期。中国是当前大国技术竞争的主要参与者。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注意把握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时制宜,选择与技术发展阶段匹配的技术政策,并针对下一阶段技术发展的重点方面提前进行布局,以坚持自主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为基本原则,通过科技创新掌握技术权力,推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我对科技进步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研究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笔者由研究工业化而开始学习和研究科学技术问题,此后坚持长期跟踪研究。这些研究包括：从研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研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证引进先进技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研究现有企业技术改造;研究新技术革命的社会经济影响;研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问题;等等。对研究工作的这种总结梳理,虽然展示的是一个长期致力于我国科技进步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研究学者的理论成果和探索历程,但也间接反映出我国科技进步和发展高科技产业的理论和实践发展进程。     

美国职务发明权属规则之演变及其启示

美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经历了从归属发明人向“发明前转让协议”支配的演变,且在政府资助领域完成了从“约定”到“法定”的转移。其中揭示的一般性规律在于：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是取决于人力资源稀缺性还是更取决于物资资源稀缺性的社会条件。同时还表明企业主导和政府资助发明是现代国家科技创新的两种方式,且因政府资助发明领域涉及多元主体和多元利益,关于其发明成果权利归属的法律制度安排应有所不同。受此启示,在我国职务发明人与单位契约地位不平等及利益失衡的情况下,专利法应为职务发明人提供兜底性保障;为促进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利用,应完善政府资助领域职务发明人利益分享机制和相关配套制度立法,并宜在专利法之外通过特别法的方式予以推进。     

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解析

随着国际与区域科技竞争加剧,科学、合理地界定“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关系到国家与地区有关人才政策的有效性与可操作性。文章通过对现代科技创新特征的分析,认为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是高新技术领域中具有国际化视野的、熟悉国家或区域科技发展战略的、科研能力和产业化能力突出的创新团队领导者,分为前沿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科技产业化领军人才和复合型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并据此提出科技创新领军型人才的评价维度和培育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