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沿革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现状,指出自2003年“非典”疫情发生以来,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已经有了很大发展,但在立法层面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仍然缺失.     

当前我国公民问责研究综述

公民是异体行政问责的重要主体,公民问责是异体行政问责的重要形式和重要内容,是行政问责深化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近年来,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公民问责进行了初步研究,包括公民问责的概念与意义,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公民问责存在的问题以及路径改善的对策建议等等。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

通过对重大问责事件(案件)和规范文本两个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与规范层面的种种面相。应当从问责事由、对象、方式、程序、免责事由以及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来重新构建问责制度,同时需要从理论上突破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传统理解。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于我国政府内发的一种自觉,应当成为回应社会诉求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公众舆论监督与行政内部追责相结合,以对外回应性的责任方式为主导的一种机制。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我国行改问责制度的现状及其法律完善

近年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广泛掀起了"行政问责"的热潮,行政问责制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是我国迈向责任政府的重要一步。据统计,仅2008年9月,就有19名高官辞职或被免职,因此有人称2008年为"行政问责年"。目前,问责制在我国还处于初创阶段,有其不完善之处。本文通过对行政问责制的一般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状,并提出从法律的角度来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建议。     

北京出新政要治“太平官”“混事官”

北京市日前公布矧E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太平官”“混事官”了。     

行政问责程序研究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度运行规范化、实效化、常态化的关键环节，它使行政问责由行政性而法律性、由碎片化而体系化、由内部运作而社会化、由选择化而普遍化。然而，目前我国真正或者完整意义上的行政问责程序还没有建构起来。因此，完善相关行政问责的程序规则势在必行。其中关键之点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法律手段将行政问责程序建构起来。具体而言，行政问责主体应非行政化、行政问责罚则应法典化、行政问责方式应衔接化、行政问责过程应司法化、行政问责结果应效率化。     

理性与正义:行政官员问责法治化的探索

该文对于行政官员问责的研究,旨在从法学,尤其是行政法学的独特视角,通过宪政层面对行政官员问责理论基础以及现实发展历程解说基础上,为实现系属于实质法治范畴的官员问责的法治化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同时,文章着眼"问责"这一政治意蕴较强的现实问题的法学思考,通过对中国特色现实背景的实证分析,研究对行政官员问责法治化的路径,为问责在我国良性发展的根本出路作出概括和论证,探索中国特色行政官员问责之法治化发展路径。     

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

随着“问责风暴”开始向“制度问责”迈进,对行政问责制度的研究也越来越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课题。本文从分析推行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意义入手,指出了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主要问题,着重从构建新的官场文化、理清党政关系、实行政务公开、强化异体问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如何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思路。     

关于行政问责法治化的思考

行政问责法治化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科学内涵、基本原则和意义的基础上,从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加强行政问责执法制度建设、完善行政问责法治化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提出对策。以期对全面推进行政问责法治化,建设责任型政府有所助益。     

浅析中西行政问责文化之差异——以几个重要概念为切入点

近年来蔚然风行的"问责风暴"暴露了我国在推行问责制过程中泛化、滥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浓厚的人治色彩和风暴式的运作使得对行政一方责任的追究充满了恣意和臆断。对比西方法治型、制度型的行政问责,本文不禁追问行政问责之本土嫁接缘何功效迥异?其深层次原因须归结于中西方之于行政问责不同的逻辑起点、理论沉淀、国民认知和文化环境。囿于篇幅限制,本文将对政府、责任以及行政问责制的概念分别从中西方两个角度做理论上的梳理以揭示中西行政问责文化背景之差异所在。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本文将从其法治化的角度综合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发展框架，严格划分权界限，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确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有效构建

本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现状，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立法缺位、问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问责随隶l}生较大、适用范围偏狭窄、责任形式不够具体明确等缺陷。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指导与实践意义。     

简议行政问责制度及其法理基础

行政问责制度从2002年在我国开始兴起,经历2003年的非典时间引起广泛的注意,到2008年的＂问责风暴＂行政问责已经是被推上立法、执法、司法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从简要介绍行政问责制度及其存在的合理性,以期行政问责制度能在我国健康的发展,促进法治政府构建。     

行政问责要与依法行政紧密结合

构建权责对等的问责体系，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执行力。行政问责以责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应依照职权相应、权责相等、错责相当的原则，建立与制度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相衔接的问责体系，既保证问责的公平性和可预期性，又保障行政管理体系的可控性。要设定行政行为的边界，明确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公务人员的不同职责，做到行政问责的依据与依法行政的职能设置相匹配。     

责任政府:内涵、形式与构建路径

依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责任政府的外延已由责任内阁制政府扩展至所有民主政府。就责任政府而言,责任应是民主政府系统中的核心要素。我国责任政府体制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是政治问责制,即国家行政机关要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国家行政机关首长要对自己机关的全面工作向国家权力机关负政治责任。二是行政问责制,即行政首长要对整个行政机关的工作负全面责任,行政首长具有对政府组成部门及其首长、下级行政机关及其首长、公务员的行政问责权力。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在理论、实践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从行政问责逐渐发展到政治问责是我国责任政府建构之路径。     

公共行政中实现领导责任的制度规制探讨

公共行政领导者是行政机关主要职能的承担者,在整个行政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行政过程中存在着行政领导者不能较好的履行领导责任的情况。因此,本文从制度层面出发,分别从领导责任制度化、监督机制法制化、“官员问责”制度化及其他配套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来探讨如何确保领导责任的实现。     

行政问责的公民诉讼路径探索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同时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力的侵害。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在问责的启动主体和问责运行程序等方面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赋予公民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公民直接利用诉讼的方式启动行政问责是可以考虑的一条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