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行能力匮乏与协商民主中的政治贫困

能力平等是协商民主的本质要求,协商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度与参与主体的可行能力密切相关。政治贫困群体在协商民主活动中由于在争取和利用公共协商机会的能力、有效利用资源并转化为行动的能力、言说和沟通等协商能力的匮乏,易导致公开排斥和政治包容现象,成为＂永远的少数＂。需要通过基于法定渠道和社会支持的赋权、可行能力路径下政治贫困群体公共服务支持体系的构建和协商民主机制的完善等措施进行补救。     

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现代政治得以成长的基础——基于中国协商民主功能的考察

在中国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中,协商民主在中国所承载的功能要大大超越协商民主本身。协商民主赋予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具体的形态:即共生政治和共治结构;同时赋予中国社会实现长远发展所需要整合的结构。然而客观地讲,协商民主虽然经历过革命与新中国成立的实践和洗礼,但在现代化逻辑下的运行还是比较稚嫩和粗陋的,其健全与发展还面临诸多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由于中国协商民主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与中国特色现代政治的形成、运行和发展具有高度的内在契合性,所以,对中国来说,发展协商民主已经成为在民主建设中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的战略平台与关键路径。基于此,协商民主建设应该有更全局、更全面、更长远的部署与推进。     

论协商民主的兴起及其实现条件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作为一种对自由民主反思和修正的民主范式,它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兴起于特定社会和时代背景的协商民主,其实现需要公民素质、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保障。     

新时代视阈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和价值

协商民主的概念在中国民主政治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赋予了新的内涵: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多样化是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效途径;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中之重;加强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手段;政协队伍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举措。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内涵展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价值,突出了社会公平的政治价值,提升了协商民主的实效价值。     

政治共识与民主生存——利普哈特共识民主与罗尔斯协商民主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多元社会民主生存需要政治共识。在西方政治民主语境下,利普哈特共识民主因其政治权力的共享性、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和暴力控制以及实现人民权力而有利于促进政治共识;罗尔斯的协商民主虽有从道德领域到政治领域的转变,但它所强调的制度正义、分配正义和平等论辩仍有利于政治共识的创造。两种民主思想目标一致,实现目标的方案虽层次不同,但仍相互联系和促进。转型时期的中国需要政治共识,研究利普哈特共识民主和罗尔斯协商民主,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民政协制度下的协商民主机制创新

协商民主可以实现平等有效地协商参与,推进科学决策、节约政治成本,消融冲突并推动和谐政治社会的建立。在人民政协制度下推动协商民主机制创新,必须发挥协商主体的作用,融合社会共识,疏通诉求机制。     

协商民主: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

"协商民主"是"参与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是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有着内在的契合性,表现在合法性、合理性、程序性等方面。发展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因此应该从国家制度、基层政治、社会自治三个层面发展协商民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协商民主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个重要新概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战略谋划。协商民主的概念虽然提出于西方，但在涵义上与中国政治协商相通。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有着为人类政治文明提供世界经验的价值。民主是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体现的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构成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更大优势在协商而不在选举。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具有系统构造，其深刻性在于将协商民主从社会覆盖、工作向度、普遍要求和运作规范等方面得到提升．协商民主不再是一种单向度、窄渠道、小口径的实践形式，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关系中具有全方位的制度系统和工作机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形式载体，其政治生活的覆盖面、民意吸纳的包容性、参与范围的广泛性，需要得到有效的制度供给，需要形成规范运作的机制。     

关于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探索和思考

<正>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是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举措,是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途径。推进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入新的活力。     

新思想引领新时代 新使命开启新征程

正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政治调节视角下新时代协商民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发展

新时代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拥有丰富的思想渊源。传统民本思想在权利主体、政治关系、实现机制中展现着政治调节的历史积淀。基于民本思想的政治调节特性,搭建民本思想与新时代协商民主契合沟通的桥梁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创造性发展之根本。新时代协商民主相对于民本思想,实现了集体主义到个体主义;等级固化到平等包容;统治机制到社会治理的横向跨越。因此,推动我国新时代的协商民主建设既要传承民本思想中符合时代性建构的政治调节价值,另一方面也要输入当代政治价值,发展现阶段协商民主的新价值。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

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具有内在契合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公民的参与责任与理性、社会认同与信任、政治合作与互惠;在互动上表现为:公民社会是发展协商民主的重要社会平台、协商民主是培育公民社会的民主范式之一。构建协商民主与公民社会的互动模式,必须提高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意识和能力,明确目标和取向,拓展渠道和方式,创新制度和机制,防范危机和风险。公民社会与协商民主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启动力、政治文化转型的突破口之一、社会结构调整的重要着力点。     

协商民主中的公共治理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复兴之后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与现代公共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使我们看到公民社会的思想意识、精神状态以及公共利益、美德等价值观对现代公共治理的重大意义。引入协商民主理论,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与协商,公民参与意识与积极的公共精神,可以促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在公共治理中的良性互动,由此也将促进协商民主与善治的实现。     

协商民主的政治平等形式分析及其现实启示

协商民主所要求的政治平等形式虽然是某种形式的机会平等,但是与代议制民主相较而言,它所要求的政治平等内容更加复杂、具体。耐特等人对协商民主需要的政治平等形式进行分析,将之概括为"平等的政治影响机会",即在协商过程中除了要排除公民资源的不对称分布可能带来的影响,即实现资源平等,还对公民的协商民主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即要求公民具备平等的民主协商能力。关于协商民主的政治平等形式的研究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启发意义。     

试述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认识和探索的历程

中共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和探索历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于统一战线策略需要,形成政治协商制度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应形势发展,探索政治(民主)协商建设新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完善政治协商制度,探索社会协商途径,构建全方位协商民主制度。中共创制和领导的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发展状况清楚地告诉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中共在中国的政治领导地位;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协调和互补;必须以稳步为原则,推进"协商民主"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方向发展。     

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几个问题

当前，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之一，已成为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十八大对健全协商民主制度进行了总体规划和部署，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寄予乐观的期待。中国在长期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多级政治协商制度，探索出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等基层民主实践，这些为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提供了具有积极意义的实践经验。同时，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协商民主的协商场域正在不断拓宽。工资集体协商的广泛推行就是协商场域拓宽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福建泉州的工资集体协商尤其具有代表性。     

建国以来政治协商与协商民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经验

中国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建设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发展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对建国以来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发展历程的梳理,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的比较,我们可以将中国政治协商和协商民主的主要特点和经验概括为:政治协商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保障协商民主有序推进；政治协商着眼于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引导协商民主有效实现；政治协商着力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避免随意性和盲目性；政治协商着重于政治吸纳和民主监督,力戒个人崇拜和权力意志.     

协商治理与社会矛盾化解

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施民主协商逐步成为中国基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民主协商"成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协商民主对于实现利益整合、降低决策风险、培育社会自治和增进公共理性具有显著功效。在化解基层社会矛盾方面,协商民主制度在不同的决策阶段发挥着重要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各级党委政府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倡导、基层社会协商民主实践的创新,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发展的动力。     

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协商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政党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具有多重属性,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还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平台。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政党协商具有精英吸纳、决策咨询、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是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执政党与各参政党间的直接协商。政党协商的内容较之其他形式的协商民主更加重要。政党协商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依法协商原则、平等协商原则、包容多元原则、协商的效能和程序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党协商的程序建设,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机制应成为新形势下推进政党协商的"重中之重"。必须重视政党协商基础理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