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梁启超二元政体观念研究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他对于立宪之初中国政体的规划是一种"二元体制",在国会参与政权的同时君主也保留相当的权力。民国建立后梁一方面反对民权激进派极力扩张国会权力、强硬坚持政党内阁制,主张保留总统一定实权;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无限制扩大行政部门权力、甚至不惜帝制自为。梁启超强调立法与行政两部门之间的平等地位与权力平衡,他依然坚持着其二元政体设计。     

毛泽东的民权观论析

毛泽东的民权观,强调政治权利的诉求,注重人民权益的捍卫,它有着最广泛的主体基础和多元化的客体对象,具有阶级性、阶段性、全面性的特点。毛泽东注重民权纲领的制定,采取革命、改革、改造等多样化的手段,主张民主共和。毛泽东民权观不仅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权思想,为中国近代民权运动提供了方向指南和理论指导,更对当代有着重要的启迪。     

“各方面实行民主”——论抗战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

＂各方面实行民主＂,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民主主张。这一主张气势恢宏、体系完整、内容丰富、根基深厚、特点突出,把新民主主义理论向前有力地推进了一大步,使之更加具体化,从而构成了抗战时期毛泽东民主思想体系的完整框架。其提出标志着毛泽东民主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入研究这一主张,对于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民主思想十分重要和必要。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内蕴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包涵着许多民主思想,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闪耀着理性的光辉,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内蕴对于今天的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仍有很多指导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内蕴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的必然反映,正是与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毛泽东把这种新型民主政治的内蕴放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构成之中;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内蕴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根本原则的必然要求,集中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人民性的特性;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主内蕴对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重大现实启示,政治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需要经济市场化的支撑和文化民主化的配套。     

建国前夕毛泽东的建国方略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潜心研究建立新中国的大政方针。政治上,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论述了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政权的组织形式。经济上,毛泽东提出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构成以及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政策。外交上,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基本原则。毛泽东这一时期的许多理论观点被《共同纲领》所吸收,为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是如何认识和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原则一直是主张建立民主制，反对集中制；列宁早期创建“民主的集中制”，提出集中制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在战争时期“民主的集中制”发展为极端集中制的党国一体制；战争结束和平开始时列宁提出党内民主初步设想。     

政制创新：功能·价值与理论框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在政治学研究史上，政制研究不仅是绵延已久的传统，而且是传统政治科学研究的中心。政制研究在经历了行为主义时代被边缘化之后，随着当代新制度主义的崛起又得到回归与复兴，而重回中心位置。新制度主义为政制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对我们研究政制创新具有启迪作用。     

共识理论视域下协商民主的构建理路及启示

面对多元社会中共识匮乏所导致的西方竞争性民主政制稳定困境,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秉持公共理性的认知基础,强调多元差异合理存在的前提预设,坚持和而不同的民主宗旨,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构建理路。罗尔斯倡导重叠共识理念作为协商民主政制的建构基石,哈贝马斯则主张交往共识理念作为协商民主生活的沟通准则。他们试图从国家与社会的二维视角将分歧与冲突纳入到民主体制内,通过互动协商达成携手并进的基本共识,从而构建了走出西方民主困境的可能出路。罗尔斯和哈贝马斯以共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构建理路也存在诸多缺陷,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两者的理想化难题,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境。尽管如此,其对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及其政治属性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理论与其政治理论具有密切联系。它的提出既是毛泽东主张新文化建设和实践文化革命的结果,也是出于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斗争的现实需要。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内容丰富,阐明了对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与社会制度的宣传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作用;阐明了如何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吸取中外文化以丰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结成文化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等。     

论干部塑造对建构国家意识形态的政制意义

建构优良的政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集中的体现,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终极核心价值,政制的建构必须创设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政党国家形态里,党的干部是政党保持合法性基础、维系自身统一和动员社会的行动力量,也是意识形态的担当者,正是在干部的掌控和支撑下,干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在国家建设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与意识形态担当主体的培养和塑造的过程是相统一的,其本质是一个干部塑造的过程,国家建设的本质要求规定了干部塑造的内在取向和发展方向,而干部塑造的过程则必须要推动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干部塑造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决定了在政制的建构中,干部塑造在任何时期都要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结合起来,既要为党的建设发展塑造干部,更要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塑造干部。具体说来,既要发扬又红又专,也要坚持德才兼备,从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来看,＂红＂与＂德＂的有机结合是政制建构对干部塑造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