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逐利行为的负面影响及其矫正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之一,地方政府"经济人"属性日渐强化。由此而产生的地方政府逐利行为不断加剧,集中表现为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盛行等。必须合理界定地方政府利益边界,完善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健全地方政府权力约束机制,消弭和矫正地方政府的不当逐利行为,使其更趋向于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     

政府在利益格局变动中的主导作用及其困境

1978年以来的体制变革本质上是一个传统利益格局逐渐分化、新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的过程,又是一个权力与利益资源的转移再分配过程.作为行为主体的政府在社会利益格局变动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然而政府特殊利益的存在使其陷入既是社会利益整合者又是既得利益维护者的矛盾困境,不可避免地加剧了政府进行利益整合的难度.政府必须克服自身的特殊利益,自觉承担起社会利益整合的使命.     

“诺思悖论”与政府的角色冲突

政府的规范目的是追求公共利益,但组成政府的微观主体还会有自己的利益。新制度主义的"诺思悖论"揭示了政府在追求公共利益和追求自身利益之间的角色冲突和内在矛盾性。在现实中,只要政府权力不受控制,组成政府的微观主体就可能放弃公共责任,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不仅不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反而可能成为公共利益的威胁。只有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才可能保证政府按照公共利益的要求履行职责,管理公共事务。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政府转型动因、主体与机制分析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府改革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诉求.政府制度变迁是政府转型的本质,需要通过对政府转型的制度变迁框架分析,揭示出变迁的动因与过程.政府转型的动因源于制度间失衡与政府官僚机构路径依赖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政府转型的制度变迁框架模型,研究了行为主体间的作用机制,并就我国的政府转型提出了两点建议.     

意识形态悖论及创造性转型

知识与观念成为意识形态后出现真实与虚假、自由与奴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形成"意识形态悖论"。这是人类认识局限性的表现,也是维系社会再生产与特定权力结构的结果。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意识形态悖论也会导致合法性危机,从深层瓦解社会的基础,成为思想和文化创新的障碍。克服意识形态悖论需要推动创造性转型,这意味着重新认识国家、社会与公民的关系,平衡真理与权力的关系,在批判与解放立场上推动思想创新,在体制改革中构建新型的思想文化世界。     

论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悖论

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与"私"之间的矛盾是法律评价活动的基本矛盾。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悖论与主体的责任相联系。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仅有着自身的利益,而且担负着相应的社会责任。当"私"成为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司法机关就不是社会主体的现实主体,但却是社会主体的现实的责任主体。司法机关作为现实的责任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在实际上总要由社会的全体成员来承担,由此就产生了法律评价活动中的悖论。言论自由和制度反腐是解决这个悖论的重要途径。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动力缺失:根源及对策探讨

任何一项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的目的,而且在于它的动力。在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政府作为改革者与被改革者的双重角色决定了其改革的艰难。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服务的动力缺失。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主导型的政府模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去做服务;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在改革中反而加剧了权力和资源更加集中,不需要去做服务;政府双重角色的重合与法治环境的缺失导致改革者服务精神的缺失和公信力的下降,不愿做服务。为此,对于难以自断其腕、自我革命的政府,其改革的动力应该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激发:一方面必须通过有效的制度途径加大对政府服务取向和行为的强大的外部压力;另一方面从政府权力这一核心出发,通过改变权力的流向,激发其内部动力。关键是对干部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两项最根本的制度进行彻底地改革,切断政府自利的源泉。     

论加强党内权力控制方面的制度建设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控制 ,是搞好党风建设的根本途径。对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措施 ,概括起来大体上可分为自控、互控和监控三类。自控 ,即行为主体的自我约束 ,自觉地、规范地运用公共权力来谋取公共利益。互控 ,即行为主体之间的互相制约。监控 ,即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从外部对权力行为主体实施监督和控制。目前 ,在我们党内 ,这样的权力控制机制已大体上建立起来 ,但其运行还不够理想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党内的制度不完备。因此 ,要形成对党内权力严密而有效的控制机制 ,就必须加强党内的制度建设 ,完善有关的管理制度。　　一、加强权力自控…     

政府改革困境的制度结构性视角分析

目前,政府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关键,迫切需要我们深刻把握政府改革的规律.然而在现实中,政府改革面临着严重的实施困难,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双重不到位.从"国家悖论"与"政府失灵"理论出发,一般认为,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往往是由于政府制度变迁中制度供给主体缺失造成的,在理论上形成了难以深入分析的死结,也无助于政府改革的推进.认为,政府的角色冲突不是政府改革困境的根源和本质,而只是在考虑整体制度间均衡时的结果,忽略了政府的结构性特征;借鉴了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政治家-官僚分析范式,以结构性分析的思路为主线,拓展了政府改革的两方博弈框架.从而认为政府改革困境的本质是政治家与官僚间在政府改革中的目标冲突与信息不对称;并分析了阻碍政府改革顺利推进的路径依赖效应与改革激励不足的问题.指出,要打破政府改革面临的困境,可以从改革的社会沟通与激励,财政约束,官僚机构的偏好与理念,以及全面长效监督等方面着手.     

