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均等化“善治”取向下的理性选择

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和实践的重要命题。诞生于西方社会的治理理论及其“善治”理念，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公共管理研究语境和改革实践的普遍诉求。目前，中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公共服务的不均等化状态引发了众多社会矛盾，严重偏离了公共管理的善治取向。本文基于不同于公共财政范畴善治框架，以公平和效率为尺度，研究公共服务均等化策略的合理性，认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利于实现善治理念的公平取向和效率取向，达到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统一，中国政府应该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加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     

对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深入追问

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有关公平与效率问题的阐释,不但对公平的理解是失之偏颇的,对效率的理解是不周全的,在把握两者关系时也有失公允和客观。同时,这种简单化的方法最终会导致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凸显的问题复杂性与公平和效率的关联性追问的放弃。只有在规范意义上理解效率,在正义和道德层面上理解公平,并且把规则作为理解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前置性条件,才能厘清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深层内涵及关系。     

效率VS公平:我国教育政策价值取向的反思

效率和公平是教育决策和教育发展必须同时兼顾的两个基本目标，但我国不同时期的教育政策并没有很好地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公平唯一或效率至上的价值取向使两者的发展在不同阶段上都不同程度地受阻。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教育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从影响二者的诸多因素出发，实现二者的统一协调发展。     

效率公平观的哲学思考

效率是经济学的永恒主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个现实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问题。一、效率与公平是市场规则与价值取向的统一市场经济以商品交换为核心内容，以市场为运行调节机制，以竞争为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之所以长久不衰，因为它有效率。市场经济的效率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生产的单位时间与产品之间的比率。就是在尽量少的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二是指资源在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下产生的特定经济效果，即市场经济本身的运作效率，前者是微观效率，后者是宏观效率。公平是指…     

和谐社会观: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和谐社会观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在当代,和谐社会观体现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根本要求。和谐社会的形成既有利益关系的协调性,又有价值观上的普遍性。利益讲的是效率,价值则注重的是公平,效率强调的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公平注重的是分配的合理性,二者相辅相成,共存共荣。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也要与时俱进,不是一成不变的。和谐社会观,就是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要逐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并把此种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问题作为和谐社会观的根本问题。     

当代和谐观:效率与公平的集合

当代和谐观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是一种涵盖自然社会人生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属人世界的最重要的世界观,其基本问题可归结为效率即人与自然的利用关系问题和公平即人与人的利益关系问题。效率问题根源于资源的稀缺与需要的无限增长,公平问题则根源于社会的分化及其合作。社会分化及其活力促进效率,由分化带来的社会合作则构成公平的基本标志与现实形态。     

摆动、平衡抑或其他: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

讨论公共行政的价值定位问题,应当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在本质的意义上,公共行政的效率价值和公平价值是统一、平衡而不可分割的；在基础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服从效率价值,经济效率之于社会公平更具有决定性；在直接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把公平放在首要地位；在现实的意义上,公共行政应当从实际出发,选择价值取向的侧重点。而狭义上的公共行政价值,应当定位于社会公平。     

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运转规律及其解读

本文针对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对效率与公平关系争论的一些焦点问题,主要论述四个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矛盾关系;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运转规律;中央文件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方针所作的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应采取的具体对策。     

教育公平视角下的我国“部属高校”政策审视

教育公平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本文从教育公平视角出发,就目前我国部属高校政策在资源配置、招生制度、就业形势及其对素质教育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转变价值取向,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改革招生制度,实现均等教育权利;建立中介组织,监督教育公平;增强地方高校实力,逐步缩小与部属高校差距"的改革措施。     

什么是理想的教育

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始终是任何改革都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公平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既反映了改革的不同价值取向．也是改革处在不同时期时的不同选择。教育改革也不例外。     

