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征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一、征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2009年12月7日,北大五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房屋征收条例”）施行,取代《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可以说是社会参与推动制度变迁的成功典范。新条例的重大变化中的首要变化就是将城市房屋拆迁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市房屋征收的属性更为明确,而且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主体、程序、法律责任都做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但是,房屋征收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已经一年又九个月,各地暴力拆迁、拆迁自焚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房屋征收条例还取消了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拆迁的规定,将征收补偿决定的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行使,由法院负责强制执行被赋予期望,但是一些拆迁恶性事件正是在法院强拆时发生,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9日发出《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城市房屋拆迁立法思考

国务院于2011年1月21日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有明显进步,但仍有一定不足:立法位阶上违反上位法,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救济机制的规定不健全。解决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问题的思路是:制定统一的关于房屋征收拆迁方面的法律,扩大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的适用范围,完善房屋拆迁救济的规定。     

市场引导拆迁安置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提高城市品位,改善居住环境,浙江省温岭市不断对城区进行旧城改造,对城郊结合处进行旧村改造,在各次拆迁工作中,影响较大的是拆迁安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以后,拆迁工作思路与以往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利益均衡导向:论城市拆迁中政府职能的重塑

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下,为保证城市拆迁顺利进行,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角色至关重要.目前城市拆迁矛盾中暴露出政府职能的错位.对此,首先应该通过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拆迁行为,进而达到重塑现代服务型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职能,具体表现为:公益性拆迁由政府主导;而对商业性拆迁,政府归位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角色.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

对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及界定路径,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实体界定的重复性问题和程序界定的虚化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研究认为,在我国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界定是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产生拆迁纠纷的原因,表现在强制拆迁和在补偿安置问题上的对抗;基于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性质和基本特征,需要综合运用逻辑演绎、要素甄别以及排除法来界定城市拆迁公共利益,并必须同时遵循形式上的程序判断路径和实质上的内容判断路径.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私权损害与保护措施

城市房屋拆迁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促进城市合理布局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我国的各级城市中房屋拆迁普遍存在.土地征收是城市房屋拆迁的基础,因此要解决此问题必须将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两个问题同时讨论,并从私法角度来说明私权受侵犯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政府失灵及其矫治

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政府在拆迁许可、土地出让、追逐政绩方面受到诸多利益驱动。政府寻利的动机导致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过程中应该扮演的合理拆迁规模的规划者、相关利益的协调者、城市拆迁的监管者、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等角色产生错位,由此产生政府失灵。矫治这种政府失灵,需要政府不要过度介入城市商业性拆迁领域,并有必要强化政府行为监督与惩罚机制,以及建立城市规划制定的听证制度、健全拆迁纠纷的申诉机制等。     

城市拆迁中政府行为的理性选择问题初探

以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地方政府的逐利倾向是引发城市拆迁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增加城市拆迁信息透明度,构建"公共利益审查机制"和"有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强化内外部监督,完善财税体制,切断地方政府土地生财的后路,有效规避地方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各种逐利行为,是解决城市拆迁中各种问题的关键所在.     

浅析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立法缺陷

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审议通过，自2001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国务院于1991年3月22日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91年《条例》)，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在拆迁补偿的对象、补偿的方式、补偿的标准、补偿安置基金的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毋庸讳言，任何立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从进一步完善该《条例》的角度出发，笔者试就该条例的立法缺陷做初步的分析。     

浅谈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房屋拆迁已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活动,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是当今社会一项重要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物权制度.但是在现实中,我国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及其实施状况并不尽如人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因此,本文对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完善以及<物权法>对房屋拆迁的相关规定进行初步的介绍和探讨.     

从《物权法》背景下浅析房屋拆迁法律制度

如何在加速城市发展建设与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中找到平衡,构建合法有序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稳定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热点问题。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地区广泛,人数众多,集团诉讼和群体上访多,钉子户现象不断出现,拆迁自焚事件更是将城市房屋拆迁制度推到风口浪尖,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角色定位

城市拆迁已成为政府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问题。本文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对城市拆迁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 ,发现妥善解决拆迁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政府在拆迁中的角色必须正确定位 ,对此 ,作者提出政府在拆迁中的 5个具体角色定位的观点 ,并就角色存在的 2个雷区加以阐述。     

对完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

现阶段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活动中存在的问题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还是尽快完善城市房屋拆迁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形成一套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从而化解社会矛盾,尊重和保护私人财产权利。     

审视城市拆迁问题的三个维度——以“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为例

城市拆迁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过程,但在拆迁过程中由于利益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全国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现"钉子户"现象。在尊重与保护私有财产的时代背景下,对城市拆迁问题从法律、政府与公民三个维度进行审视,有利于促使城市拆迁工作顺利开展,也使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得到有效的尊重与保护。     

拆迁工作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城中村改造是提升城市品位、改善城市环境、为群众谋利益的重要举措。而在拆迁改造工作中引发的矛盾和问题，势必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如何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拆迁过程必须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沧州市委、市政府在2008年启动许官屯城中村的改造中，大力加强拆迁改造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得一、二期改造都仅用16天就完成拆迁任务，没出现一个“钉子户”，没有一起上访事件，实现了和谐拆迁、满意拆迁，为破解城市改造中的“拆迁难”问题积累了经验。     

调整“解危解困”思路

这成了一个相悖的现象。 近年来,在城市化的浪潮之下,许多城市迈开了危房改造步伐,城市拆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着,“解危解困”、“造福于民”成为这一系列举措的响亮口号。 可是,恰恰就在这项工作中,一些城市因拆迁纠纷发生了有碍社会稳定的现象。在有的城市,因城市拆迁而导致的上访活动有增无减,有居民屡屡因对拆迁安置或补偿不满而围聚街头;更值得关注的是,有的城市在拆迁中引发集团诉讼,甚至出现上万人联名诉讼的大案,参与联名的竞包括了近8年以来的被拆迁居民。     

住房“双轨”艰难铺设

"一种制度的良善与否可以从民心中考究出,实践是检验制度得失的试金石。"全国城市住房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27日,天安门广场南侧前门地区的194户被拆迁居民,在政府部门的安排下,在北京西北郊的回龙观选到了经济适用住房。虽然那里与前门相距约20公里,但每平方米2600元的价格还是让他们感到     

城市拆迁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作用及对策分析

城市拆迁中的公众参与有助于增强政策的透明度、促进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保障拆迁中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目前,我国城市拆迁中的公众参与还不完善,为了更好地发挥拆迁中公众参与的作用,必须转变传统观念、加大政策的透明度、完善公众参与的相关法律和制度等,确保拆迁中的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地进行,进而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     

城市房屋拆迂行政裁决的主要争议点与立法建议——以成都市区为典型的实证分析

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是当前带有某种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制度是解决拆迁纠纷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成都市区近年的1 893件房屋拆迁裁决为典型实例,研究这种行政裁决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以及拆迁矛盾的主要争议点,并针对性地提出三点立法建议:一是以程序公正来保障拆迁当事人的利益均衡;二是进一步提高拆迁行政裁决的中立性;三是以法规规范的形式建立科学的房屋价格的发现机制。     

刍议征地拆迁工作人员素质

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由征地拆迁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分析目前征地拆迁人员的素质及其对征地拆迁的影响，本文提出了提高征地拆迁工作人员素质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