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

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当事人的确定是首先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当事人明确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同时,有助于纠纷的解决和最终确定既判力的效力。根据国内外法律界对诉讼当事人制度的研究,这一制度还是存在着许多疑点之处,如何进一步完善民事诉讼当事人制度是极其必要的。     

台湾诉前调解制度分析

在台湾的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中，调解一向备受重视。根据台湾“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设于诉前，即在起诉之前由法院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调解。而在起诉后，除非第一审中当事人合意将案件移付调解外，法院将不再调解，在诉讼的全过程，当事人双方可以合意和解。     

关于相对不诉在未成年人案件中运用的思考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人民检察院的免诉制度予以取消的同时,增设也较为完整的不起诉制度,其内容很为精炼.不起诉分为三种形式,即: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为此,笔者就相对不起诉制度,阐述一些看法.一、相对不诉的现实意义何谓相对不起诉,按新法律的立法涵义,相对不起诉就是指在符合法定情形时进行权衡,认为不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更为适宜时,可以作出不予起诉的决定.当然,相对不起诉的决定主体是人民检察院,同时,法律对相对不诉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规定, 也就是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的域外考察与本土化重构

我国在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提出刑事和解概念,允许特定轻微公诉案件纳入当事人和解的诉讼程序。立法并未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与刑事和解程序有机结合,对于未成年人仍参照一般刑事和解的规定,在案件范围、条件限制等方面未能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特别处理,导致司法实践操作困难,各地适用情况和效果不一,严重制约了未成年犯罪刑事和解的发展。针对目前突出的案件适用范围过窄、和解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混乱、参与调解主体不明、轻视教育改造目的、社会调查程序虚置、程序衔接困难等问题,借鉴澳大利亚、日本、香港相关模式,在明确适用范围、建立监督体系、细化量刑标准、保障和解效果、专项社区矫正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机制。     

浅谈我国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本文从效力待定合同的含义及我国现行法律之规定着手,根据《合同法》中效力待定合同制度的现状,逐一进行分析,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的立法建议。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研究——以盗窃罪的司法解释为视角

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并不意味着禁止将同一事实在定罪量刑中多次使用,但禁止对同一犯罪事实做同一层次、同一角度、同一侧面的重复评价。因此,根据盗窃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在江苏省,对曾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五年以内再次盗窃,且盗窃公私财物价值在人民币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对之前的盗窃前科仅应作为入罪门槛进行评价,不能既作为入罪门槛又评价为累犯。     

论我国现行民事起诉制度的完善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第二次修正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正后的《民事诉讼法》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正有不少的亮点,但是,在理论界一直呼声很高的解决我国"起诉难"的问题上,除了相关条文顺序的变化外,在实质层面没有作出更改。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为最终裁决,民众为解决纠纷,会通过正当的方式去寻求解决,但当很多纠纷起诉到法院后,却因现行民事起诉制度的问题被阻挡在司法大门之外。如果民众连法院的门都进不了,连诉讼程序都无法启动,谈何司法对权利进行保护?那么民众只能通过其他手段进行私力救济,如此一来,社会秩序必定混乱,这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背离。因此,为解决"起诉难"问题,重构我国的民事起诉制度已成为一项紧迫任务。     

公益诉讼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告资格初探

我国现阶段民事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界定在环境污染类、破坏资源保护类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未被纳入民事公益诉讼中;现代生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冲击与破坏日益严重,急迫呼唤构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途径。本文通过参照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起诉程序的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合法途径进行分析,提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诉讼的原告扩大至传承人、文化主管部门、检察机关;能够更加完善现有制度在公益保护上的不足,同时促进社会法治化进程日趋完善的要求。     

聚焦小额诉讼程序

2012年8月31日,我国民事诉讼法经历了全面的修改,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此次修改结合社会审判实践中为及时解决面广量大的民事纠纷的需求,根据一些地方的试点探索并借鉴国外良好的做法,就适用简易程序的部分案件设立了小额诉讼制度。笔者针对当下民诉法中小额诉讼制度的立法背景、所体现的法律价值,并通过比较法分析方法以论证小额诉讼制度设置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同时将小额诉讼制度与国内现有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以及实践中被广为采纳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速裁机制等进行比对分析,挖掘小额诉讼制度的比较性优势,     

刑事抗诉案件办理期限的立法思考与应对——以检察机关刑事抗诉为例

司法实践中刑事抗诉案件办案期限制度存在着繁简不分、适用容混乱、分歧重重、司法解释突破法律规定的种种弊端。改进刑事抗诉案件办理期限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法,根据发现判决裁定错误的不同途径,合理设置按刑事抗诉案件程序和办理期限;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协调配合和外部沟通衔接,解决争议和分歧,促进案件流转;加强对刑事抗诉案件办理期限的诉讼监督,提高诉讼效率。     

