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国家正义

无论说了多少次,正义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母题和面临的巨大挑战。很多时候它仍然被遮蔽于阴影之中。想象一个没有正义而能消除仇恨、暴力的社会,一个政治共同体——国家,以及由各个国家、地区构成的"社会"(国际社会)几乎不可能。"共同生活"的存在结构决定了人类无法在对正义理念的     

2012年的“社会命运”

一个理性缺乏的社会根源于人们并没有多少机会,作为权利主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社会进程,从中找到尊严。对于中国社会来说,2012年就像英国人类学家特纳一本书的书名那样,是一种"象征之林"。在时间的轨迹上,这一年是这样走过来的:以年初的"城镇化率"达51.27%象征着社会结构翻开历史性的一页开始,以年末十八大后人们看到了     

社会企业是和不是什么

<正>"社会企业"对国人来说,毕竟是一个很前卫的概念,就算在香港,也是最近这三两年才开始较多人知道。所以包括报道"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记者在内,都不能简单地把它完全掌握。作为我国"社会企业"的一员,我觉得有责任澄清一下。首先,它不是一般所谓"企业社会责任"。不然的话,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它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没有作奸犯科、巧取豪夺,也算得上是社会企业了。其次,它也不是一般概念中的     

权力失范的“现代性”风险

当一个社会,就其运转来说具有"现代性"的特征时,也要求在政治结构上进行"现代化",以便与社会结构配套。如果不调整彼此的关系,便不可能消除它们的"结构性冲突",以及在此背景下的权力失控。近来受到广泛关注的某些地方政府、基层官员侵害民众的事件,如果是在5年前、10年前、20年前、100年前、1000年前发生,政治社会风险或后果大不一样。县(县级市)、乡(镇)权力直接伸向"社会",因此其失控程度一直是衡量中国政治社会结构风险的一个抽象指标。在它背后有一个预设:失控程度有多大,政治认同的"民心资源"就流失多少,统治—治理的风险也就有多大。然而,在今天,中国社会早已是     

理想不死

在今天,理想已然是一种隐痛,但它并没有死。或者,它收藏在人们的心中,梦中,继续潜伏。或者,它写在一张张年轻,但在世俗层面上过早成熟的面孔上,以"梦想"、"目标"、"愿望"、"价值"等替代性方式说出。指责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理想也许是错的。只要一个人不拒绝未来,他就难以放弃理想,至少理想是他在残酷的世界中往前走的拐杖。不同的只是,理想的内容变了,它的指向,它的表达变了,正如社会变了。我们不会一直呆在一个没有变动的世界中。当现在的社会结构,离过去已经很遥远的时候,理想和它的经典意义,也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甚至彼此之间显得陌生。这正是理想在今天的本质:它已经世俗化、生活化、利益化。人们无法有一个好的社会背景,好的心态去仰望天空,而只能关心脚下,随时担心生活的地基是否不稳。     

本科停止扩招,福兮祸兮

停止扩招,其影响超出了教育领域,具有它的政治、经济、社会后果,涉及一个社会以何种阶层结构,向哪一个方向演变。和已经开始"慢下来"的GDP增速、高铁计划等一样,今年高考,普通高校本科扩招将开始大幅度放慢脚步。4月底,教育部发布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称为《意见》)被媒体聚焦,放大,其关于"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的表述,迅速在公共领域,以及高中生和家长心中引发震动。     

"9·11"与当代资本主义

"9·11"是当代世界历史性的大事件.它将引发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层面的全方位变革,并将影响当代资本主义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势.选择以"9·11"为切入点,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进行研究,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崭新课题.     

几千万光棍的社会风险

<正>婚姻市场,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被蔑视弱者的价值观念和法则所染指。在当下,也许不会出现光棍群体挑战既定政治秩序的风险,但在社会层面,则风险重重。今天中国婚姻问题的一个焦点,就是光棍问题。它同时是性别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产物"。我们担心的是,它会形成对社会结构的冲击。     

源于生活的自由

中国传统社会中虽然不存在民主制度,也没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自由、政治权利,但广泛存在着源于生活的社会自由。它主要得益于中国人乐观、开放、宽容、非禁欲主义、热爱生活的态度与精神。     

理想世俗化:年轻一代的受挫与出路

今天的中国政治、社会结构,可以给年轻人受挫的世俗化理想,以及更年长一些的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想象以一个什么样的出口呢?一个人要彻底弄死他的自我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理想也是如此。但在今天,说到"理想",已然是一种社会隐痛了。这正暗示了某种秘密:"理想"在今天的命运,大概就是无数年轻人—无论他是大学生、白领、新生代农民工,还是公务员—以及这个社会的命运,反之亦然。被压抑到内心深处的"理想",它所指向的现实,还有未来,似乎隐含着某种玄机。     

群体性事件的“非政治”因素

一些人常把群体性事件上纲为政治问题,动辄情绪化地把矛头指向制度,这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可能激化矛盾。毕竟,对于有着实际利益诉求的普通民众来说,具体利益诉求的满足才是最重要的。认真审视群体性事件中的"非政治"因素,有助于政府作出科学的判断和处置。冲突或大或小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焦虑。但它也在变化,因此,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加。按照一般的说法,群体性事件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的一种社会后果。在性质上,它相当于     

社会建设走向“现实主义”

<正>通过官僚机构的运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其实是孤单的。它需要一个有力的盟友:社会有机体作为权利主体的参与。中国社会处于一定程度的撕裂中,有待修复,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有高度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毕竟,"社会"如果不行了,其它的都会失去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正因如此,执政党强调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改革,把社会建设作为"五个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提出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也有专门论述。这是一个宏大、深远的战略谋划。     

社区实验:市民社会的前兆?