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基本原则与监督机制

腐败与权力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不中立、甚至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有密切关系。由于非公共利益的驱动，权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摆脱监督和规范，从而形成腐败的温床。防范利益冲突，避免政府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应当坚持服从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利益、尊重私人利益三项基本原则。回避利益冲突，确保政府在各方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应当坚持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应当积极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加强党纪政纪监督、强化人大监督、严肃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的监督机制。     

国家公务员应有的主体意识

国家公务员的主体意识，主要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对国家公共事业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国家公务员是中国行政机关中依法执行公务、实施行政管理活动的工作人员，正确的主体意识，是其正确履行职责、管理社会的根本保证。学习贯彻（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在重点把握的基础上，应当确立以下诸方面的主体意识。一、公共利益意识。国家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特殊力量，是社会成员公共利益的总代表。它通过行使社会“公共权力”，管理公民的各项社会事务。国家公务员的身份一旦确立，即与国家产生了一定的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国家公务员在执行公务、…     

权力清单制度对简政放权的价值

从改革的现实看,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对推动简政放权,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意义和作用重大。中央已把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与简政放权改革联系在一起,互为作用;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保证简政放权的科学性;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为简政放权提供技术手段上的帮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能有效走出过去简政放权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误区,能有效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能有力克服行政权力放纵和腐败,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从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看,完成这一任务应理顺几对关系,以完成过去多年没有完成的简政放权艰巨任务。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部门内部的权责关系。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困境和反思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改革的一个理想目标模式，无论是在政府实践工作层面，还是学术界的理论研究层面，服务型政府建设都是一个热点问题，由于服务型政府模式本身存在着逻辑悖论与学理矛盾，再加上中国的特殊国情，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考验与挑战，因此，有必要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进行理性反思，分析矛盾，扬长避短，这对于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绩效管理视野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温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

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的一种主要制度安排,是管制行政的制度典型。合理的行政审批对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具有支持作用,但以过多行政权力为依赖的行政审批往往会走向泛滥,导致低效。本文以政府绩效管理为视野,将浙江省温州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案例,分析温州特殊的经济文化环境和制度安排,讨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问题,为当前我国的行政管理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     

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

行政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变革,也即政府内部的制度变迁。在行政系统内部的变革中,政府扮演着制度设计者、资源调动者、变革推动者、利益协调者等多重角色,改革的发起者、推动者和改革对象皆处于政府内部,变革主体和客体之间关系密切,甚至存在相当大的"重叠",因而行政改革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内在悖论"。通过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创制这一案例的回顾,发现"负面清单"创设所面临的困境,恰恰折射出行政改革进程中的"内在悖论"。基于"结构-角色-行动"这一解释框架,认为行政改革"内在悖论"的形成机制在于改革过程所"嵌入"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的影响、改革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叠、改革过程难以避免路径依赖,以及改革目标存在模糊性等问题。尽管这种"内在悖论"不可避免,但通过推进基层创新式的"边际改革"、强化改革领导者的作用,有助于推进局部性的改进。     

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推进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全面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点和突破口。地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取消、下放权力和优化流程等方面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在行政审批涉及的多层权力关系这一本质层面,从政府治理权力结构角度,深入剖析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过程中主要问题的关键症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进一步改革地方政府纵向权力配置、横向部门之间权力结构以及政府与市场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权力结构,实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为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激发市场主体和社会的发展与创新活力提供重要基础。     

农村基层权力“悬浮”之本源与解决路径

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权力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呈现"悬浮"倾向,出现基层政府消极行政、动员和服务能力减弱、政府失信、基层矛盾"上移"等问题。其来源于基层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衔接机制空缺、压力型权力运行与基层民主发展矛盾、政府间利益权责配置失调、基层社会主体间利益链条断裂等多种因素。合理定位国家与社会关系,构建基层政府与群众自治合作机制、政府间协调机制、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等途径是解决基层权力"悬浮"的重要路径。     

论服务型政府的困境、超越与建构

行政改革的深化引发了创建服务型政府的热潮。认为,服务型政府并非万能。由于服务型行政模式本身存在着逻辑上的悖论及学理上的局限,置于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其发展与适用面临着理论/实践的双重困境。因此,提出服务型政府需要从意识理念、制度基础及社会环境等多层面厘清并加以超越,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建构,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公共利益及其行政法规制

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利益.以受益主体为标准,公共利益不是特定的、部分人的利益,具有社会共享性或共益性;以受益内容为标准,公共产品指政府向公众提供的各种物品和服务的总称;以供给主体为标准,公共利益的供给主体只能是政府和非营利性的组织、团体.行政法应在具体事项上完善制度和程序,以确保公共利益及其实践处于均衡状态.要通过行政法规的制定来规范公共利益,行政执法中要认真对待公共利益,司法机关有权对行政执法所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审查.     

公共治理与和谐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

公共治理就是以多元主体的力量与多种方式整合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协调和理顺社会利益关系,化解和消解社会矛盾,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以公共治理的方式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应着力在四个层面努力,即制度与社会之间、社会中不同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公民之间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为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公共治理必须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宪政建设;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强化和优化对政府的监督制约;必须实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以及以善治理念促进合作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