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探析

文献学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文献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学研究来说则更具有重要意义。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对象,并且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理论价值与问题审视

《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是还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像、返本开新的有效路径。它为进一步深入细致地探究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开启了新的、更大的诠释可能性空间;国外相关文献学研究成果的引入,还在我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献学启蒙效应,有助于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版本意识和文献学意识。当然,对于文献学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尤其是对不断强调的价值中立主张,要审慎地加以分析和考辨。     

文化史上的历城四大家

“宋词二安”李清照、辛弃疾，明代“后七子”领袖李攀龙，清代文献学家马国翰，并称为文化史上的“历城四大家”，他们积淀了历城厚重的文化底蕴，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忆张政烺石先生

张政烺先生于2004年以93岁高龄驾鹤两去，凡认识和接触过先生的人无不感到痛惜。他是著名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家，在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等领域有很高的造诣。已故杨向奎先生曾对听他讲课的研究生说：“在中国，听过张政烺先生的古文献课，别人的文献课就不必听了。”显然，在杨先生心日中，张先生是中国古典文献领域的头号权威。50年前，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读研究生和工作期间，同这位史学大师有些接触，留下一些独特的回忆。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进展述要

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并且宣布“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任务。这也就在党的文献中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进一步确认和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命题。     

关于公安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

一门较成熟的公安学学科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有明确、独立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专业“行话”，即能够表达自己独立存在的范畴体系；理论内容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有自身的研究规范。公安学学科存在的缺陷：理论体系不严密，表述上存在着非逻辑化的倾向；缺少必要的范畴又恰当的支点；理论内容严密抽象不够。公安学是研究警察现象的基本规律、基本对策的一门科学，研究警察权力、义务是其核心内容。以“警察权力义务”为逻辑起点进行研究，才能揭示警察、违法犯罪、对策的相互运动，才能进一步构建公安学基础理论的逻辑框架结构，形成完善的学科体系。     

人文语义学:跨学科的人文学术实践

<正>当前,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学界广泛探讨的重大理论与现实命题。为了践行新文科建设倡议,服务国家“三大体系”建设,打造“学术中国化”与“融会贯通”的特色学术领域,张宝明等学者联袂提出“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建设论题。人文语义学是以关键词为依托,以观念词为寻绎对象,阐释从概念到观念之起源、演绎、衍变之“史”的一门学问。它尝试打破近代以来学科固化的壁垒,关注语际书写中存在的“古今断裂”“中西误解”“圈层隔膜”等问题,通过探讨语义创生转义与思想启蒙、文明对话、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服务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外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以及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为此,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于近日举办“人文语义学交叉学科建设”圆桌论坛,与会学者围绕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中的关键概念梳理进行学科性思考,开展深入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对话,以期以“人文语义学”的视野聚焦现实问题,建构重大理论,凝练学科特色,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大体系”探索方向。     

朱祖延

朱祖延,著名辞书学家、文献学家,在辞书编纂和古典文献学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历任武汉师范学院教授,湖北大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湖北省语言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中国修辞学会第一届副会长等。朱祖延长期从事古代汉语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由他担任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大国家、小字典的面貌,在我国字典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主编的《尔雅诂林》,堪称历代研究《尔雅》著作的集大成者,汇百家众注于一体,与上世纪初的《说文诂林》被学术界称作汉语史上两大奇观。在主编大型语文工具书的同时,他还不断收集大量古今     

“三化”协调舞钢起舞

舞钢市，一座因钢而立的年轻的现代化工业生态旅游城市。这里自古即为冶铁重地，被誉为“中国冶铁文化之都”。如今，这里已形成钢铁、纺织“刚”“柔”相济、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体系。     

关于侦查学学科体系的思考

关于侦查学学科体系问题,许多人作过探索和研究,目前仍然存在较多的争论。本文主张划分“广义侦查学”和“狭义侦查学”,重点研究“狭义侦查学”的学科体系。其内容划分为“侦查概论”、“犯罪现场勘查”、“侦查程序”、“侦查策略”和“各类案件侦查”五个部分。     

市场经济、民族文化与民族学

一 自从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虽然几经曲折,但因为得力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市场取向,而逐渐明确并日益变得不可逆转了。尤其是1992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的认定,彻底突破了理论界长期以来为之苦恼的非“社”即“资”的逻辑怪圈。这一突破,不仅为中国社会主义属性的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有待重新思考的新问题,还把如何推动、完善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迫任务,摆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面前。致力于我国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事业,以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为使命的中国民族学,也面临着更新学科意识和研究范畴,丰富学科内容和研究命题,强化民族学的现代参与,充分发挥其“经世致用”之学科属性的任务。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理论的形成新探

