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中的乡村:社会基础变迁与有效治理实现——基于鄂中L村的实证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基础的急剧变迁,农民流动是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流动改变了村民的行动选择,进而改变了乡村治理基础,既有的乡村治理体系难以适应这一变化而出现治理危机。乡村有效治理的实现,要从价值、策略、体制三方面入手,亦即构建复兴传统和建构法治文化并行的价值、能人带动嵌入农民合作的策略以及村民自治有效运行的体制。     

实践逻辑与功能定位:乡村治理体系中的自治、法治、德治

在乡村治理体系中,自治即基层群众自治,法治即依法治国,德治即以德治国。在实践中,三者形成了各自的发展逻辑:自治要求自治主体具备法治素养,需要国家配套完善法律制度,需要乡村社会发挥内生动力;法治一方面需要通过自治载体实施,另一方面需要德治配合致相得益彰;道德具有价值引领和支撑功能。三者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德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标和支撑器。三者有机结合,同向聚力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     

规范“小微权力”的河南实践及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研究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本基础。规范“小微权力”,实现阳光政务,构建以村党支部为核心、壮大集体经济与激发村民内生发展为动力、多元化治理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建设美丽乡村、留着乡愁的根本保障。     

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建构与运作

随着文化实践形式在乡村的积累，文化治理逐渐以“体系”的形态内嵌于乡村社会生态环境中，对乡村治理起到整体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包括了文化子系统、领域间系统、环境总系统三层结构，各个结构分别联系着传统与现代、治理领域与国家治理体系、政府与社会，由此衍生出六种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三径赋权模式、内部优化模式、文化推力模式、文化拉力模式、内生环境营造模式以及外生环境建构模式。     

以集体产权治理为核心的乡村治理实践出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乡村的具体体现。当前乡村治理中存在的主体悬置、资源不足、效率不高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未抓住集体产权治理这个“牛鼻子”,以实现集体产权有效治理,所以解决乡村治理难题、实现治理有效,还得从集体产权治理着手。为此,需要通过明晰集体产权治理的核心地位、构建“自治+多元”集体产权治理权责体系、打造乡村集体产权善治基础、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等措施,为乡村治理提供内生动力,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返乡农民工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作用及其实现

乡村治理关键在人。具有独特优势的返乡农民工,近年来掀起返乡创业热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返乡农民工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关系紧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乡村环境优化和交易成本减少,为返乡农民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返乡农民工在更新治理理念、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创新治理方式、改善治理环境五个方面助推乡村治理现代化。然而,返乡农民工作用发挥也面临政策供给脱嵌、激励措施不够、参与机制缺乏、内生动力不足等困境。在未来,需要从加强政策保障、完善激励措施、重视机制建构、激发内生动力四个方面让农民工“回得来”“留得下”“能作为”“做得好”。     

基层简约治理何以失灵?——以A省C县“一村一警务助理”为例

打造简约高效的基层治理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国家赋权社会激活基层社会内生力量的意图在多层行动者的行动张力下产生偏差，导致置身一线治理情境中的非正式治理主体因无力调适权威逻辑与基层社会的紧张关系而选择逃离。多层主体行动逻辑的抵牾本质上源于国家治理机制在科层化和社会化之间的摇摆，使融合国家正式治理与乡村内生资源的基层简约治理创新被科层体制外部化。实现基层治理的简约高效必须突破层级化科层节制，重塑内外均衡的治理情境。深入推进组织调适、政党统合、权责耦合与主体激活机制建设，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理顺科层体制内部与乡村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构建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社会自治双向赋能的基层治理体系。     

转型期乡村文化治理的行动逻辑

乡村文化主体性不仅源于认知层面的文化自觉,而且依赖于农民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村庄日常生活结构不仅定义了农民的文化实践逻辑,并且塑造了乡村文化的再生产模式。在乡村社会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逐渐深入村庄日常生活结构,扭曲了农民文化实践的家庭伦理动力和村庄社会脉络,导致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功能扩张、社会分化和价值收缩,变迁中的乡村文化逐渐陷入主体性危机。文化主体性危机是农民文化实践迎合并依附市场力量的产物,其核心是乡村文化的伦理性、公共性和实用性的分裂,乡村文化因而呈现出客观化、碎片化的形态。市场化的文化产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为此,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位,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半正式治理的作用重建——以上海市Q村为例

