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比较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下半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按照出生年份划分流动人口代际群体,在经典迁移理论和新迁移经济学的框架下比较分析"八零前"与"八零后"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行为。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受教育程度、职业身份等方面存在显著代际差异,并对家庭迁移产生显著影响。而在居住时间、迁入地家庭总收入、移民汇款等方面不存在代际显著差异,对家庭迁移的影响存在代际一致性。     

代际和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基于“80后”与“80前”的比较

本文以北京奥运会为问卷调查背景,考察了"80后"和"80前"在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的差异以及代际对先公后私和公共参与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80后"在公私观念、公共参与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代际在公私观念对公共参与的影响中起着调节作用。     

人力资本框架下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代际收入传递的人力资本理论框架,对子代人力资本形成及其转换为收入阶段中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整理和分析发现:子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家庭和公共教育投资的增加均有利于代际收入的向上流动;然而受教育投资差异及劳动力市场缺陷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间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及教育收益的不平等并不利于中国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改善。为此,应进一步完善公共教育政策,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公共教育财政支持,确保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同时不断削弱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带来的行业壁垒和收入差距,降低父代社会资本对子代就业的影响力,不断推进就业机会和收入分配公平。     

新生代产业工人职业成长和内部人身份感知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新时期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是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但是,产业工人职业成长较慢、归属感不强和离职率偏高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本文基于期望理论,根据新生代产业工人的价值取向,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代际差异情境下职业成长、内部人身份感知对离职倾向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新生代产业工人的职业成长显著降低了其离职倾向,并且是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的中介作用实现的。代际(90后、80后两代人)差异在职业成长对内部人身份感知、离职倾向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职业成长、离职倾向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对于新生代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报复正义的代际差异研究

采用"以牙还牙"的方式惩罚作恶之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的基本立法原则,也是报复正义的核心思想。基于实验研究的结果,本文比较了两个代际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些商业违法行为在"报复正义"和"依法惩处"两种惩罚方式上的偏好。研究发现,"80后和90后"对"报复正义"惩罚方式的满意程度显著低于"50后和60后"。这一发现对理解法制化进程中的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农民工拉动内需新引擎对策分析

农民工群体已成为拉动国内消费的新引擎。这不仅源于农民工经济心理和代际的变化,也源于农民工提升了向人力资本载体升级的意愿,更源于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大趋势。资料显示,90后和80后比70后农民工的消费意愿更强烈,前者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远远高于后者。如果社会保障部门加大向金融体系流动性贷款投资力度,农民工参与职教培训,使其人力资本含量提高,并预支未来收入实施超前消费,可有效促进内需拉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     

从资本积累到文化生产——中国家族企业第二代如何完成社会再生产

中国家族企业第二代并没有被动地接受其父辈的文化,而是试图通过"创造性地破坏"建立起一种新文化,并实现父代—子代之间职业地位的再生产。在这个文化生产的过程中,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经过不断的协商和妥协恰恰成为代际传承的中介。经济精英的社会再生产是嵌于代际关系中的文化生产的结果。中国家族企业第二代的文化生产活动包含着对父辈创业文化的挑战和反抗,这意味着他们是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文化生产并非社会底层独有的行动,也是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重要条件。     

新生代农民工

<正>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工群体开始了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民工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一大批出生在80年代后,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工作     

聚焦改革开放新格局的时代意蕴——习近平妙用毛泽东诗句的神来之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引用三句毛泽东诗词名句"风景这边独好""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不到长城非好汉",表达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好景"、改革开放"好看"与中国人民"好汉"的内在逻辑关联。     

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与国家稳定关系中的作用——基于6159名中国被试的中介效应分析

为探讨中国公民政治认同的现状、特征及政治沟通在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影响中的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上海、重庆、吉林、广东、福建、湖南、山西、新疆、四川和青海等10个省份获得有效数据6159份。通过对6159份有效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中国公民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政治认同;不同代际被试的政治认同表现差异显著,随着代际更替变化,其政治认同的得分出现明显回落的趋势;同时,公民月可支配收入水平在其社会身份特征(户籍类型)对政治认同差异的影响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在控制性别、所处区域、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职业类型、月可支配收入等背景变量后,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政治沟通表现出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是政治认同对国家稳定发生作用的"联动器"。     

“拼爹”还是“自立”——家庭代际支持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

既有社会空间研究普遍忽视家庭的代际支持作用,代际流动研究则极少关注空间维度。利用2010年、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和全国兴趣点、道路网等地理数据,探究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对当代城市青年居住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年所在社区的建成环境品质受到父代社会地位与子代社会地位的双重影响,但后致性的自身条件对承租人的作用更强;先赋性的家庭背景对房屋产权人的作用更为突出。随着城市房屋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提高,家庭代际支持对两类人群居住环境的影响不断扩大,而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却无显著变化。     

