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法律至上与国家治理

现代国家治理,是围绕法律而展开的多元主体公共参与的、以自由秩序为目的的治理。在国家治理中,虽不排除治理主体对法律之外的其他多元社会规范以及经由这些规范调整形成的多元社会秩序之依赖,但多元社会规范,是存在于法律调整射程内的;多元社会秩序,是统揽在法治秩序中的。因此,强调并坚持国家治理及其创新,就必须坚持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和宗旨。     

做法治中国建设新征程上的努力奔跑者

2019年金秋时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高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能力”的明确部署,为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路径。作为人民法院干警,理应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制度自信和法治信仰,积极投身法治中国建设伟大实践,以实际行动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贡献无限热情和力量。     

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及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坚持和完善"的十三个方面的制度体系之一,这揭示了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关系。深入分析和探究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依法治国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及其实施机制

中国式国家治理以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为治理策略,逐渐形成“党的领导-政府治理-市场参与-社会治理”的格局。中国国家治理评估的探索历经多个阶段且有效促进了国家治理进程,但其既有阐释混淆了价值标准与评估标准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国家治理量化评价的有效操作与可测度性、难以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及中国式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这主要肇源于西方法治中心论的扩张与影响、复杂国情带来的评估实践难度以及评估目标考评导向色彩浓重。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溯源于中国式国家治理内涵与目标,具有深刻的法理基础。主体体系与制度建设、治理过程与治理成效分别构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重维度下评估标准的重要内容。党内治理、政府治理、市场参与、社会治理是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应用的重要领域。以法治评估标准检验中国式国家治理,需构建以第三方为评估主体、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估方法以及以评估结果应用为核心的中国式国家治理法治评估标准实施机制。     

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内涵与路径探讨

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是当前国家治理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包括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当前,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就是要推进国家治理的法治化,而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的提升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要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能力,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树立领导干部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树立权利义务观念,坚持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法治化和现代化。     

论社会治理下政府法治建设中的角色定位与原则要求

法治政府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和根本要求。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全新要求取决于当代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为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政府必须扮演好法治秩序维系者、社会公正促进者和核心价值培育者的角色。政府在社会治理的法治建设中,应更加突出严格执法,并以坚持社会主义公益至上为价值理念,以社会公民平等对待为基本原则,以政府行为合乎比例为思维方式,以求实现国家法治目标,共建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治国理念与模式的新飞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按照什么规则建设国家治理体系以保障体系的运转？四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予以了充分的回应，即用法治的理念、思维和方式来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和运转。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自此，由以依法治国为核心的法治国家，演变为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内的法治中国，演变为由党内法规、国家立法和社会自治规则支撑的治国规则体系，无论是主体、内容和方式，还是制度化方面来看，都是治国理念和模式的再次飞跃。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设高质量的制度体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新发展阶段全面依法治国作了重大部署,强调提高国家制度竞争力,以"中国之制"支撑"中国之治"。高质量制度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是遵循制度建设规律、持续保持制度显著优势的必然要求;是满足人民新时代需求、全面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可靠路径;是凝聚改革发展共识、稳步推进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的坚强保障。应当准确界定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内涵、确定其实质与形式评价标准,并在中国特色制度逻辑框架内,提出建设高质量制度体系的具体构想: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统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的统一;尊重制度建设的规律性与民主性的统一;坚持类型化与协调性的辩证统一;坚持制度的评估机制与自我调节机制的统一;坚持制度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公共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国家治理现代化必然包含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目标等治理各个要素的现代化。治理主体现代化就是要培养治理主体具有独立性、正义感、宽容性的公共精神,形成多元参与、和衷共济的格局,确保主体"最小公倍数";治理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形成法治、德治互济的局面,筑牢社会"最大公约数";治理目标的现代化,就是要凝心聚力、同舟共济建构国家"最大认同量"。     

疫情防治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

在以《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所架构的疫情防治法律体系中,国家起到了绝对主导作用。但从疫情防治实施效果来看,当前“国家主导——社会服从”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公共理性的核心因素)及第三领域的变化,社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为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应当在疫情防治体系中提升社会的作用,形成“国家主导全局——社会主导局部”型的法治模式,才能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疫情,从而提升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水平。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路径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升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高度,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必须依据民主、法治、科学原则,从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主体和治理方式四个角度入手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     

法治、治理与国家能力

当前流行的法治观念与国家治理在价值立场和制度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这根本来源于理念型法治与国家治理所面临的实践难题之间的裂痕。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将自身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不同于政治权力的集中与使用,它更多表示的是国家对于社会需求的回应性。实现优良治理,国家能力建设可谓至关重要。就与国家能力的兼容性而言,那种嵌入国家治理逻辑之中的治理型法治观念更为可取,其不仅可通过规范官僚机构的行为、塑造官僚精英的自我认同、增加制度供给来提升国家的制度化能力,而且能够从铸就公共政治文化和法律判断的正当化角度增强国家的合法化能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要义解析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内在统一的法治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法治基本理论、法治推进方略、法治重大关系等三大理论板块。在基本理论板块,明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战略、法治中国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在推进方略板块,明确提出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统筹推进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专业力量和群众力量相融合,坚持抓关键少数和抓绝大多数相结合。在重大关系板块,明确提出了正确处理政治与法治、改革与法治、政策与法律、发展与安全、活力与秩序、维权与维稳等一系列关系的方法。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信任、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有着不同的信任基础,只有与国家治理模式相匹配的信任模式才能促进国家治理的有效实现。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从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普遍主义信任模式的转型,从单向依附型信任模式向协商合作型信任模式的转型。法治实践可以从提供稳定预期、保障公民自治权利、规范治理方式等方面促进信任模式的转型,但法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重建自身的公信力。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