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和民革淮河治污提案

1998年和1999年,淮河流域先后两次发生重大污染事故,淮河水质严重恶化,两岸老百姓“守着淮河没水吃”。1999年秋,安徽省民革组织了调研,提出了淮河治污的提案;2001年春,省民革配合民革中央,考察了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情况,再次提出了淮河治污的建议。反映淮河流域老百姓渴望淮河再现碧水清风心声的提案和建议,引起了心系民生的温家宝总理的强烈共鸣,两次作出长达数百字的重要批示,有力地促进了淮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进程。1999年8月,民革安徽省参政议政会议决定:对淮河污染反弹问题开展专题调研。1998年8月和12月,淮河支流涡河和亳宋河先后发生…     

淮河之水何时复清

二月中旬,我跟随民革中央淮河污染治理考察团到淮河流域进行了一次调查。淮河不如黄河有名,水量却是黄河的6倍。近年来,淮河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引起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最近,《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淮河治污做了报道,有的认为淮河水已还清,有的认为离还清还相当遥远。恰好,我有机会到淮河流域实地考察,我可以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看看到底哪个说得对。     

健全跨省界河流水质监管机制

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组检查发现,中国七大水系(海河、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长江、珠江)中劣五类水体占三成左右。劣五类水体已经失去使用功能,成为有害的脏水,连农业灌溉都无法使用。涉及全国1/6人口的中国第三大河流淮河,是中国投入最多、开展污染治理最早的大江大河。1994年6月,国务院专门召开淮河水污染治理会议。随后颁发了《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是迄今中国为单一河流水污染治理制定的惟一一部法规。但据报道,2004年淮河污染严重反弹,主要水质污染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流域约60%为劣…     

成语污染当治理

“黄毒”泛滥,环境污染,我们都在采取措施治理。但成语受污染似乎还未引起足够重视,且污染面正逐步扩大,大有蔓延之势。 在电视广告、报纸广告、街头广告上,成语被冒名、受污染的现象历历在目:“天长地久”成了“天尝地酒”,“随心所欲”成了“随心所浴”,“别来无     

淮河大水引出的思考

1991年的淮河大水,紧紧扣住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弦。 罕见的暴雨形成了罕见的灾情,罕见的灾情使沉寂多年的淮河治理再一次成为国人的热门话题。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淮河流域今年确实洪涝成灾,但国内外一些报刊惊呼“洪水泛滥”则未免言过其实。 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简称淮委)主任袁国林对记者说:“‘泛滥’是指失去控制,而今年淮河的洪水一直是在人们的控制之中。全流域所有水库无一垮坝,长达1.5万公里的重要堤防无一处溃决。至于     

淮河防汛:为洪水“寻路”

今年汛期淮河流域降雨量比常年同期正常偏多,同时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夏旱和伏旱,防汛抗旱形势不容乐观。根据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测,今年夏季我国将出现南北两支多雨带,汛期淮河流域的降雨量将比常年同期正常偏多,淮河防汛再次敲响警钟。淮河之痛缘于“不通”     

再觅淮河治本之策(上)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河灾害频繁导致今天整个流域的贫穷落后。而在历史上,淮河流域曾是富庶之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从历史上的一条利河、好河到今天的害河,灾河,淮河还能够根治吗?     

共同建设健康的生存环境

共同建设健康的生存环境顾冰清１９９８年的第一天，听到的第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是：由于国家采取强硬措施治理淮河流域的水污染，终于在１９９７年底使流域内有机物排放削减量达到４０％，治理淮河流域水污染第一阶段的目标已基本实现，同时宣布治理淮河水污染的第二阶段...     

母亲河期待“激浊扬清”

自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在水污染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编制了各类规划并组织实施。其中重点流域、地区污染防治取得明显进展。国家确定的“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滇池、巢湖）、“两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控制区）、...     

治理污染要花大钱吗?

