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利用经济合同诈骗犯罪的识别和预防

近年来,利用签订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违法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利用签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是一种智能型犯罪,有着极大的伪装性、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利用经济合同诈骗往往又与经济合同纠纷搅在一起,难以区分,因而在办案实践中,很容易将一些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当作经济合同纠纷处理,使诈骗犯罪得逞,使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     

公诉案卷移送制度的完善思考——以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方式。全案移送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顺应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但并非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就能完全解决我国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存在的所有问题,其至少存在法官预断、不当诉讼难以彻底杜绝和默读审判无法完全避免三种风险。基于此,在全面分析全案移送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和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加以改进和完善。     

对公诉案卷移送制度完善的思考——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及其改进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符合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针对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可以从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对公诉案移送制度完善的思考--全案移送主义的回归及其改进

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案卷移送方式回归到最初的全案移送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当下的司法现状，也符合职权主义国家追求实体正义的诉讼理念。针对实行全案移送主义可能带来的风险，可以从设立庭前征询程序、增设庭前证据展示制度、实行庭前实质审查、确立审判中心主义、规范公诉案卷移送程序等方面加以完善。     

论经济合同诈骗犯罪的防范对策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犯罪活动是经济犯罪中一种突出的犯罪形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危害极大。应当采取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合同管理制度、加强法律监督、完善民商法律法规、加强对经济犯罪理论的研究等对策,预防这种犯罪活动的发生。     

试论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犯罪应从履行合同的能力、履行合同的行为两方面来认定。对经济合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认定的根据是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和当事人的实际履约行为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重点要放在查清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故意、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及资金流向等方面。     

合同诈骗罪的法理分析

合同诈骗是以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往往与经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在案件性质的认定上,容易引发分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看似经济纠纷,但实质上却已构成经济犯罪,对此类案件,公安、法院部门间的认识往往难以统一,从而使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受理难、移送难;有些案件表面上看是经济合同诈骗,实质上却是经济合同纠纷。实践中,公安机关因对这类案件的性质分析不透彻,而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结果是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深入研究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惩治犯罪分子,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试论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犯罪应从履行合同的能力，履行合同的行为两方面来认定，对经济合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认定的根据是当事人的覆行能力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和当事人的实际履约为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重点要放在查清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故意、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及资金流向等方面。     

在审理经济案件中如何识别诈骗犯罪

当前,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相当突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些严重的经济诈骗犯罪案件,往往被当作一般的经济纠纷处理了。这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主要还是在办案过程中对经济纠纷与经济诈骗的界限不易划清。因此,本文拟就当前经济审判中如何识别经济诈骗犯罪问题作一些探     

法律应对赃款赃物的移送做出新规定

近几年来,在打击经济犯罪,特别是在查处贪污贿赂等犯罪大案要案中,由于法律对赃款赃物的移送规定不统一,造成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致,直接影响了案件的正常审理,妨碍了对经济犯罪的从快从重打击。为此,笔者建议,法律应尽快对赃款赃物的移送做出新规定,以便统一执法。     

试论国有企业经营中经济合同犯罪与非罪的界限与防范问题

签订经济合同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最常用的经营手段之一 ,然而由于我国是一个非契约传统的国家 ,并且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下 ,人们对经济合同的意识不强 ,管理不严 ,导致经济合同纠纷甚至经济合同犯罪时有发生。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 ,国有企业被骗现象日趋严重。为此 ,1997年刑法修订时 ,加大了对利用经济合同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和打击范围。本文试结合新刑法的有关规定 ,针对国有企业经营中的情况 ,剖析有关罪名 ,以及有关经济合同犯罪与非罪的界定 ,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     

论经济犯罪情报的搜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犯罪不断增加,犯罪分子的犯罪手段、犯罪方式不断变化,经济侦查部门迫切需要总结和探索经济犯罪的规律、特点,为打击经济犯罪提供有力的支持,经济犯罪情报的搜集成为公安机关迫切而又紧迫的任务,但经济犯罪情报模糊性、复杂性、离散性、专业性、经济利益性的特点又影响着经济犯罪情报的搜集,迅速明确经济犯罪情报的体系与搜集内容,组建经济犯罪人员资料、经济犯罪案件资料、经济犯罪犯罪组织资料、经济犯罪犯罪线索等子系统,才能有的放矢通过各种公密手段及时、全面搞好经济犯罪的搜集.     

