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边界模糊与策略化治理: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研究——基于对湖北省L市和G开发区的调查

为了解释土地冲突在现有治理结构下是如何构建的,采用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法,探讨了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冲突的演变过程和治理机制的构建。研究发现,在经济领域,由于权力边界与市场边界不清,行政科层的推动机制取代了城镇化的市场内生动力机制,地方政府攫取了土地租金的绝大部分,城镇发展的成本被转嫁到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身上;在社会领域,通过行政权力嵌入到底层社会中,利用策略化的治理方式迫使农民接受既定的征地补偿标准,将土地冲突的压力传导到底层社会内部,形成刚性稳定的治理格局。最后,由于地方政府忽视了向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服务、养老保险等公共产品,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贫困化、边缘化,导致土地冲突加速积累和酝酿,最终演化为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风险。土地冲突演变机制的归纳和总结,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土地冲突治理机制的建构路径。     

我国现阶段的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合作治理机制

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包括群体性事件及其在不同的阶段，因其特点和成因不同，对治理模式应有不同要求。合作治理因其平等化、合作化与开放化等特征，使其更适合于社会属性强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尤其如环境冲突事件。为此，须分析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演变机理和宏观表征，然后从现代公民素质的提高、政府行政能力的提升、民主法治的有效推进以及中央相关政策的出台等方面，阐释合作治理嵌入环境冲突治理的可行性，并围绕完善责权利界定机制、构筑沟通交流机制、畅通利益表达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机制等角度，尝试构建当前我国环境冲突合作治理模式的实现机制。     

准街头管理者的结构与功能——以城管部门协管员为例

既往街头官僚研究忽略了协管员、临时工这一准街头官僚群体,掩盖了街头官僚之下的权威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准街头官僚是官僚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劳动代理者、风险缓和者和非正式治理者等功能。从城管协管员的来源与构成看,绝大多数准街头官僚都是普通市民,故而,我们不应因少数不良分子而全盘否定其素养和功能。在街头行政对协管员存在刚性需求的情况下,贸然大批解雇协管员恐会引发不可预计的行政与社会后果,行政体制改革在此宜慎行。     

城市治理动力机制: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从这个视角看,城市治理是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和利益联盟网络形成、发展和更新的过程,是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异质行动者网络的组构过程。由于异质行动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以及满足其自身利益需求的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各异质行动者的自身利益偏好与其他行动者难免发生冲突。城市治理的问题转译是建构城市治理网络利益联盟的微观机制。     

和谐治理的道德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出现和积累了各种不和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容回避的就是要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和冲突.不同社会治理模式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当前我国应当选择"和谐治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型社会治理方式.以德治国与和谐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通过治理理念和治理手段等方面来实现的.和谐治理能否得到落实,起关键作用的是行政人员.只有行政人员以德行政,才能实现和谐治理的目标.和谐治理对行政人员提出了如下基本的道德要求:公正、仁爱、宽容、求实、节制.     

行动者网络参与与社区营造的再生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社区适用性分析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下移和治理手段逐渐多元，社区营造日渐兴起并成为各地治理创新的主要方式之一。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聚焦其与社区营造之间的契合性，通过构建“结构（模式）—过程—功能”解释框架来分析行动者网络参与的社区营造再生产。研究发现：从结构（模式）上来看，作为行政主体的国家与作为非行政主体的社会之间的动态关系演变形成了行政主导、社会自发以及政社复合的社区营造模式；从过程上来看，政社复合模式作为理想的社区营造模式，其实践过程经历了初创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多元行动者在不同阶段行动策略的推动下实现了从阶梯式参与到链接式参与再到分布式参与的动态过程；从功能上来看，社区营造是一种包含了空间整治和社会治理在内的系统性营造，能够在行动者网络的建构过程中通过不同行动主体的组织动员以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和社区共同体培育。因此，社区营造作为弥补基层治理短板、创新基层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能够撬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到社区治理与建设中来，构建融合共生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农民与用地单位的矛盾冲突及其治理——基于边界冲突视角的分析

农民与用地单位之间矛盾冲突的发生频度、激烈程度和破坏烈度都不亚于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现行征地制度下双方的利益边界、权利边界和行动边界都模糊不清,这既是双方冲突的深层诱因,也是此类冲突极难治理的重要原因。因此,通过对征地制度的深度改革,赋予双方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构建双方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平等的直接交易机制,设定双方之间合理的利益边界、明晰的权利边界和清晰的行动边界,是预防和化解此类冲突的根本之策。     

政策网络治理及其研究述论

政策网络治理是政策网络分析与治理理论联姻的产物,作为一种公共治理的新路径,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其进行了分析。政策网络治理在工具视角下侧重于如何选择民主而科学的政策工具;在过程视角下侧重于如何便利于行动者互动过程,包括发现和解决冲突;在制度视角下侧重于寻找正确的激励结构和正确的规则体系。虽然学者对政策网络治理赋予很多积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其治理的主体、合法性、机制、效能都存在诸多困境。尤其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政策网络治理更多的是一种未来的发展趋势。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行政基础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现代化进程在国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方面的体现,更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必然归宿。行政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基层行政是国家治理回应公众需求的基本载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是社会公众评价国家治理的关键依据。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晚清以来救亡图存以应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选择。街头官僚以及基层行政的现状,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基层行政领域留下的印记,也是基层行政承担其历史使命进行主动建构的历史结果。必须将顶层设计对街头官僚行动的社会功能期望加以转化,街头官僚行动理应具备维护法定权利、巩固正式制度、促进社会团结的现代价值取向。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环保组织在环境冲突治理中的作用机制探析——基于利益、价值与认知视角

在当前社会经济转型期,环境冲突发生频率日益频繁,对政治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冲击.环境冲突形成发展过程表明,环境冲突由体制内维权向体制外抗争转变演绎过程中利益、价值与认知三种因素起着“催化剂”作用.在环境冲突治理过程中,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双重失灵为环保组织介入提供了空间.环保组织凭借自身非利益相关性、价值中立性与专业性等优势使其在环境冲突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利益协调机制、价值规范机制以及认知调整机制等三个方面.     