一提起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有些人马上就会扳着指头算计,哪一项花多少钱,似乎舍不得花大钱,就收不到效益。不可否认,有些项目的治理是需要大量投资才能收效的。就说减轻大气污染吧,不采取集中供热,建设供热供气设备,就无法改变我国一家一户烧煤炉的状况。要改变我国的燃料结构,确实要用不少投资。     

美国绿色农业补贴及对我国农业污染治理的启示

财政支农或对农业进行补贴,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但如何提高财政对农业投入的效率,解决好农业的外部性问题,也是各国面临的主要问题。美国的绿色农业补贴计划一方面是对原有的不合理的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以市场机制为导向,尽量发挥市场的力量,使绿色补贴这一公共政策能起到治理农业污染的作用,对我国的农业污染治理有一定的启示。     

边客中介:边缘地带的群体连接治理研究--基于榆蒙边界的调查

兴起于明清时期的榆林边客,有着超越商人群体的治理属性。笔者通过对边客在榆蒙边缘地带的身份状态、社会交往与政府行政的互动关系考察,发现边客“不边不客”,反而是该地多元社会的治理中介和连接核心。因此,以“从商不边”“为人不边”和“公治不边”为逻辑维度,探求边客如何完成从商人身份到治理中介的蜕变,阐析其能够连接榆蒙上下、内外社会的运转机制,终在空间、身份和权力作用之下,成功塑造“柔性”群体连接式治理。边缘地带历来是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因子,现代边缘地带是传统边缘地带的有机延续,对边客群体中介治理作用的经验总结和再次探赜,能为新时代中国边缘地带的有效治理提供新视角。     

打开国门 “边”不再穷——开放使黑龙江省沿边地区焕发生机

这篇报道,着实令人兴奋。 从谈“边”色变到谈“边”色舞,这是多么令人欣喜的变化！黑龙江省边境地区的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开放大潮,因而活了一条边,富了几城人。开放才有出路,开放才能富民。这又是一个明证。 我国有辽阔的边疆地区,仅陆疆边境线就有2万多公里。这辽阔的地带是国界,也是对外开放的前沿。 过去,边疆地区总是与“穷”字联系在一起,现在,时代赋予了边疆地区由穷变富的契机。下围棋有“金角银边草肚皮”之说,处于“边、角”地区的人民能不能建设起金角银边,就看能不能抓住改革开放这历史的契机,并在开放的同时,花大力气搞好开发。这一点,也提到了黑龙江省的议事日程,更令人宽慰。 开放富“边”,开发富国。抓住机遇,大胆地闯,大胆地试,前景将更加美好。     

治理污染的经济学分析

人类社会的有序化进程不能以环境的加速退化为代价 ,治理污染已经势在必行。现代社会中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 ,只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 ,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治理污染政府必须介入 ,可采取政府干预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 ,也可采取市场调节为主、政府干预为辅的手段     

万里李鹏在安徽——随行散记

曾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副总理,不久前与李鹏副总理一道视察了安徽。他们冒雨到淮河两岸的洪涝区,慰问城乡人民,与干部群众一道研究根治淮河的办法。淮河流域人口众多、耕地广袤,又是重要能源基地和粮棉产区,把淮河治好后,这里的美好前景将不亚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国家力量“兴边富民”

在“十一五”末期,要使大多数边境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上达到所在省、区“中等以上水平”近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兴边富民行动“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在治理创新实践中寻求“治道”

从20世纪90年代引入“治理”到2012年后“治国理政”概念的确立，反映了“治理”这一概念的创造性转换。这一转换的根源和内生动力是中国政治实践。随着治国理政和治理现代化的提出，我国在治理实践中获得治理自觉，寻求符合中国实际并具有目标导向的治理之道。近二十年来，我国基层治理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开始从治理实践中获得“治道”，主要表现为人民具体化、目标责任制、办事简约化、对象精准化、重心下移化、方式集成化和链条节点化。随着基层治理的深入推进，还需要在基层治理创新中继续寻求具有长远性和稳定性的治理之道，包括激发活力、减轻压力、强化动力、提升能力和注重合力。     

毛泽东流域治理思想管窥

毛泽东的流域治理思想可归结为“流域性”系统治理、“跨流域”平衡治理、“多行政区”联合治理.即:流域治理要尊重流域运动规律,进行全方位系统治理,做到“自然-生态-社会”的统筹兼顾；不同流域之间、同一流域干支流之间的“跨流域”的“引水工程”,是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重要途径；打破地方行政分割、从流域大局出发,进行“多行政区”联合治理.这一思想启示我们,在目前的流域治理中,必须确立流域系统意识、打破地方行政区划、走群众路线.     

环境治理中多主体协同困境与出路——以丽江程海湖水污染治理为例

新时期,环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其治理的成效与政府主体、企业主体、社会主体的协同共治不可分离。程海湖作为云南生态环境保护的标杆,其湖泊水污染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云南生态文明建设争排头这一目标的达成。反思程海湖污染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在于多治理主体在协同上面临多重困境,因此要构建实现政府、企业、公众多主体协同共治的体系,进而提升程海湖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最终实现共享程海生态文明发展成果和价值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