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主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三个层面的探索,但始终无法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新时代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我国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应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依归,以共享推进共建共治,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构建"价值-目标-结构-管理-技术"创新框架,强化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互惠互助的利益共享目标机制,从法律上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打造一支专业的社区治理队伍,推进社区治理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建立一个权责利合一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     

探索我国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途径(上)——村民自治制度出现困境之根本原因

社区管理是社会管理的基础。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强调,要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推进社区居民依法民主管理社区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本文分为上、下两篇,就如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建立村落社区自治组织作一探讨。     

生活视角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关键步骤。以往研究聚焦从文化、地域、伦理、情感和利益等单一层面阐释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难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个体价值观念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寻找出路。因此，应从生活视角来研究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乡村社区共同体并非单一分散的共同体叙事，而是一个涵盖主体性的人、并以生活为目的的乡村社区共同体的诠释单元；在实践内容上，生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和空间两个要素，以此达成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生态和治理四个维度的联结。生活视角下的乡村社区共同体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空间、制度和生活要素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协调统一、动态平衡的，从而达成系统秩序的统领性与共同体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以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调查为例

农村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乡村振兴和乡村社会治理水平。这一指标体系涵盖社区组织认可参与度、社区公共服务满意支持度、社区成员互助和谐度、社区道德规范遵从认可度、社区归属自豪责任感5个一级指标,下设10个二级指标和50个变量。在对贵州省塘约村等三个行政村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社区凝聚力指标体系的测评和比较研究中得出,加强农村社区凝聚力建设,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水平,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建设,重建新型集体经济和共同体价值观,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格局,实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机制创新：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城市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基于对武汉市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城市社区作为我国城市社会的基层基础对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趋同与共生：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从模仿到自主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因应

城市边缘区社区因寻求社区集体的发展权益、制度配置的优势地位、要素流动的空间正义而选择模仿城市或乡村的社区治理方式,逐渐与城市或乡村社区在治理方式上呈现“趋同”样态。社区治理方式趋同程度加深使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陷入“选择定式”困境,而走出此困境的逻辑是适配自洽所趋同的社区治理方式,引导城市边缘区社区走向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样态。达成社区治理方式共生的前提是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而真正实现自主治理需要对妨碍自主治理实现的弱项展开多维剖析。以身份构建、资产管理、产业运营、职能框架为着力点,明确城市边缘区社区法律地位,规范城市边缘区社区资产管理结构,鼓励城市边缘区社区产业发展,明晰城市边缘区社区共治联系,从而为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提供保障,为推动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方式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创设前提条件,为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关于城市社区自治的思考

社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根据《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前城市社区的范围,一般是指经过社区体制改革后作了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城市社区事务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共事务,城市社区的运行机制也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一、城市社区自治的现状严格意义上的社区自治应该是由社区范围内的居民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向我服务、社会参与的社会生活方式。而目前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正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即处于以政府控制资源的方式对社区进行治理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政府对社区进行授权,由政府指导、协调,社区自我治理的运行模式过渡,社区委员会是一种半行政半自治的社会组织。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城乡社区建设的比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对社区建设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使我国社区建设从以城市为主开始积极向农村拓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从此,     

城市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自治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向,也是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生长点。社区自治存在着宏观环境的约束、组织和居民参与的不足、社会资本的缺失等问题和困境,现有研究主要从国家作用和治理结构等角度提出突破社区自治瓶颈的路径,对提高社区居民内部自治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较少。社区精英是发挥社区自治能动性的重要领导力量,中国历史上古代社会乡村自治中乡绅主导自治的模式对于现代城市社区自治中社区精英主导自治模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社区精英主要通过互惠机制、声望机制、信任机制、领导机制、规范机制等发挥自治能动作用。如何发现社区精英并促进社区精英发挥自治能动性是实现中国城市社区自治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     

共治性社区:农村社区的构建及其走向——“L村”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村民自治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已愈发明显。随着农村社会治理转型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悄然兴起。L村农村社区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助国家的介入与村庄内生的合作性共治方式,推进农村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共治性社区的治理,也符合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从而为当前乡村治理的转型及其今后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文本。     

社区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基石——以成都市为例

一、社区治理的困境与选择加强社会管理和提高公共服务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其根本目标是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区民主治理实现城乡管理体制的一体化,最终体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和服务。社区作为公民社会活动的共同体,既是居民实现社会生活的基本空间,也是政府管理和服务的末端领域,     

社区分类管理:城乡比较与城乡统筹

农村社区建设面临健全新型的社区经济共同体和培育新型的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双重任务。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完善农村社区便民服务体系,是构建农村新型的社区社会共同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社区分类管理是一种新型的城乡社区体制,有利于完善城乡社区便民服务体系,统筹城乡社区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院落自治”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成都市武侯区的探索性实践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的"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新时代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是有效治理社区管理服务难题的重要途径。这需要我们把推进社区居民自治看作是一个多层次的"立体工程",在进一步开展社区层面的多样性居民自治活动的同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促进社会组织融入基层社区治理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社会建设主体之一,是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形式,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与市场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当前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正处于从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型的攻坚期,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作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对于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行政化困境"与"共同体     

社区区别性治理:特征、成因与对策北大核心CSSCI

社区区别性治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同一社区中居委会等主要治理主体针对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所表现出的在治理态度、治理过程、治理内容和治理效果等四个方面的不同和差异,最终加大了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的区隔,降低了社区满意度,阻碍了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一种过渡性的治理方式。它既是传统管理与现代治理交织的产物,也是社区治理理念滞后、户籍制度藩篱和城乡二元结构固化的结果,必须从转变社区治理理念、推进系统性户籍制度改革和弱化社区内部结构边界三方面跨越社区区别性治理,最终达到社区治理现代化。     

开放、流动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改革与创新

开放与流动日益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特征,我们日已进入了一个流动的新时代。在流动的时代,乡村社会外在日益开放、流动,内部却呈现出"村社不分、政经合一"、"内在束缚、外在排斥"的显著特征,农村社区治理各类问题与矛盾频发。从现实来看,在开放与发展中,乡村社会基础不断发生变革,嵌入乡村社会的各种社会制度却构造出了一个内在封闭、外在排斥的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的内在封闭、排外与现代社会的外在开放、流动形成了一对矛盾,由此导致了农村社区治理的实践困境。在实践中,实施村社分开、政经分离、户产分开、重构集体产权制度,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包容性的社区治理制度,是走出流动时代的农村社区治理困境的重要出路,也是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的重要基础。     

社区建设重在提升领导和服务能力

<正>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共同体。社区工作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其保障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安定祥和生活的重要性不可小视。特别是在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提高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服务能力,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