法定代表人在其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中的诉讼地位探析

近年来,法定代表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案件不断增多。因法定代表人与任职公司存在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冲突,根据诉讼的对抗性原理,应将法定代表人列为股东代表诉讼案件的被告,公司列为第三人。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禁止法定代表人同时代表第三人公司参加诉讼,导致实务中同案不同判,有损司法公正和权威。无论在侵权责任实体法上,抑或股东代表诉讼程序法上,法定代表人都应无权代表第三人公司与自己对抗,否则明显有悖设置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之目的。因此,在利益冲突时,应揭开法定代表人唯一诉讼代表权面纱,构建公司诉讼代表替代制度,合理解决股东代表诉讼案件中公司的诉讼代表权问题。     

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的法理证成与流程规范

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是平衡保证合同关系中各方当事人利益的关键所在,是一般保证人在诉讼各阶段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但与我国《民法典》同时生效的《新担保制度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具体条文中出现了直接的规则冲突。本文在研究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在大陆法系的产生及立法例并对该制度的特性进行明晰的基础上,剖析该制度的法理基础及价值导向、列举一般保证人的先诉抗辩权制度在我国法律条文中存在的冲突,以期重塑一般保证人先诉抗辩权保护制度在起诉、保全及执行阶段的流程规范。     

消费公益诉讼之起诉模式本土选择探索

随着社会发展,以往被界定为私人权属范畴的消费者利益也面临新的挑战,正是基于,任何社会上的个体都是潜在的消费者,同时也由于生产规模化,国内乃至全球市场的形成,当消费者个人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其作为整体的消费公益也遭受侵害或面临侵害危险。因此,本文结合我国本土对消费公益诉讼起诉模式进行探索,以求对消费公益制度完善尽借鉴之力。     

谈谈对我国民事诉讼审级制度的认识

民事审级制度,就是指一个国家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在组织上分几级,以及一个民事案件经过几级法院审理后民事诉讼程序即告终结、裁判即发生既判力的民事诉讼制度。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四级两审终审制,这一审级制度在许多方面与现代审级制度的原理是相悖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表现得越来越突出,①两审终审制呈现出难以为继的趋势。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对儿童性侵害的立法防护

性侵害是对儿童健康权的严重侵犯.新《未成年人保护法》从加强学校性教育、实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查询和从业禁止制度、增设强制报告制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创新强化网络保护制度等诸多方面,为儿童性侵害的防护提供了立法保障.     

少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及其监督机制的完善

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的规定对少年犯和成年犯同样适用的。众所周知，少年犯的身心特点与成年犯有很大不同，将同样规定适用于两者势必不利于对少年犯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本文从少年犯对外界表现出比成年人更大的依赖性的身心特点出发，主张应扩大少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并在对适用缓刑少年犯的监督机制的完善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主要是确立判前考察制度、丰富缓刑措施和设立专门的缓刑机构。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研究

为发挥社会综合治理职能,优化营商环境,我国将企业合规不起诉引入公诉制度之中,从而加强对民营企业的司法保护.合规不起诉制度乃是欧风美雨之产物,它缘起于美国,并被英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吸收、借鉴和确认.我国检察部门在借鉴域外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优秀经验的基础上,在全国开展了两轮试点工作,对我国的企业合规不起诉进行了一系列有益...     

国际人权法视角下我国反家庭暴力的立法与实践

联合国自成立以来通过了一系列禁止性别歧视和家庭暴力的国际条约及人权宣言。作为相关人权公约的缔约国,为履行国际义务,我国于2016年3月1日颁布施行首部防治家庭暴力单行法律——《反家庭暴力法》。在具体制度设计上,顺应国际反家庭暴力立法趋势,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扩展至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并确立了人身保护令制度、告诫书制度、强制报告制度;同时,该法也存在若干局限和不足之处,如未将性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庇护制度尚待完善等。未来我国应适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及时解决法律适用中呈现的突出问题,切实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公民个人在公益诉讼中的原告主体地位

近年来随着我国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社会问题的日益突出,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学者们的呼吁。建立和完善公益诉讼制度是解决社会性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开展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今,各国的公益诉讼立法趋势是不断扩大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范围,而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仍然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原告之外,使得许多公益诉讼因资格不合而无法正常启动。个人提起公益诉讼虽然会有滥诉、浪费司法资源等弊端,但从我国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赋予公民个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大势所趋。本文将从公民作为公益诉讼原告主体的当事人适格、法理学依据、社会客观需求和司法实践等几个方面作简要浅析。     

论未成年人犯罪排除累犯的时间基准

累犯从重处罚的依据在于对罪犯的改造无效性,而并非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者的人身危险性。《刑法修正案(八)》将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情形排除于一般累犯之外,司法解释则将未成年人犯罪排除累犯的时间基准界定为"前罪实施时不满十八周岁",这与刑法设定累犯制度的法理相悖,且会违背禁止重复评价的原则,导致罪刑不均衡。未成年人犯罪排除累犯须以犯后罪年龄为时间基准,符合刑事立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精神,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有利于维护公众利益和社会安全,也并不违背各国立法发展的整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