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效率研究

立法效率直接表现为立法效益和立法成本的比较,间接反映了立法目的是否实现,且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了社会整体利益以及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影响立法效率的因素包括立法成本、立法效益、立法数量、立法质量和立法需求五个方面。目前我国立法效率较低,存在立法浪费、立法越权、立法谋私、立法寻租和立法低质五大现象。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即立法的资源意识淡薄,立法资源配置不合理,立法成本效益评价机制欠缺,立法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要提高立法效率,应从严控制立法数量,适当上收立法权限;树立成本效益理念,优化配置立法资源;实施成本效益预测,推进立法效率评估;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监督体系。     

论信息化立法（连载二）

本文从信息化立法所涉及到的信息化法律体系、立法需处理好的四个关系、立法时机、立法依据、立法指导思想和目的、立法适用范围和对象、相关行政许可设定分析、立法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八个方面，结合立法的要求和信息化发展的特点，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了一些见解。     

论信息化立法（连载三）

本文从信息化立法所涉及到的信息化法律体系、立法需处理好的四个关系、立法时机、立法依据、立法指导思想和目的、立法适用范围和对象、相关行政许可设定分析、立法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八个方面，结合立法的要求和信息化发展的特点，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了一些见解。     

论信息化立法（连载一）

本文从信息化立法所涉及到的信息化法律体系、立法需处理好的四个关系、立法时机、立法依据、立法指导思想和目的、立法适用范围和对象、相关行政许可设定分析、立法重点解决的问题等八个方面,结合立法的要求和信息化发展的特点,进行了专门论述,提出了一些见解。     

立法博弈的规制及其程序表现

立法权限的划分设定了一定层级中立法博弈的前提或限度,立法起草、立法审议和立法表决等诸环节中的程序规范既要将立法博弈及其利益裁量、价值衡量予以客观写实,又要对其可能的冲击予以适度管控.立法博弈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基本准则与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上,确立其中的利益甄别基准与利益调整方案.在转型发展时期,立法博弈的复杂程度致使立法中的交涉、妥协和对于法律规范的设计、表述的认同度都充满了不确定性.由此,应当进一步细化立法基本原则和立法体制机制,加强对立法博弈的深入揭示和程序引领,从而提升立法质量和效益.     

立法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

<正> 1990年3月14日至16日,由国务院法制局和北京大学法律系共同主办的“立法与现代化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40多位中外立法专家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者以浓厚的兴趣就中国立法体制、立法与经济发展、立法与改革、立法技术、立法与法文化,外国法的借鉴、立法与价值选择、经济立法、科技立法和股份制立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就立法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积极开展国际间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刑法立法的发展及其完善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世界刑法立法观念的趋同化和刑法立法制度的一体化是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外部力量,而社会治安形势的变迁、法治建设整体水平的提高和国民权利意识的提升是促进我国刑法立法发展的内部因素。在改革与开放的内外因素作用下,我国刑法立法经历了起步、扩张和完善的不同阶段,实现了刑法立法理念由注重秩序价值走向秩序与自由价值并重,刑法立法模式由分散走向统一,刑法立法内容由单一走向综合,刑法立法技术由粗疏走向精细。未来我国刑法立法应当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需要,坚持科学化和人道化的立法发展方向,不断推进刑法立法制度和措施的发展完善。     

我国村民自治地方立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以70余部省级立法为分析样本

我国制定了大量村民自治地方立法,为村民自治实践提供了较好的法律保障。在立法依据、立法主体、立法内容和立法程序等方面,这些地方立法在总体上具有较好的合法性,质量较高,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合法性产生了不良影响。今后的村民自治地方立法中,应注意增强立法的合法性。     

类型化视野下的地方立法能力及其现代化路径

地方立法能力不足成为制约立法质量提升的一大隐患。地方立法能力具有地方性、法律性和社会性3重属性。以立法过程为逻辑指引,地方立法能力可以分为地方立法需求识别能力、地方特色反馈能力、地方立法计划执行能力、地方立法审查能力和地方立法信息公开能力。以地方立法实践对标5项立法能力发现,省级立法机关须提升对设区的市立法审查和指导能力;设区的市的薄弱的立法信息公开能力限制了其对立法需求识别能力和立法计划执行能力的判断,且文本同质化较高表明地方特色反馈能力较弱。推进地方立法能力现代化须遵循渐进、分解式原则,加强省级立法机关的审查能力,重点培养设区的市的立法信息公开能力、规范立法计划的执行以及加强立法吸收习惯以强化地方特色。     

