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之简析

国外在前科消灭的方式上主要有法律规定而消灭、法院裁定而消灭、注销记录而消灭等三种方式。联合国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制度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和《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中。目前,各国在前科消灭的机构、条件、期限、程序和法律后果等方面规定较为详细。分析、借鉴外国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经验,对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将起到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现状及完善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联合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由此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的国际原则.这些原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不能忽视和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刑事司法准则.我们必须顺应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完善我国的有关法律,使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权利得以保障和实现.     

未成年人法的困境与出路——论《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修改

针对当前未成年人立法存在的问题,应着重解决保护未成年人责任稀释困境、涉法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处分措施缺位、困境儿童国家监护制度不健全三大难题。尽量少改和不打破现有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将亟需立法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修订现有法律的方式解决是现实和可行的方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宜适度"福利法化",将修法的重心定位为保护困境儿童及未成年人的受保护权;同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宜进行"少年法化",将其改造为司法性质的少年法典,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其他相关法律也宜进行配套修改,将未成年人法确立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改变未成年人法附属于成年人法的"小儿酌减"状态。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

加强被害人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重要趋势.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应合理吸纳联合国司法准则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内容,构建恢复性司法,完善被害人赔偿权和援助权的保障机制,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以全面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之检思

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刑事被告妥速审判权。从法律规定及适用的情况看,"速审法"的主要进步在于:提高了民众的速审权意识,限制了未决羁押的期限,治理诉讼迟延初具成效;但同时存在以下问题:治理方向避重就轻,保护范围狭窄,忽略侵害速审权关键因素,"减刑救济"的认定和适用存在争议,"限制上诉"措施不当地剥夺了检察官的上诉权。台湾地区刑事妥速审判法的进步与不足启发我们:应将迅速审判权作为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尽可能解决我国刑事诉讼中妨碍迅速审判的各类问题,合理界定速审权的适用期间,建立合理的审查标准,建立多元的速审权救济体系。     

论社会保障权利体系重构——基于需要的类型化研究

社会保障经由宪法的确认和法律的规定,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内在结构上看,它是由多层次的子权利构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以人的基本需要为依据,按照满足适当生活水准的要求,从收入保障权、健康保障权和发展保障权三类基本内容来理解和构建社会保障权利体系,既能与现行制度相衔接,又能为完善社会保障法律权利体系提供目标框架。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路径——以行政法院的设立为视角

行政诉讼法自实施以来,在保障公民权利、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干预较多,监督依法行政的职能弱化,司法公信力不足,严重影响了行政诉讼效能的发挥。解决这些问题,跨区域设置行政法院是最好的选择。从立法看,设立行政法院并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障碍,20多年的司法实践也积累了十分重要的经验和物质储备。从实际情况看,设立行政法院的首要价值是保障独立司法和法律的公正性。设立行政法院必须实现司法审判区域与行政管理区域的分离,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建立相应的审判权行使保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行政诉讼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推进法治的价值。     

论社会主义舆论监督的权利支撑体系

本文从法律的视角论证了要实现党和我国宪法所要求和规定的舆论监督的功能,就必须保障公众及公众意见代表的大众传媒的知情权、无过错推定的合理怀疑权、批评权和安全保障权,这些权利构成了支撑我国社会主义舆论监督的权利体系.     

论亲子鉴定中的未成年人权利保障

目前我国亲子鉴定法律规范缺失,鉴定数量激增,鉴定结果为婚姻家庭纠纷中的过错认定提供了活的证据,但也给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宁带来危害,直接关系到未成年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障。因此,区分有利和不利未成年人权利保障的亲子鉴定类型;坚持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规定男方的协助义务和亲子关系推定制度,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论行政审判权

行政审判权指人民法院依法审判和裁决行政案件的权力。行政审判权作为司法权之一种,对行政诉讼制度起着极其重要的基础支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起履行人权利保障最后屏障的功能。文章从行政审判权的理论厘定、行政审判权与相关权利(力)的关系、行政审判权的发展态势等几个方面对行政审判权进行了一定研究。     

“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意见”若干问题评析——以儿童权利保护为视角

近年来,全国各地披露出一系列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保护,两高两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它首次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明确了"儿童利益优先"原则,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理念的重大进步。在未成年人权利保障方面始终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突出保障未成年人隐私权,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深化受监护权内涵,严格负有特殊职责人员责任;最大限度保障儿童福利权,优化儿童成长环境;重视未成年人知情权,竭力维护其诉讼权益。同时,《意见》也留下些许缺憾,在性侵害幼女犯罪、性侵害犯罪精神损害赔偿及性侵男童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深化司法改革的六个着力点