中国开始了一系列有可能显著影响其政治发展的改革。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改革之一是社区的发展。作为社区前身的居民委员会是地方政府附属物 ,而不是代表其居民的组织。随着经济改革引发的国有企业重组和大量农民涌入城市 ,迫切需要建立新的组织来接管传统上由单位履行的社会福利功能。因此 ,经过挑选的全国实验社区在健康、教育和再就业服务方面被赋予了新的职责。社区建设还处于实验阶段 ,但是 ,如果这种结构在全国推广 ,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目前社区受到地方政府控制 ,但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将有助于它与社区居民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如果这种趋势持续发展下去 ,将会促进中国市民社会的发展     

中东欧转轨三问——30年历程的回顾与反思

中东欧社会转轨30年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全面转轨的30年,各国在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市场化,对外关系的西方化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但是,转轨也引发了诸多问题,这不仅反映在各国均呈现的政治极化、经济独立性受损、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疑欧主义兴起、民族主义泛滥,还表现为各国社会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考察中东欧转轨30年的成效,可以得出的启示有:社会转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法律、制度框架的变革可以短期内实现,制度的巩固却需要长期的历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政治民主并不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繁荣;转轨的前提与转轨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系,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切关联,政府稳定性越强,转轨之路越平坦,成效也越好,而政治分裂和政权动荡则会使社会发展遭受曲折乃至发生严重衰退。     

阶层流动的另一种可能

<正>正是中国相对畅通的"横向"人口流动,缓解了日趋固化的"纵向"阶层流动所带来的社会风险,有效减缓了纵向流动变慢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的冲击。阶层固化,向上流动的管道缺乏,导致社会活力下降,这是中国一个沉重的话题。还有阶层流动的可能吗?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吗?"洄游青年"们来了镜头回放一下:2014年春节的一个网帖引发了无数青年的关注和讨论。这个网帖来自著名网络论坛"知乎"上用户"王远成"的一篇文章——《背井离乡,为何仍要打     

20世纪西方三大左翼关于社会结构演变的理论沿革

本文对20世纪西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和"新马克思主义"左翼,关于阶级与社会结构学说的理论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中分别就三大左翼在战前、二战结束后、70年代后和90年代以来等不同历史时期对西方社会结构演变的不同理论解说,以及由此引发的纲领变化、政治取向、理论走势,作了历史的回溯和简要的总结.     

主动破解改革困局

<正>民主是提前化解、消除社会冲突、避免走向极端,公开、公平、公正的博弈机制,却不是事后包治百病的灵药。"被动民主"需要应对社会动荡可能加剧的危险。在已经结束的全国人代会上高票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中国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     

国外社会风险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20世纪中期以来,社会风险问题层出不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对社会风险问题的研究由早期描述和解释社会风险问题,转向近期对风险管理和治理的探讨,其中"风险社会"和"风险的社会放大"两种理论阐述了社会风险的定义、触发因素、放大路径,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应对风险的制度机制、风险的社会放大因素、风险放大引发的次级效应等问题。在风险管理和风险治理方面,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提出的风险治理框架,侧重于帮助风险评估者和管理者发现和控制风险,为我国风险治理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启示。     

必须警惕的“官富民穷”

"官(政府)富民穷"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巨大阻碍因素。到现在,酝酿了8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在举国期待中仍未出台。而即使出台,且能发挥作用,对"官富民穷"的局面冲击也不会太大。毕竟,它另有发生逻辑。一是"国有"的资源、资产,其收益一直很难实际地体现为"全民所有",很多半路被"官有"、"官商所有"给截了。人们组成社会共同生活,各种自然和社会资源,应该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成立政府来治理,不是为了把这些自然和社会资源拿给抽象的"国家"和由他们纳税供养的政府占有,而是为了保护这些资源,并根据权利标准,最合理地在所有人中分配。     

世界改变中国,还是中国改变世界

以经济实力去改变世界仅仅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卷入"世界时的一部分内容,中性地描述的话,它是一个大国在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现象或效应。但是,政治考量让它失去了这种中性色彩——尤其是,中国与西方还具有不同的政治特点和文化观念,只存在以"双赢"这一利益驱动为基础的政治妥协,可以像西方内部那样整合经济利益冲突的政治认同并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