行政法规范冲突及其解决机制——以内部冲突为例

行政法规范冲突是法律规范冲突的特殊表现,而对于其中内部冲突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却长期被忽视.这类冲突可从向度、积极与否等角度作类型划分,而立法主体和利益取向的多元化、纵向事权划分的结构性失调以及行政立法权的纵向划分不当则是其存在的深层原因.因此,可建构一个以先行判断、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以及有权机关裁决等原则为指导,以预防机制、发现机制、解决机制为要素的立体式的内部行政法规范冲突解决机制和评估与备案机制.     

社会冲突治理手段及其提升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治理手段可分为信息沟通、权力整合及利益协调三种类型,其提升的主要趋势呈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迈向多元、从局内转向局外。社会冲突治理手段提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解决社会冲突的责任,因此存在着寻找并利用更有效率治理手段的内在动力;治理手段的提升是社会问题倒逼的结果;信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是影响治理手段提升以及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治理手段的提升也是社会价值演进的结果。     

行动者:治理转型中的行政主体

管理行政下的行政主体只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行政实体,是不具有主体性的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的发育、发展,使行政管理发生深刻变化,促使多元管理主体生成,多元治理主体的生成意味着管理主体自觉性的增强。然而,当众多管理主体的主体性不断增长时,也就意味着行政主体在多元化进程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由此说明需要在后工业社会场景下用行动者来取代行政主体。后工业社会条件下的行动者是充满想象力、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的行动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在建构这个世界。     

论环境治理中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等,促使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公众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跨域环境问题的共生性、外溢性与流动性等特征,为了有效地将多元行动者组织起来,应建构区域行动者网络这一新型的社会治理结构。亦即,只有打破现有官僚体制的封闭性并突破现有行政区划的界限,才能实现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良好局面。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建构既是国家机构改革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

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应用中展现出了减负提效与增负加压的“两幅面孔”。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基层技术治理衍生的增负效应值得关注。为探究基层公务员技术增负感的生成机制，本研究以技术与组织互构论为视角，从行动者、技术和组织三个层面提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技术应用失当、体制性压力四个影响因素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假设。通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1051名乡镇级公务员的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结论：技术接受度、个体信息技术能力对技术增负感生成具有负向直接影响，技术应用失当和体制性压力具有正向直接影响，体制性压力与技术接受度通过技术应用失当和个体信息技术能力还发挥着间接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技术-行动者-组织”互动机制及技术增负感三阶段生成模型，其理论价值在于增进对行动者在互构过程中作用及角色认识，其实践启示在于发现技术嵌入、个体增能、应用适度和制度重塑四条纠偏路径。     

跨界治理视角下社会冲突的形成机理与对策研究

传统科层体制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之间正在形成强大的结构性张力。深入研究社会冲突的跨界特征和形成机理,以实现对社会冲突的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和动态治理,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领域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议题。通过引入跨界治理理论,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区域问的公共政策差异、政府部门间的"碎片化"管理、行政体系内信息的纵向控制、利益补偿中市场机制和公民参与的缺失是中国社会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建立中央政府层面的跨区域利益协商和平衡机制,搭建地方政府间的经常性对话机制,形成层级政府间的授权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跨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式治理模式是社会冲突跨界治理的对策。     

治理吸纳民主——当代世界民主治理的困境、逻辑与趋势

全球范围内治理的兴起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民主困境,但是,治理的成功需要民主价值作为支撑。治理在内涵、目标、主体、程序、机制、价值等各个方面内置或是替换了民主,出现了民主与治理融合的民主治理理论与实践。尽管治理与民主仍然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但是当代世界政治越来越表现为民主治理的复合体系和复合机制,各个国家应该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历史进程调整民主与治理,形成合力,推动民主治理的发展。     

避责与剩余控制权:决策避责类型及治理研究

近些年,地方官员渐渐出现了与以往"晋升锦标赛"建功作为不同的避责行为。行政决策领域中地方官员的决策避责呈现出隐蔽决策议程、偷换决策主体、空转决策程序、转变决策形态、自设决策责任等不同类型。从剩余控制权理论视角看其原因,主要体现在激励机制与目标替代、考核控制与任务冲突、职责同构与层层加码三个维度的内在矛盾性基于下级政府的剩余控制权而不断加剧。控制剩余控制权是治理地方官员决策避责的基本思路,具体包括准确界定剩余控制权的边界,完善决策程序和规范决策责任追究。     

影响和制约乡镇政府行为的变量因素及其规制路径

乡镇政权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自利性的冲动使得乡镇政府行为出现明显的选择性。在逐利性冲动与制度性约束之下,乡镇政府行为选择既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目标取向、行为动机、行政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体制机制、财政资源、乡村制度环境、传统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潜规则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要使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调适和规制乡镇政府行为。现实可行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制度、文化与主体的多维建构来推进,即革新现行县乡体制,优化乡村制度环境;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府;化育现代农民,树立社会主义乡村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