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与“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

作为一种执法方式,“钓鱼执法”根源于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尤其是因出租车管制而加剧的黑车泛滥以及由“取证难”引起的执法难题。上海“9·6事件”和“10 · 14事件”发生后,不负责任的专家意见、情绪化的媒体舆论以及政府有关方面的应对失误等多方面因素错综交织,把两起普通的“错钓案”放大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叫停“钓鱼执法”的直接后果是迫使执法机关陷入“后钓鱼时代”的执法困境,而复活“机会提供型”的“钓鱼执法”、规范“私人执法”、重新界定“非法运营”则是突破困境的法律对策。     

“钓鱼执法”合理性之考量

最近上海连续发生了几起所谓的钓鱼执法事件,钓鱼执法现象开始引起大家的热议,对此贬乏者居多。本文对钓鱼执法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通过执法目的与执法手段两个方面对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考量,得出了其有限适用的可能性。     

从“钓鱼执法”事件论程序正义的实现

实体正义的实现需程序正义作保证。曾引起轩然大波的孙中界遭遇"钓鱼执法"事件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之下,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才有了并非完全合理的结果。导致"钓鱼执法"类现象频发的根源是人本执法理念的缺失、行政执法目的的偏差、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司法机关独立功能发挥不足等,"钓鱼执法"现象所产生的危害主要是损害了政府公信力败坏了社会风气、玷污了法律尊严、侵犯了公民最基本的合法权益等。为加大整治"钓鱼执法"类现象现象,我们认为,应采取确立人本执法理念、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加大法治秩序构建和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规范执法行为、健全违法行政的惩处制度、保障必要的行政办公经费、强化政府诚信度建设、发挥好媒体的监督作用以及强化司法机关功能发挥的独立性等措施。     

“钓鱼执法”法律内涵初探

执法机关在“钓鱼执法”被叫停之后陷入了更为严峻的“执法困境”.这一危机的发生与专家学者对“钓鱼执法”法律性质的误读有直接的关系.这些误读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两件事,把没有争议的问题说成在学界有争议,无视中国法律的特点,盲目套用西方学说.为破解“执法困境”,有关部门应当正确使用宣传策略,引导舆论力量,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为“钓鱼”正名；防范和打击“错钓”等行为,对责任人追究到底；规范“有奖举报”制度的使用.     

以依法行政原则看上海钓鱼执法

随着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曝光,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手段又遭到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本文简介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接着以依法行政原则分析上海钓鱼事件。     

“钓鱼执法”的行政违法性及其规制

"钓鱼执法"是执法机关故意向当事人提供违法活动实施条件或创造特定环境,以引诱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一种自身违法的行为。它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并可分为"显露式"、"勾引式"、"陷害式"等三种形式,其具有多重危害性。"钓鱼执法"与合法行政原则、合理行政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非法证据排除原则等行政法基本原则相冲突。防范和规制"钓鱼执法"应当从完善行政执法领域的立法、打击"执法经济"、限制使用奖励举报机制、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监督等若干方面入手。     

浅议“钓鱼执法”的正当性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以案说法,浅近探讨其正当性及对今后行政执法的建议。     

从“钓鱼执法”谈行政权力的制约

钓鱼执法的源头来源于诱惑侦查，是一种执法欺诈，不具备行政合-法I挂。钓鱼执法严重破坏了执法公信力，对社会公共道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必须对公权力加以约束，通过人大、司法机关等部门有效监督权力的运行，通过对权利的保护限制权力，让行政权合理运行，杜绝钓鱼执法现象。     

钓鱼执法的合法性探讨

针对日益复杂、隐蔽的违法犯罪行为,"钓鱼执法"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机关处理案件的数量,提高了执法机关的处理案件的效率,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比如从心理上诱导或设陷而导致的非故意违法行为。本文通过程序合法性、证据搜集合法性、我国法律界定等方面对钓鱼执法的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认为我国钓鱼执法不合法性大于其合法性,应采取多种措施完善行政监督,规制行政权力,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进程。     

“钓鱼执法”可休矣

本文结合实际的具体案例对钓鱼执法做了简要的论述和分析,以期对完善相关的司法制度有所助益。     

自力救济，还是权利滥用？——评微软“黑屏事件”

微软对中国实施WGA和OGA计划,对使用盗版软件的用户采取了电脑黑屏和提醒标记的警告,此举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应.微软实施"黑屏计划"在技术上涉嫌窃取家庭用户隐私,妨害到个人安全和社会稳定,从法律上看不属于自力救济而是对知识产权的滥用.社会各方都应冷静思考,针对类似事件提出妥善解决方案.     

追本溯源:"刑"、"法"、"律"字的语源学考察

"刑"字的本义为残害肢体的肉刑,后来引申泛指刑罚."灋"字的本义是在神判之后令其离去、离开,亦即放逐."聿"、"律"本为一字,"聿"字有区分之义,引申为界限、标准等义,"律"字因此而被用为音律、法律的意义.     

避风港还是风暴角——解读《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

<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3条的避风港作为网络搜索服务商侵权责任的限制规则,目的本意在于限制网络搜索服务商可能面临的版权侵权赔偿责任.虽然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进港"避风设定了条件与例外,但这并不是审查义务的设定规则与共同侵权判断规则.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避风港规则是正确适用的前提,从而避免将立法为网络搜索服务商提供的"避风港"异化为"风暴角",背离立法本意.     

建设"有限"与"有为"的政府

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一系列相应的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即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     

“世界性因素”的“误读”

陈思和先生提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世界性因素"的看法,对外来影响之"接受"的主流观念和方法形成了"颠覆性"挑战.然在本文的"误读"视域里,世界范围的文学与具有"世界性因素"的文学是有着明显区别的;确认"世界性因素"最顶级的平行关键词也许分别是:"先进性"、"同步"与"反响";将本土东西置于"他者"(Others)反应(而不是反映)的视野中来加以检视恐怕平等对话会有"质"的飞跃;锁定作家创作活动的"重力场"(弱作用)兴许不失为某些"影响"事实依据之困窘的合理解释;只要有利于我们自身文学的必然王国健康地向文学的自由王国迈进,就甭管张三李四来路的"比重"的如何.     

再议“合一论”与“复合罪过说”

德国关于间接故意与有认识过失的合一论的主张与我国学者所提出的复合罪过的概念各有特定含义,“合一论”的罪过形式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类型划分和观念为前提。复合罪过现象的原始含义不同于合一论。应该结合我国《刑法》分则的具体罪名来进行真正复合罪过形式的研究。     

判例法在中国的"可行"与"缓行"

判例法能弥补成文法之缺陷这一功用为我国引进判例法在理论上提供了可能性;司法解释自身的不足为我国引进判例法提供了现实上的可能性.但就我国现实来讲,阻碍它实行的因素也很多,与之配套的改革和社会心理的调整是必需的.因此判例法虽能实行,但不能"急行",只能"缓行",即只能以审慎的态度稳健地、循序渐进地、在不断地调试中推行.     

盗"椟"含"珠"

保安偷了"天价"电脑犯罪嫌疑人王某是宁波市一家知名服装企业的保安,职责本来就是保卫企业的财产安全,可总嫌钱赚得慢的王某却打起了企业财产的歪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