我国卷宗移送的改革之路

刑事卷宗移送是刑事程序中一个重要的步骤，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采用“全案移送”，1996年将其修改为“部分移送”，于2013年1月1日施行的《刑事诉讼法》又回归到1979年的“全案移送”。这种徘徊性变化，体现我国在此问题上的态度还不明朗。鉴于此，我国有必要移植其他国家的成功的卷宗移送方式。其中．英国是典型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由“全案移送”修改为“起诉状一本主义”．德国则是典型的“全案移送”。近年来，“起诉状一本主义”受到很多学者的追捧．但是．该方式并不适合我国，究其原因它是当事入主义诉讼模式的应有之义，与我国的诉讼目的、诉讼模式皆不吻合。我们另辟蹊径，找到一种适合我国的卷宗移送方式：在起诉程序与庭审程序之间加强立案庭的作用．检察院将全部卷宗移送给立案庭，但是立案庭仅将起诉书移送给庭审法官。     

证人拒证现状及其危害研究

无论在刑事诉讼还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证问题一直是一个广泛存在、悬而未决的复杂问题,它危害极大,既不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损害审判的公正性,又不利于保障有关方面的合法权益,阻碍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破坏了直接和言词原则,因此必须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以提高我国司法审判的质量。     

论公诉案卷移送制度

公诉是连接侦查和审判程序的枢纽,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行使起着重要的作用。案卷移送是我国公诉案件中的一个环节,涉及庭审的实质化、审判中心主义、审判权与检察权的关系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审判方式改革决定了移送案件材料的数量和时间,反过来移送材料的数量和时间又会直接影响到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甚至成败。因此,案卷移送制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当前侦办经济合同诈骗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花样翻新,种类复杂多样,手段智能,犯罪与纠纷往往交织在一起,难以界定,查处难度大。     

我国新旧卷证移送方式下的法庭调查比较

在我国传统全案卷证移送方式下,法庭调查的范围和顺序由法官在庭前审查阶段确定,对人证的询问或讯问、对物证的出示以及对证据文书的宣读等法庭调查活动,也几乎完全由法官包揽。在我国现行有限卷证移送方式下,控辩双方在法庭调查范围确定问题上的发言权增大,举证、质证等职责转由控辩各方承担,言词证据的调查以控辩各方询问为主、以审判人员询问为辅。     

论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学分类与构成

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学分类与构成，是以刑法学犯罪分类与案件构成理论为依据，从侦查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出发，对经济罪案的构成要件和要件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排列状况进行具体剖析的理论，其可为选择经侦方法和取证措施提供途径和依据。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学分类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犯罪对象和犯罪领域的不同分类；二是按犯罪行为分类。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学构成，可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纵向的动态结构，即分析经济犯罪行为的孕育、发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二是横向的静态分析，即以犯罪实施阶段为横断面，剖析犯罪实施过程中的基本构成要素，它包括了经济罪案中的主体、行为、对象、主观状态、危害结果、时间、地点和方法等要素。     

广州市经济犯罪现状

我国加入WTO,对尚属稚嫩的经侦工作影响将十分巨大。广州市经济犯罪可能出现的趋势为:从犯罪类型来看,覆盖的范围逐年增大,但主要犯罪类型保持相对稳定;经济犯罪的活跃程度日渐加剧,主要犯罪类型有不断恶化的趋势,新型经济犯罪不断涌现;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扰乱市场秩序、危害税收征管等是当前主要的犯罪类别;集团犯罪和智能化犯罪逐步增多,犯罪嫌疑人在人员准备、物质准备和知识准备的层次越来越高;内外勾结是目前某些经济领域犯罪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犯罪类型的活跃性与危害性呈现既相关又相离的双重特点;新型高智犯罪的危害性最大;单位犯罪在经济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且单位犯罪主要集中在涉税、金融诈骗和合同诈骗等领域。     

企业性质认定问题研究

企业性质认定问题研究王朝勇在办理自侦经济犯罪案件尤其是贪污、挪用公款案时，常因企业性质认定和认识上分歧，导致犯罪客体、犯罪主体难以确定，从而困扰检察人员、审判人员。本文结合目前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问题，着重研讨企业性质认定的根据，有关企业性质界定立法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