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进程中的福利制度建构——基于“社会中国”的视角

中国政府为何在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同时,实施大规模的反贫困战略与行动?立足于这一战略追问,从社会政策学的视角,回顾、比较早期中西福利制度建设中的基本理念、基本概念与内涵的差异,提炼中国反贫困政策实践中的福利元素,以此理解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理念、政策与对象等几大困惑,并在此基础上论述"社会中国"视角下反贫困机制的福利制度建设框架。研究认为:(1)中国的反贫困政策中包含了大量的社会福利元素,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而非社会民主主义的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理念、全民参与的政策特征、每家每户的对象特征;(2)从"社会中国"的福利框架对反贫困政策的实践进行理论整合,可以建构以社会公民权为基础的福利理念、具有整合性的跨越地域与身份差别的社会福利体系、以无差别的社会公民身份为识别对象的社会福利建设模式。     

中国发展性福利实践及其思想的历史与发展

发展性福利重视社会开支的投资和产出功能,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协同发展。中国从宋代开始便在赈灾过程中出现较为系统的具有投资取向的社会救助对策,经历清朝的制度化、在民国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发展性福利思想发展成为全面的扶贫举措,进一步在公民福祉的提升政策中得到体现,并最终表现为兼顾补救与发展的包容性发展实践。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救灾经验、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引发的重农观念、儒家思想及其东亚文化的产出主义福利取向,以及当代中国政府关于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都对中国发展性社会福利思想及其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福利制度的结构与社会政策

福利制度的结构决定了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只有从这一结构出发,制定社会政策时才可能避免简单化,使政策体现不同福利国家的具体差异,更好地实现福利的目的。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议题

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在世界和中国都是一个年轻的学科,且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聚焦于社会福利,并具有实务性,因此从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的基本释义出发,讨论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本质内涵,并寻找到准确的研究立足点,为研究成果进入实际操作领域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模式的转换研究——以1978—2008年《人民日报》相关文章关键词变化为视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引发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型福利供给模式逐渐削弱，新的政策型福利供给模式则迅速兴起。本文以《人民日报》有关社会政策的文章为分析对象和测量尺度，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规律，探讨了社会福利供给模式的总体情况以及社会政策具体领域的特征。社会政策兴起的原因和背景是相当复杂的，本文分析了经济政策、社会公平、社会阶层所起到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政策和国家福利供给意愿的上升，未能遏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增多的态势，社会政策水平仍需不断提高，探索科学的福利供给模式，以应对工业化与后工业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     

社会工作教育者在社会福利社会化过程中的多元化角色定位

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福利国家福利模式的种种弊端,使得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福利模式被世界许多国家选择和实施,我国也不例外。社会福利社会化要求社会各方共担责任,并扮演相应的角色。社会工作教育者“身在处境中,责无旁贷”,故要扮演相应的多元化的角色,即教育者、研究者、政策影响者和实务者等。而要扮演好多元化的角色,需要一定的角色意识和角色能力作为前提条件。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多元化角色的扮演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功能。     

中国儿童社会福利需求探析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目前儿童福利在政策、机制、社会意识等方面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单纯物质上的需要,成为制约儿童福利发展的重要因素.构建现代中国儿童社会福利整体框架要从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理论建设、政策法规制定、专业队伍训练、发展社会性服务团体等多方面着手,将儿童社会福利纳入社会发展建设的总体布局中.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布与抗风险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两个大转型,这铸就了中国经济的辉煌,也使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在这个大转型过程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进程的深化,中国农村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已与城市居民面临的社会风险基本趋同,而农村居民拥有的抗风险机制却远远弱于城市居民,以收入水平表征的抗风险能力也远不及城市居民。中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的宏伟目标,必需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策体系以有效降低和化解社会风险。在现有资源条件下,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建设只能有重点、分层次、逐步推进。综合来看,中国农民在抗御社会风险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中国建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施社会政策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农民的利益。     

中国社会政策转型与国家角色的转变

文章借助蒂特马斯对社会政策“三分法”的划分方式，分析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体系的变迁过程及其中国家角色的转变轨迹。文章发现，由于时代背景、执政理念和政府财政能力的不同，社会政策经历了从制度再分配模式向剩余式模式的转变，并正在朝一个国家、市场、社会和个人多元承担的社会福利责任体系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角色经历了从撤出再到回归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转换的时代价值——一种结构主义的分析

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60年实践历程显示,改革开放、市场经济转轨是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必然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的新阶段。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中,结合中国的现实国情,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制度、政策创新等不同的改革策略,促进社会结构优化,推进社会资源配置均衡,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健康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实践中不断转换必须面临的时代议题。     