青少年职业期望的中美比较

利用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国和美国的数据,基于社会化理论分析中美两国家庭背景对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并在文化维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比较家庭影响的强度在两国之间是否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家庭背景对青少年职业期望都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少年,未来期望从事职业的地位也越高。中美青少年所期望从事的职业类型很相似,但两国男孩之间的职业期望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除科学和法律领域外,中国男孩更期望从事官员类和教师类职业,美国男孩则更想当制造业工人。家庭背景对青少年职业期望影响的强度不存在显著的中美差异,但家庭背景对不同性别青少年职业期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中美差异。     

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变化和差异

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3年和2019年数据,分析当代青年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状况、变化趋势以及群体内差异。研究发现,青年世代对"民主""文明""自由""平等""法治""诚信"等价值理念的认同度较高,但对"爱国""和谐"的认同度较其他年长世代低;从2013年到2019年,他们对"爱国"和"法治"的认同度大幅提升,对"敬业""友善"的认同度有所增加;青年群体内部存在价值认同分野,中高学历、白领职业、高收入群体更加认同"民主""自由""法治""诚信"等价值理念,低学历、农业劳动者、低收入群体更加认同"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等价值理念。随着世代演替,青年世代逐步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他们的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代表未来的社会共识状态。加大对青年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仍是未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任务。     

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基于对福建X镇数据的分析

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结果显示: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对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正向影响显著;相较于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效应更为显著,前两者更多受亲子关系、子女的择偶态度和职业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婚仪民间信仰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显著影响;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信仰知识对女儿信仰信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儿子,父亲信仰知识对子女信仰知识影响的显著性高于母亲。     

民进成立大会上的“年青”人

正写下这个标题,我特意查看了"年轻"和"年青"的区别,从感情色彩上,"年轻"意味着经验不足,而"年青"则意味着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在民进成立大会签到簿出席的26位代表中,19世纪的"80后""90后"有10位,最年长的徐相任64岁(未参会,其子徐彻代签),会议主席马叙伦60岁。20世纪"00后"有11人,"10后"5位,在这中间,有两位最年轻的"年青"人,他们是同为1919年出生的26岁的胡国城和章蟾华。     

新生代农民工：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观念特征分析及思想引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民工群体开始了代际更替,新一代农民工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农村外出务工队伍的主力军。一大批出生在80年代后,以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和工作耐受力相对较低为主要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逐步形成。目前他们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崛起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已引起中央重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人口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基于性别的视角

本文运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进行的"百村性别失衡与社会稳定调查"数据,基于性别视角分析社会支持对中国农村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三种社会支持中,实际支持对中国农村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影响作用显著,表现为个体的社会支持资源越丰富,获得的实际帮助越多时,个体的社会安全感越高。对比不同性别状况的农村居民发现:丰富的实际支持资源能够有效地提升男性的社会安全感,不同性别农村居民的社会支持对其社会安全感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     

“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研究

"90后"流动青年以其特有的代际特征吸引了广大学者的研究热情。本文使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总结"90后"流动青年的群体特征,研究各因素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性别、民族、户口、婚姻、教育程度、流动范围、流入区域对"90后"流动青年城市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差异化影响。拥有较高的城市生活保障能力、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能够显著地提高"90后"流动青年的城市长期居留意愿。在此基础上,以促进"90后"流动青年融入城市为目的,提出全面提高青年人口教育程度,鼓励以家乡为原点进行近距离流动,加快完善城市公共服务配套改革等启发性政策建议。     

中华国家范式:民族国家理论的省思与突破

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并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遍形成的一种国家范式。民族国家强调民族与国家的互构,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语言"。民族国家唯美的政治理想常常遭遇"历史是否合法""现实是否可能""理论是否普世"的多重叩问。民族国家理论是植根于西方本土的知识产出。它难以阐释中华现代国家的精魂气象,也不适宜作为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一体化表述。中国国家范式的精准表述必须立足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未曾断续",全景式反思"中华文明""国家形式"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正是"中华文明""国家形式"的互构,才造就了历史悠久巍巍屹立的中华文明国家。文明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才是对古今中国国家范式的深刻揭示。现代中国正是在"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等理念的浸润之下,才能以远超民族国家的精神气度,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倡议和天下想象。     

引领学习风尚 打造学习超市——新版上线之际专访中央党校中国干部学习网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近年来,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在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和中央党校的开班典礼上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善学善思,善作善成""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等。2013年3月1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