正完善司法体制,确保审判独立如果将司法观念的保障看成是软性保障的话,那么体制保障和机制保障则属于硬性保障的范畴,是一种看得见、可以定性定量分析的保障系统,因此相比较而言较受关注。体制保障往往涉及国家权力优化配置的敏感问题,因而应当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简单地从理论框架、更不是从西方语境出发,来探讨问题、研究方案。笔者认为,在我国,司法公正的体制保障应着力在以下方面进行:其一,采取尽可能的措施,确保司法机构从依附于地方的体系中走出来,这可称为"机构保障"或者称为"体制保障"。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     

发挥法官能动性保护未成年人权益

法官能动性是民事法官享有的合理解释、平衡、选择法律和填补法律漏洞的权力,其实践价值是弥补法律局限、准确认定事实、实现诉讼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立法与司法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现实需要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为此,要通过立法规范法官能动性的发挥,确立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司法理念,构建由法官主导的诉讼模式,制定和完善与审理配套的相关措施,为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提供有力保障。     

英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介评

英国自1847年开始区分未成年犯罪人与成年犯罪人以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经历了由惩罚控制向社会福利模式转变,又从社会福利模式向保护未成年人权利与控制犯罪平衡转变的过程.进入21世纪后加强了社会参与与协助,不仅设立了少年法院,还创设了适合成年人参与警察讯问制度、保释以及转处措施等,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保护,这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将有助益.     

构建我国采光权制度的思考

我国现行法律对采光权的规定,存在许多空白,给此类纠纷的解决带来诸多不便。《物权法(草案)》的相关规定也过于简单,难以真正指导司法个案的处理。从理论上对我国采光权制度的构建进行探讨,并且认为采光权是具有基本人权性质的相邻权,是法定权利,是附属性物权。采光权侵害的构成无须侵害人有过错,即无论侵害人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应获的日光照射利益受损与行为人的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采光权侵害即构成。     

谈刑事诉讼被告人权利保障之缺陷

虽然人权保障已日益成为世界和我国当前普遍认同的一种法律价值。但是反思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被告人权利保障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侦查羁押期间权利保障措施阙如、侦查程序终结缺期间限制、法律援助不到位、技术侦查缺乏法律规定、刑讯逼供禁而不绝等。我们必须采取相应措施,解决被告人权利保障不足的问题。     

和谐社会背景下农民工劳动权利保障思考

和谐社会与权利保障之间互为因果关系.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农民工与其他劳动者同等的劳动权利,但农民工的劳动权利长期得不到有效保障,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在法治社会,对农民工劳动权利的保障最终要上升为法律问题.必须从立法、执法和司法救济等方面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权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股东查阅权的保障与限制

查阅权是股东知情权的核心内容,也是股东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我国《公司法》对查阅权做出了规定,但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范围、主体要件、行使程序、法律责任及司法救济程序等问题缺乏必要的规定,很多细则还有待完善。应该明确有关股东查阅权的具体规范,增加必要限制,并设置有效的救济途径,更好地保障股东查阅权的行使。     

有关"律师在场权"立法的几点思考

律师在场权作为刑事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法律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但该项权利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现阶段在我国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还存在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较差、现有的律师资源不足、律师的权利保障不力、法律援助落实困难、看守所不中立等诸多不利因素。针对这种实际,建立我国的律师在场权制度,只能规定特定的案件适用范围,并赋予律师最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并且应有具体的程序保障和行之有效的律师在场权开始时间,同时,还必须有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律师刑事豁免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跟进。     

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的嵌入性发展——以B市实践为例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B市社会工作嵌入少年司法场域的发展过程。发现理念嵌入、服务嵌入和制度建构是少年司法工作发展的行动逻辑,其中理念嵌入是服务嵌入和制度建构的基础和前提,服务嵌入是嵌入行动的核心内容,制度建构是嵌入行动得以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场域的嵌入性发展过程,不是单向的嵌入,而是双方互构的结果。社会工作者与少年司法部门的有效合作,一方面可以帮助涉罪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可以推动少年司法工作的科学化、人性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