幸福理念与公共政策的价值整合

效率和公平是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二者之间的冲突不利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和评价。幸福问题研究的兴起引发了对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思考,效率和公平都是工具性价值范畴,都只是公众实现幸福的手段或方式,二者内在的统一于公众对幸福的追求。将公共幸福作为公共政策的终极价值取向,有利于调解公共政策效率和公平取向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的整合。     

正视收入差距过大的弊端 建立有效的社会公平机制

效率与公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 ,二者相辅相成 ,政府对二者的取舍往往决定着政策的走向。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对效率优先原则的空前认同 ,我国经济得到高速发展 ,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收入过份悬殊的新的不公平 ,阻碍了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当前必须正视收入差距过大的弊端 ,调整政策取向 ,尽快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公平机制 ,在讲公平的基础上求效率 ,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论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发展——兼论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几种不同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而现实中社会不公问题也有加剧之势。两相比较,效率与公平的发展已呈不均衡状态。在我国现实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值得认真思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在政策上更加突出维护和发展社会公平,也即要矫正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状态,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相对均衡发展。当前,促进公平与效率均衡发展,就应增加社会公平的政策含量,重点解决基本民生问题。     

分清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同内涵的价值意蕴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必须重视公平和效率,但两次分配所要追求和实现的公平与效率的内涵不同.分清它们内涵的不同可以使我们看到两次分配公平的原则、手段、价值目标不同;同时两次效率的区分可以使我们认识到,两次效率在社会发展中的不同作用.这对我们正确有效地处理好两次分配中及其它们之间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有着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价值吁求与实践取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正义为价值主旨，既以“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内核”规划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安全关系的理想状态，又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合理内核”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现实要求。“和谐共生”“公平普惠”相统一，不仅完整回应了何为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吁求，而且蕴含着根本途径、根本保障、根本力量与根本方法等实践取向，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之问。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和谐共生”“公平普惠”之生态正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全面超越了西方生态正义论抽象的思想言说，在生态特色维度彰显了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     

论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对立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主要缺陷；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失控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重要原因；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合理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的重要表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模式的优化路径。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模式，需要从更宽阔的视野即社会有机体和社会发展合力论的视域，全面把握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动态平衡与有机统一。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功能及其价值取向

经济体制类型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本文通过对 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功能分析，指出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公平，而不是效率，并提 出了以公平为导向重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共政策的具体措施。     

“一多不分”观在《道德经》中的体现

"一多不分"即所有的人及事物都是不分的关系,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多不分"是世界观,是认为宇宙万物天地人之间不存在绝对分离与互不联系的问题,人必须从与他人、家国、社会,与他国、世界,与宇宙、万物的恰当关系出发,对"经济""政治""文化"问题进行思考。本文从分析《道德经》中对待一般问题、治国治天下之道、诸侯国之间问题与战争、怎样立身处世以及如何养生保健五个方面入手,探索与验证"一多不分"观在《道德经》阐释域境中的呈现。     

效率与公平:现状与原则--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原则的反思

一、严峻的挑战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又指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这就是说，公平与效率都是我们要达到的政策性目标。毫无疑问，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关系到我国改革的成败。因此这不仅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     

试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预见的那种社会主义,并一度为我们能提前进入到这一历史阶段而沾沾自喜,在公平与效率问题上以绝对平均主义代替公平而牺牲效率,结果到头来还要对自己的体制进行改革.这丝毫不是马克思的错,应该检讨的是我们自己.因为马克思明白无误地讲过:“如果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带来过多的侮辱”.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唯一正确的结论.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了十四大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既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思,也是对近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肯定,是科学的决策.公平与效率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首先提出的命题,在他们看来,公平与效率是难以兼顾的.如果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上承认天赋人权,在法律制度上保证人人平等,而在经济制度上遵循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就无法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一条既不损害公平又不牺牲效率的中间道路.然而,从公平与效率的原意上看,二者并不属于同一领域.公平是一个政治伦理问题,而效率则是一个经济问题.公平的对立面是不公正和不平等,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