半正式治理是理解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视角。当前,学界对半正式治理的解释呈现出"资源内生论"与"国家构建论"两条脉络,后者以治理主体变化为基点,认为半正式治理已无法实现"简约治理"的效果。然而,我国当前乡村社会仍存在丰富的非正式治理资源,半正式治理对于缓解乡村治理问题、提高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构建"有效性—合法性"的分析路径发现,"资源内生论"代表"高有效性—高合法性"承载,"国家构建论"代表"低有效性—低合法性"承载,导致承载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化国家构建中的过密治理、压力治理与规范治理。以主体与资源为内容的治理有效性再造和以认同与参与为内容的治理合法性再造,在互动中重建了半正式治理在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上海市Q村的实践为该分析路径提供了现实的例证,不过,半正式治理仍面临着治理体系边界与时空发展差异的挑战。     

农村基层党组织整合治理:优势、内涵与路径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引领基层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中最突出的特色和最核心的模式。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整合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保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前提。在乡村治理中,基层党组织拥有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和资源优势。面对治理主体多元化、多元文化对村民价值观的影响、农村利益分化和治理制度不健全等难题,农村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完善党建领导机制、健全核心价值引领机制、优化利益协调机制、形成制度治理机制,提升自身的整合治理能力。     

从苏共教训看先进性教育

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基本代表和保持了先进性。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逐渐丧失了先进性。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彻底丧失了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从苏共执政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长效机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学习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笔谈(七篇)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努力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服务 林述舜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次全会高屋建瓴、深谋远虑地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     

“中共中央组织局”历史考实

“中共中央组织局”是效仿俄共(布)、联共(布)中央领导体制的一个产物。它在中共党内几度设置,并不等同于中央组织部,其职能范围、人员构成等相当于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但实际上其功能未能完全发挥。中共中央组织局曾经作为党的中央领导体制的构成部分,对它的建立、发展、沿革进行梳理,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和现实价值。     

网络社会的崛起与党的执政能力提升

网络社会的到来,增强了党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民主政治建设、公共舆论引导和社会动员方面的能力,但网络信息的急速传播对党的执政根基巩固、社会维稳和党员个体素质提升等方面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导致党的执政过程趋于复杂化。在网络社会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党的执政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面临的问题依然还有许多,当前,要进一步提升执政能力,党必须通过完善相关制度,净化网络空间和大力培育网络人才等手段,确保网络信息在提升执政能力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继续解放思想的十大价值意蕴探寻

思想变革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先导，思想的解放是实践的进步。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兴于党的十七大之后举国上下澎湃汹涌的继续解放思想浪潮，预示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深广天地的开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发展进程中，继续解放思想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当务之急，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实际行动。     

试论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的扩展

现代化的进程,就是对社会力量不断进行整合的过程。从历史—现实的维度与合法性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组织基础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增强的过程。尤其是当今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原有的力量分布格局发生了变化,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这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大胆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政治思路,基本解决了这个新问题,因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乡镇政府转型趋势的探讨

乡镇政府存废的抉择置于历史的背景下考察具有可靠性和可预测性。乡镇企业产权改革将推动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型,同时加剧后乡镇企业时代乡镇政府财政困难。由于乡镇企业逐步成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加之乡镇政府的职能调整并未完成,所以从财政资源配给的角度看,乡镇政府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具有理论的可行性。这一乡镇政府转型的选择符合其历史发展的趋势。     

关于会计准则的伦理学思考

本文在论述伦理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基础上 ,阐述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制度和行为准则具有厚重的伦理学意义 ;并探讨了当前会计准则中的伦理意义的缺陷 ,以及将西方会计准则伦理和我国传统伦理相结合的意义     

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立党之本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科学世界观 ,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是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高检验标准 ,就看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执政的基础是群众。民心所向 ,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党员干部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讲正气的中心内容 ,在实践党的宗旨上 ,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

新世纪党的建设的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要有新理念和新思路;必须“胆子要大一些”,要有敢闯敢冒的精神;必须坚持辩证思维,要有科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