中国特色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与幸福和谐社区建设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最大的理论创新是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成为实现两个目标的核心。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国家福利、市场福利和社会福利三部分组成，社区福利体系是狭义社会福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10月28日，民政部等16个部委首次发布国家级《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6-2020年)》，标志2016年成为中国社区社会工作与社区福利体系建设元年，中国城乡社区福利和追求生活质量时代来临，反映中国社会正在由1980年代的“社区服务”，经由1990年代的“社区建设”，进入2010年代的“社区福利体系建设时代”。如何统筹规划、科学设计中国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如何推进社区福利与幸福和谐社区建设运动成为国家社会政策议程的优先议题。社区福利体系与美好和谐社区既是和谐美好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基础部分，又是构建美好和谐社会与美好生活的基本途径，还是观察美好和谐社会和幸福美好生活的最佳视角。构建美好和谐社会、幸福和谐社区和社区建设、社区服务活动“不约而同”聚焦社会福利与社区福利制度建设。中国现代社区福利制度框架决定社区服务体系和社区服务中心性质、定位、地位、功能作用。     

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福利的定位、改革与发展探究

在社会、宏观经济结构发生变动的情况下,我国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结构性调整,目标、性质、功能、内容有待重新定位,“社区福利”、“混合福利”已经显现。作者在文中提出了社会福利层次论,现实的选择应在中观层次推行福利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整合,寻求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的均衡点,建立“两权分离、管办分开、法人办理、竞争经营”的新福利事业体制。     

社会保护与儿童优先的可持续反贫困路径分析

社会保护的政策理念已经逐渐形成国际共识。在儿童社会保护领域，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儿童发展账户和普惠儿童津贴是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政策模式，体现了不同的福利意识形态和政策运行特征，对我国2020年之后的可持续反贫困发展有积极启示。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风险变迁可能加大脆弱儿童及其家庭的贫困风险，这需要进一步强化儿童敏感的社会保护，确立儿童优先的可持续反贫困战略，加快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和整合性的儿童反贫困政策体系。     

转型期我国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论析

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问题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理论问题。基于政策的公共性指向、市场经济体制业已初步确立及渐进改革累积的大量社会问题,转轨时期的公共政策的价值观应以社会公平为第一要义,以“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替代“效率基础上的公平,”塑造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社会和谐有序发展奠定基础。     

“中国奇迹”:成就与问题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财富生产和积累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从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奇迹",那么,今天在生产和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之后,财富的分配便成为中国民众更加关心的问题。社会福利和保障的普遍匮乏,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严重不足以及非均等化,妨碍着社会共识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国奇迹"难以在原有的轨道上获得可持续性。要为中国的发展寻找新的路径,恐怕还是要回归政治合法性的经典理论上来,构建一种公认的、公平的、开放的政策体系。     

中国农村贫困状况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

随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和贫困率的下降,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出了明显的家庭和个人特征:绝大多数贫困人口是因残疾患病等因素导致劳动力完全丧失的人口,他们很难继续从开发式扶贫中获得有效的帮助。近年来,中央政府对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高度重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了一系列针对困难农户收入和医疗保障需要的社会救助制度。本文利用2005年的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对农村贫困人群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浅析国外有关社会和谐的理论

国外在理解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公正、社会福利等与社会和谐的关系上产生出诸多重要理论,它们与社会和谐之间存在着坚实的内在逻辑关系：社会团结既是一种社会结构状态,也是一种社会和谐状态;社会整合是社会和谐的实现过程和方式;社会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理念保证;社会福利是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和政策手段。国外的这些理论与政策实践,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基本理论和主体

近年来,我国犯罪数量逐年递增,受司法能力和犯罪分子个人经济状况制约,每年有相当规模的刑事被害人难以从犯罪分子手中取得基本的赔偿。通过对从国外引入一系舛相关学说的批判,并结合社会契约理论,提出了有限国家责任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体系应以有限国家责任说和社会保险说为主要理论构件。以社会福利说为辅。并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作了内部区分。通过对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补偿主体进行探讨,进而提出了补偿慷慨原则。     

试论廉洁文化建设在城乡社区管理中的作用

加强城乡社会管理创新，是加快城乡社区建设的重要基础，也是切实服务社区居（村）民的重要举措，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社会主义廉洁文化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线，内含了一种崇高的价值理想、合理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的价值评判标准。通过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社区管理者和居（村）民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公道正派、遵纪守法。从而提高城乡社区管理水平。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