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吊诡与反思性——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一邓正来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以下简称《向何处去》)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法学所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从1978到2004年这26年间,中国法学始终“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在另一重     

根据中国现实的法律理想图景——评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中国"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认识中国"是该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因此,邓正来对如何根据中国、由谁来根据中国的解释成为我们评价《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理论贡献及其限度的重要依据.     

迈向贫富结构中的中国法学——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研究关于当下的中国问题,邓正来先生认为至少有三个限定:第一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从新传统开始出现的实际上任何后现代化国家都会在转型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而不关心农村人的身份和城市人的身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第二是贫富结构的问题,这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一个新问题,在这个结构中,有些农村开始比城市富,有的城市还处于比较贫穷的状态.第三是世界结构的问题,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上简单的中国,而成了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了[1].     

理想图景与正义问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读后

通过对中国法学自1978年以来26年间的这一个时代的批判,邓正来提出了一种以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为核心问题的中国法律哲学观,其任务是建构一种"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为主题的系列论文,不仅强调了世界结构是这种法律哲学观的历史性条件,还隐含着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必须考虑的三类正义问题.     

支配、正当性与法律理想图景——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支配与正当性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讨论的主要脉络,从语义分析的视角看,在现代化范式与其批判之间,存在着二种不同的对中国法学研究进路的理解.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再反思,对中国法律理论图景的再认识,是推进这一讨论的最好方式.     

揭开"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面纱——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的论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发表,就在中国法学乃至中国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场反思性的大讨论.邓先生这一理论大厦的核心范畴是"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对邓先生的这一范畴进行解读后,对已有论者对它的探讨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追问这样的问题:这种"理想图景"到底能走多远?它能否担当起邓先生所赋予它的那些重任?它究竟是通过智性努力可以形成我们共同记忆的理想,抑或仅仅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幻象?     

“何处去?”——再论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这段时间以来,我曾多次被朋友告知,邓正来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在国内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对此我并不意外。去年我曾写作了一篇长文———《“狼口”中的快乐,或“中国的主体性”》,在学理层面上已对该著作了一个细致的批判性分析。在今天的笔谈中,我不打算重复已有的论述,而是对它进行一些新的分析。“现在我伸出手去摸她的胸……”邓正来在该书中,批判性地审查了“26年来的中国法学界”。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考察这样一个前提性问题:究竟是什么在根本性地支撑着一个共同体,即,使得一群人成为一个共同体(例如在此处,“26年来的中国…     

从“理想图景”看“社会秩序”的建构——评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如何建构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几乎是所有自然法学家共同努力的目标。①而在学理上,这种自然法层面的反思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主要在于这种反思中所蕴涵的批判意蕴———即它始终着眼于如何改善现存秩序,如何达致一种更正当、更可欲的社会秩序的问题。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邓正来提出的“理想图景”或“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在同样向度上的一种智性努力之尝试。但是,这里的“理想图景”与传统自然法观念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一个根据中国的具体观念———“‘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乃是论者根据其对中国现实情势所做…     

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知识论基础——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认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它所承在的一些问题,而其根本的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法律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邓正来先生主张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但是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是什么这一问题,而是采取了一种"否定性"的建构方式.邓正来先生之所以采取"否定性"的建构策略,在我看来是因为其受哈耶克的"无知"的知识论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哈耶克的这一知识观.     

"连根拔起"与"返回根本"——读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对于中国法学"连根拔起"式的批判的目的,是为了"返回根本",包括返回生活之根本、返回中国之根本、返回知识之根本.     

横空出世的中国学术论纲——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正>一读邓正来的近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强烈感觉到这是一部中国当代学术史上的横空出世之作。作为对当代中国法学乃至中国学术的全面反思,本书最发人深省之处在于,作者立足于中国已经进入世界结构之中并承担发言责任的全新形势,对支配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根本质疑,开启了中国学术建构自己的“理想图景”进而建构“主体性中国”的重大     

"知识引进运动"的终结——四评邓正来教授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晚清以还,中国社会秩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与之相应,中国知识界在正当化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这一运动至今已逾百年.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认为,从总体上看,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知识的引进可以梳理出三个阶段,分别用梁启超、李泽厚、邓正来加以代表.百年来的知识引进运动,其内在逻辑是中国知识分子从盲目崇洋到主体突显的过程,因此在根本上也就是一个知识引进运动终结的过程.     

中国法律哲学的立场和使命——评邓正来教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从学术层面对法学的世纪回顾与前瞻做了极大的推进.然而,在中国法律哲学的意义上,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是"中国法学从何处来"以及"中国法学现在怎么样";不在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而关键在于"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     

法学的去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自序

这本小书是对中国法学——严格上是指中国法律哲学——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更广泛地讲,乃是对这种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身份”和未来命运的一种学术关注。我认为,从1978年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所存在     

现代司法理念的反思——对照邓正来先生《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检视

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新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发表后,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学界评价热烈,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法学的热潮。笔者对照该书的主要观点检视中国司法理念的发展,反思现代司法理念的部分误区,尝试对社会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17万字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由本刊分4期发表后,在中国法学界乃至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关注,国内权威文摘杂志也作了长篇选载,学界评价热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还主要以此文为缘由举办了"中国法学的反思与前瞻"学术论坛。为进一步探讨该文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进一步展开对该文的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进一步提升中国法学研究的水准,同时倡导严肃科学的学术批评风气,本刊集中编发8位博士生的评论文章,以求方家教正。     

无问而问与不答之答——读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受着一种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支配,只有充分、坚实地证明当下中国法学已经从根本上无力解释和解决中国法律实践中所存在的基本问题或关键问题,才能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邓正来先生并没有有效进行这种证明,无法断言中国法学存在着总体性危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就是"无问而问",即便不是一个假问题,在它的提出理路里也很难被认为是一个真问题.邓正来先生并没有给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或"邓正来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他并没有真正回答"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问题,但是在他的论述中给出了一个问题解决套路.因种种原因,该问题解决套路的有效性十分可疑.经过邓先生的立论和笔者的驳论,显示出一些对中国法学发展可能有意义的问题.     

中国法学的概念解析——兼谈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概念分析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中国性质、中国品格和中国逻辑。也正是这样的概念属性,决定了中国法学在当代或者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困境仍然是一种现代主义困境。因此,重申并更新现代主义内涵仍然是中国法学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面临的发展主题。     

说不尽的"现代性"——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体现出邓正来对中国法学(1978年至2004年)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理论自觉与智性努力.苏力实际上和邓正来一样对邓正来所界定的"现代化范式"进行了质疑.在福柯所诠释的"现代"意义上,邓正来是一个现代主义者;在哈贝马斯理解的"现代性"意义上,邓正来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现代性"本是一个丰富的概念,关键之处在于如何定义"现代性".     

中国法学"现代化范式"之关系主义批判——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教授试图凭借"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经由关系主义视角来探究和处理"应然"与"实然"、中国与西方、中华民族与世界结构的关系.然而,将关系主义批判的研究方法运用到中国法律哲学批判和建构这一研究对象上来的时候,邓正来可能会夸大一些问题,甚至可能遮蔽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在开放和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建构21世纪的中国法律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