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协调机制

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具有跨地域性特点,涉及多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利益主体众多、管理制度不完善、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容易引发府际冲突,影响项目顺利实施.如何有效解决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问题,已成为工程项目管理以及府际治理的重要方向.府际合作能够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交流,有利于跨区域公共事务的实施和发展.以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以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为研究对象,分析冲突的表现方式和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构建"主体协同、制度协同、利益协同"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机制,可以实现横向府际冲突协调,对跨区域重大工程项目横向府际冲突管理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有利于促进项目的顺利实施,实现区域共同发展.     

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的现实基础、动力机制及优化路径——基于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

跨域治理是应对跨域政务服务需求的有效治理理念，可以为市场要素跨地区流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行政支撑。“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价值导向，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增效，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合作基础，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提供了可行性。科学且高效的府际合作动力机制是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实现的重要保证。基于APT-R模型，构建起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通过对长三角S市“跨省通办”实践的调研分析，发现其府际合作动力机制存在运行梗阻，表现为引力有限、压力不均、推力式微和阻力难消。这是地方行政系统内外部的利益、组织、制度、理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优化政务服务跨域治理府际合作动力机制，需要从提升引力、平衡压力、强化推力和消减阻力入手，调适四个作用力的方向和力度，形成府际合作的动力合力，切实增强政务服务跨域治理效能，助推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论城市群府际管理

城市群是当今城市组团式发展的一个新模式。城市群府际管理是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和治理任务,以问题解决为取向,通过协商、合作等方式协调与管理政府间关系的一种行政视野。城市群府际管理的目标是发挥城市群的整体效应、实现城市群内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协调城市群内府际竞争和冲突。为此城市群府际管理应该树立相互依赖、政府间共赢、平等的理念。城市群内府际管理可以通过创新政策法规、建立跨政府管理组织、构建城市群内利益整合机制、实施以城市群发展为目标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来实现。     

法政时代的整体治理——有效协调府际关系的正道

中国府际争议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日益凸显，诸多掣肘事件抵冲了政府间协作并影响合力的发挥，造成了非逆转性内耗并导致国家整体利益受损，府际关系亟需法政视野下的理性协调。立足于法治精神的整体治理是化解冲突的良策，着眼于塑造整体政府形象，整合共同目标以促进府际协同，鼓励地方政府不断的竞合以整饬力量，优化资源配置以有效服务民众。整体治理基于公平正义的宪政视野，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统合各方力量将府际争议化解于萌芽状态中，从而构建各级政府动态协作机制；力求将非政府组织纳入治理主体从而实现多中心的和谐共治，是众望所归的整合资源及弥合府际争议的坦途，最终实现问题目标取向的整体协同服务民众。     

协同治理:农村环境治理的方向与路径

协同治理是在对碎片化治理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全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主张通过政府内部机构间以及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合作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有效性,其中,协调、整合与信任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随着农村环境治理日趋复杂多变,传统环境治理碎片化呈现出价值理念碎片化、组织结构碎片化与方法体系碎片化等诸多不良状况。协同治理强调资源利用最优化与公益最大化,不仅是化解农村环境治理碎片化的有效工具,也是实现农村环境治理创新的理性选择。农村环境协同治理格局的实现需要塑造协同治理文化理念,构筑农村环境治理信任机制;构建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塑造农村环境治理整合机制;搭建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构筑农村环境治理协调机制。     

府际治理视野下的区域治理创新

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处理和协调作为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自然无关联机制、市场机制、科层制和府际治理机制等是协调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四种基本制度。自然无关联机制早已过时,必须摒弃。市场机制和科层制在协调政府间关系时具有积极效应,但却存在着＂市场失灵＂和＂科层制失灵＂的治理困境。府际治理机制是解决上述困境的正确选择,也是当前区域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发展方向。     

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探析

伴随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协同治理应运而生,治理主体逐渐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在治理过程中,有效整合各方力量,探寻多主体治理的协同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探寻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需要首先理清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维度。多主体协同治理应当有时间维度、空间维度以及管理职能的协调三个方面。健全协同治理的机制应当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治理主体自身的建设,这包括政府职能的转变与社会组织的完善;二是治理主体责任机制的建立;三是多主体联动体系建设,包括加强信息化建设,组织网络衔接以及工作制度衔接。     

府际合作中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加强府际间的合作是公共行政改革的趋势.当前,我国府际合作中的现存困境主要体现在利益博弈、组织设置、协调机制设置、相关法律和制度缺失以及当前考核机制激励效力等五个方面.借鉴国外府际合作的经验,解决合作困境的途径主要是形成合作共识,明确政府是区域合作的重要推动力量;建构多元合作主体、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格局;制定区域合作的法律法规;实施科学的激励机制;大力推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京津冀府际关系协调模式研究