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形成的必然性 （一）民国初期我国实行多党制的尝试及其失败 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中国有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曾出现过“朋党”的现象，但这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和政党现象在实质上相去甚远。直到近代中国被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传统的、     

应从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上考虑理论体系

应从主要内容和内在逻辑上考虑理论体系沈宝祥（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下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是怎样的一个体系，这是一个需要大家平等地进行研究探讨的科学问题。（二）从党的文献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的体系已作过几次概括。１９８７年...     

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学科体系构建的基本前提。从治安管理学和治安学研究对象的研究状况看，学术界普遍认为“治安”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治安、治安秩序、社会秩序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普遍承认治安秩序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对于研究对象的论证大多以治安为核心。从多种学科对于秩序、社会秩序的研究结果判断，以“社会治安秩序”作为逻辑起点较为恰当。社会稳定与安全是社会治安秩序的两个主要的社会属性，也是治安学长期以来关注的两个研究领域。在对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内容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以“社会治安秩序运行机制”作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比治安现象论、治安规律论等理论更具备特殊性、概括性、抽象性和可操作性。新的范式不但可以包容以往的研究，便于建构治安学的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而且更有利于解释治安现象、解决新的治安问题。     

关于八个重大主题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与时代同步的深入发展。不论从文献学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30年来发生了至少八个方面的重大转换。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构：时代旨趣、思维逻辑及实践向度

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是旨在科学反映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自洽、实践证道、价值融通的知识体系和表达方式。它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符号表征方式和价值阐释式样，蕴含着通过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价值理念传播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意图。其叙事体系的建构，既关系到理论体系的逻辑自洽与理论内涵的合理阐释、实践经验的逻辑提升与实践发展的有效引领，更指涉价值争议的逻辑澄明与价值正义的时代形塑。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建构需具备科学的思维逻辑，既要准确把握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两个大局”时代之位，始终坚持“两个确立”的动力之源，又要努力夯实“两个结合”的思想之基。构建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需通过“以一统多”的“现代化”主体力量、打造“融通中外”的“现代化”内容范畴、借助“媒介融合”的“现代化”载体工具、依托“共同价值”的“现代化”情境预设等维度系统把握和推进，在全面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现代化”程度的同时，实现其“理想的意图”。     

佟培基:从汽车司机到大学博导

1979年,35岁的佟培基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司机;1982年,他被河南大学破格评定为"讲师";1986年,他被河南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如今,他是河南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一项系统工程：新时期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思考

新时期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建设，应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展开。“三大体系”是一个系统，建设“三大体系”应坚持系统思维。在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的建设定位中，学科体系建设是核心，学术体系建设是根基，话语体系建设是重点。“围绕核心，扎实根基，突破重点”是今后区域国别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大方向。找准交叉落点、明确学科边界是学科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确立研究范式、构筑理论体系是学术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创新解释体系、扎实内外传播是话语体系建设的可行路径。     

当代中国MEGA研究现状之反思

当前中国的MEGA研究已经越来越和国际接轨，并开始走上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研究道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分别从介绍和推广MEGA、宣介MEGA编辑体例和编订情况、探究MEGA原文中理论问题、考辨和辨析MEGA中词义、研究马克思具体文本等方面开展着属于中国人自己的MEGA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可喜且丰富的学术成果。然而，中国的MEGA研究也面临着研究人员大多不能直接阅读德文原文、研究队伍结构不够优化、研究人员综合学术素质有待提高、中国学者的文本研究功底不够扎实等问题。要想解决好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要培养好我们的MEGA研究专家和学者，并找好MEGA研究的突破点和创新点，同时避免“门户之见”，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筹划和推进中国的MEGA研究事业。总体来讲，MEGA研究应该得到人们的支持与鼓励，同时，学者们只有将中国的实践同MEGA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最大化地彰显“中国MEGA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问题与展望

我国教育管理学科的发展经历了学科萌生期、学科初创期、学科缓滞期、学科成长期四个阶段,如今正处于飞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表现为:研究取向上,“真”与“用”疏离;研究形式上,“质”与“量”分离;研究视野上,“外”与“内”的隔膜。展望我国教育管理学科,其发展趋势有:“大教育管理学”的建立,多元化的研究视角,开放的学科体系,国际视野中的本土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