关于我国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

我国的地方立法分为普通行政单位立法、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经济特区地方立法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本文通过分析、比较四种不同种类的地方立法 ,探讨了我国地方立法体制的基本特点。我国现阶段这种多层次、多形态、不同权限、不同效力的立法体制 ,本质上应属单一制国家在中央统一行使立法权体制下的多元立法权力之分工协调机制。     

德国能源立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德国一直注重通过法律手段对能源产业、能源供需制度进行调节和监管。目前,德国已形成了以《能源经济法》为基本法,由煤炭立法、石油立法、可再生能源立法、节约能源立法、核能立法、生态税收立法等专门法为中心内容的能源立法体系,对我国的能源立法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国家立法年度观察

人大主导的轨迹 清点最近一年留下的立法财富,立法数量和内容固然不可或缺,但只有深入立法创造的过程,挖掘立法背后的故事,才能寻找到更为深层的意义.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进程、掌控立法舵盘,是近年来国家立法的鲜明趋势.人大行权意识的高企,从根本上影响了立法的布局和风貌.尤其是在最近一年,人大的立法主导权更是留下了清晰可见的轨迹.     

新事评点

★山东：首次开展立法前评估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近日召开立法前评估会议，就做好《山东省专利保护条例（修订）》和《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两件立法项目的立法前评估进行了部署。据悉。这在山东省立法史上尚属首次。据介绍，这两件立法项目的评估内容包括立法的条件和必要性、法规涉及的主要内容、立法技术、立法效益以及立法后的社会影响等。会上，来自山东省人大法制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社科院法治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法学院等单位和省直部门相关负责人纷纷建言献策。     

投资基金立法研究

目前,我国投资基金发展迅速,但立法工作相对滞后。而从投资基金实践考察,一部规制投资基金的基本法不可或缺。本文介绍了投资基金的立法过程,分析了投资基金的立法宗旨、调整范围、立法体例,阐明了投资基金立法应重点规范的内容,其中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及其权利、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的责任、外商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和私募基金等立法问题。     

设区的市立法同质化问题之破解

自2015年地方立法权扩容以来,设区的市法规数量的迅速增长强化了市域治理的规范供给,但也为立法者“从众立法”提供了可能,造成设区的市立法在法规项目、体例和条文上出现许多不必要、不合理的同质化问题。这一现象的成因体现在立法能力、立法技术、立法制度3个方面。有必要提升设区的市立法能力,革新设区的市立法技术,加强设区的市立法同质化的法律规制,以破解设区的市立法同质化问题,促进设区的市立法资源的充分利用,增强设区的市立法特色和实效。     

党领导立法的规范分析与完善路径

在规范分析层面,党领导立法的语境是在党的机构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之后的事情。我国现行《宪法》的制定开启了党领导立法的话语和实践探索。经由对党的规范性文件的分析,党领导立法的特点和规律得以突显。这些特点包括重申党领导立法必须坚持的原则不变;党领导立法的结构体系和格局更加具体;党领导立法的工作思路的变化为完善党的领导勾勒了基本路径。党要引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的方向;同时支持人大在立法中发挥主导作用。     

浅析反按揭立法——中国"以房养老"的隐然趋势

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反按揭立法的相关经验,探讨了反按揭的内涵、反按揭立法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和反按揭立法的法律构想,进而分析了反按揭立法在我国的适用性和发展前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工作格局理论

<正>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内容涵盖全面依法治国的各个领域和环节，科学立法理论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完善立法工作格局的原创性理论，适应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推动高质量立法的现实需求，经过不断丰富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制度、推进立法体系和立法能力现代化、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的重要理论依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伟力。     

论中国海外投资立法的路径和体系

中国海外投资立法至今还没有引起学者和立法工作者的足够注意,表现出相关立法严重滞后、监管立法欠科学、立法层次较低和透明度不高等诸多问题,影响了中国海外投资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建立国务院直属的海外投资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海外投资管理和立法起草工作,选择"先单行法,后基本法"、"单行法和基本并行"的立法路径,确立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国际化战略、国家经济安全等四项立法原则,构建以海外投资法为基本法,以海外投资监管、保险和援助立法为单行法的法律体系.     

我国古代和近代立法信息公开历史初探

本文对我国古代和近代立法信息公开情况初步作了梳理和研究,逐一分析了我国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和近代中国等各历史时期的立法信息公开情况,以期为我国立法史研究、特别是立法信息公开史研究填补一点空白,为推动当代中国立法公开工作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