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制度的改革发展与完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这一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是我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入了快速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新时期，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大。首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得到了不断...     

关于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最基本的政治制度。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一贯主张，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它关系着我国民主政治的进程，正如江泽民同志讲到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此前提下，对“坚...     

让人大民主强有力地运转起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当代中国整个政治架构的轴心，是公民直接或间接参政的主要平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将当代中国民主分为人大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并认为人大民主是首要民主。笔者深表赞同，并进一步认为，人大民主应该在整个中国民主架构中发挥轴心作用。但是，制度规定并不等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由于种种原因，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福建省委党校林俊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最有效、最便利的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任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国体要求的政权形式马...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伦理制度化中主体性体现的价值功能

伦理制度化中主体性体现的过程，就是伦理制度逐步民主化的过程，也即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本质逐步实现的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是与我国的国情和性质完全相适应的，是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遵循的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17 为什么不能以西方“三权分立”制度取代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近年来,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极力主张在我国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针对这种思潮邓小平同志曾经强调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性质的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权组织的基本形式.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之我见

十六大报告庄严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对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现我国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的根本政治制度,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现阶     

我国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

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议机构，其职权及其实现主要是通过人大代表来实现的。因此，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既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制度基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县(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调查及其分析

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中国公民最广泛、最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本文以对选民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理念、参与过程、参与技术予以理论探讨，并进而提出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必要途径     

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它们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色和优势。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2003年深圳市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现象的政治解读

在2003年深圳市区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换届选举中，出现了一些“民荐候选人”或“自荐候选”，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民间动力和社会基础日益增强，激活了现行体制和本制度中内在的民主基因，催生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竞选制度。通过这次选举，可以看出，民主政治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的利益协调机制，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必须防止金钱的腐蚀和干扰，公正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应有权利。     

论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国外议会外交的兴起,全国人大的对外交往活动也日益活跃。本文通过对近些年来全国人大对外交往活动的介绍和研究,试图揭示全国人大对外交往在我国整体外交中的地位、独特作用以及其对外交往活动对全国人大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     

渐进政治改革与民主的转型(下)

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动力:危机推动加利益驱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何以会发生,又何以会持续?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发生和持续机理,需要研究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分析政治改革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多种角度进行,笔者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关于研究非政府组织的方法论问题

我国非政府组织正在发育之中，非政府组织的成长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和改造及其在本世纪的发展具有权其重要的意义。本提出了研究非政府组织两种分析框架的适用性及理论链条上的中介环节问题，并辩证地论证了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如遵循工具理性、从政治底线出发、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等。     

加强与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的若干思考

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是国家立法活动中最具根本性的原则,加强与完善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内法规和国家立法相关程序中的各项组织要求和程序规范。党领导立法工作制度可具体分解为党的立法主张形成程序、党的组织与立法机关互动程序和国家法律形成程序三个部分。党的立法主张形成程序,宜重点落实党的立法主张形成过程中党内法规的相关组织程序规定,提高立法主张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党的组织与立法机关互动程序,要重点理顺党领导立法与人大主导立法之间的关系,明晰党的组织与国家立法机构的职权界限;国家法律形成程序,应重点理清党员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坚持党员代表的义务优先性原则,并确保其有效行使代表权利和职责。     

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及发展趋势

概述了西方精英模式的基本观点,论述了中国公共决策模式为精英模式的理论依据与现实依据,分析了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构成是政治权力精英主导的决策模式,具体表现为政治权力精英与一般政治精英的合作决策模式。阐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演变的过程,指出随着社会精英的崛起,中国精英决策模式逐渐向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合作的模式演变。并从多角度比较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与西方国家精英决策模式的区别:指出我国的精英构成、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与西方国家的精英构成及社会精英的实际政治地位存在差异;我国精英决策不只代表精英的观点,也反映人民的声音;我国的经济精英影响政策的能力远逊于西方国家的经济精英;我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合作决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精英合作决策。分析了中国精英决策模式的优缺点,指出了中国决策模式的发展趋势是精英决策与大众民主的调和。     

孙中山五权宪制中的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是孙中山后期五权宪制架构中的一个重要权力结构。从这一结构所承载的功能来看，它首先是一种“民主”的制度安排；同时，作为中央政制中针对政府权力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它又具有“宪政”的意义。章力图分析这一机构所折射出的政治理念的基本取向及其自身存在的问题。     

Reforming China's Stock Market: Institutional Change Chinese Style

In this article we examine the dual-track pricing system in China's stock market since its inauguration, a legacy of it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a major source of institutional predation in the market. We then examine the share structure reform initiated in 2005 that sought to eliminate the distortion this predation had elicited. We interpret the reform push as a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focus on the drivers and theoretical explanations of such changes in China's stock market. We thus advance a model for 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Chinese style. We argue that, initially,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was constructed by the dynamics of transition –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 Leninist state and the emerging stock market. This provided huge incentives for state corruption in the emerging market. As the market transition proceeded, the societal and political costs of corruption and market distortion also grew, which produced a crisis that eventually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powerful leaders of the party state. We argue from this case that the broader political context in which specific example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ccur needs to be examined. Specifically, we argue that powerful agents who are external to giv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hus highlightin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an authoritarian state amid systemic transition and global integration.     

“一体双权”:中国政治学的一个分析框架——与景跃进教授商榷和对话

在《中国政治学的转型:分化与定位》一文中,景跃进教授将政治共同体确立为中国政治学的逻辑起点,揭示维系中国大一统的集权逻辑,搭建了一个国体、政体和政治共同体“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景跃进教授提出的问题及所做出的分析极具启发性,但仍有进一步商榷和对话的空间。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是现代性的国家共同体;现代性国家共同体既服从统一逻辑,又遵循共和逻辑。在“一体双权”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中,“一体”是指现代国家共同体以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族一体等为核心内容的一体格局和统一状态,体现统一逻辑;“双权”则包括“民权”和“国权”,处理二者之关系的制度安排事关共和逻辑能否得到实现。相对于“三位一体”的中国政治学分析框架,“一体双权”有一定的理论优势,有可能拓展中国政治学的学术研究范围,为中国政治学和西方政治学的对话提供更加开放的交集空间。     

政治文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

政治文化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形成的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念、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模式。它主要包括政治主体对政治体系、政治过程等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的一种态度和价值倾向。政治文化对一个社会的政治有重要影响 ,政治系统也影响政治文化的形成 ,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分析政治文化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