近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的广泛关注,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发表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努力实现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整体性治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是对传统科层制和新公共管理带来的政府治理碎片化的回应,也是公共管理新的范式。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协调、整合和网络化的治理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从组织架构、制度建设、技术支撑三个角度构建京津冀整体性府际关系协调模式也是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效机制的必由之路。     

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府际联席会机制研究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的首都城市群,其政治特性导致其区域协同发展主要依靠纵向协调机制。横向协调机制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其中,府际联席会作为中国情境下的有效横向协调机制,已经成为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促进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工具,其发展与演化过程能够为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有效地识别京津冀府际联席会的形态与结构特征,利用制度性集体行动框架中的相关分析维度,从整体发展与微观主体两个方面对2006—2018年京津冀地区主要的联席会情况进行详细观测与分析,同时为改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横向协调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跨界流域治理中地方府际协作机制研究——以菇溪河为例

"五水共治"以来,浙江省整体的水生态得到很大改善,在水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实看来,这一治理方式过度重视地方水权,忽略了水域的整体性,这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地方区域性与流域整体性的冲突,流域治理很难协调统一。河长制虽然能够职责到人,但对于跨区域流域却很难奏效。因此加强地方在跨界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跨界流域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以菇溪河为例探究了一河分两区的治理,为解决跨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尴尬局面以及治理难以推进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共赢"为核心的沟通协作机制;依法治水、依法管水,设置有法律依据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授予;完善公众参与治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地方中小银行治理风险问题研究——基于内外部协同治理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了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对深化金融改革、防控金融风险和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意义。近年来，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支撑，中小银行治理机制失灵引发的风险外溢、处置和防范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通过公司治理体系优化完善推动中小银行深层次改革化险成为当前金融工作的重点。以公司治理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小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和风险暴露特征，将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缺陷以及二者之间缺乏有效协同作为主要风险源，在“风险源—风险偏好—行为选择—风险结果”的框架下分析了中小银行治理风险的传导机制，最后提出“内外兼修”“协同共治”优化完善中小银行治理体系、提升治理效能的政策思路。     

数字经济推动政府治理变革的机制、困境与出路分析

数字经济通过技术跃迁机制、组织重构机制和价值重塑机制推动政府治理变革，但顶层设计不完善、传统治理理念惯性和数据信息安全风险会导致政府治理陷入整体性变革困境、治理融合困境和治理伦理困境。为走出这些困境，首先，需要以整体性精准治理为导向进行顶层设计，将数字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其次，要以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标准进行价值重塑，并创新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作方式；最后，以保障数据安全为底线进行制度建设，有效应对数字技术条件下出现的治理伦理问题。     

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文献综述

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是流域跨界公共事务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从概念界定着手,梳理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相关研究。国内学者从博弈论及共容利益理论分析府际合作治理的动因,对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多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大致研究方向分为流域区域利益补偿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跨界流域联合防治机制研究以及流域府际合作治理协调机制研究。最后作者就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有待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困境及变革路径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半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快速转变期。从实践来看,基层政府存在治理观念陈旧落后、治理机制刚性僵化、府际组织协同困难等问题。官僚文化意识影响深远、学习型政府构建不力、公民社会发育不良是基层政府治理困境的主要成因。坚持以人为本、强化基层政府社会善治理念,建立多元互动协同治理网络,构建现代法治型基层政府,健全治理评价追责机制,加强行政伦理常态化教育,是西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治理变革的实践要求和路径。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的阻滞因素及其化解——以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作治理模式,已经成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重要战略选择。中央政府、支援方政府和受援方政府在对口支援中的主导作用,决定了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对提升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运行效能的重要性。而加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必须在深入分析府际协作治理能力的内涵及构成要素的基础上,系统剖析其面临的阻滞因素,并探寻有效化解之道。当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府际协作治理能力建设的阻滞因素主要包括:援助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府际沟通协商机制、府际适应性学习机制与府际利益冲突协调机制不健全,以及绩效考评和责任追究等核心制度建设滞后。必须站在提升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的高度,探索有效化解这些阻滞因素的途径。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在社会学制度主义中,制度构成的基础要素包括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性要素。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施过程,是其强制性规章制度的建立、管理运行机制的规范以及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对协同治理的认同这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存且互相影响的过程。然而,政府单中心的路径依赖、治理主体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各治理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偏差都会加剧协同治理的制度惰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法规制度,增进共容利益,培育社会资本来进行制度补给,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