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统战理论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和评价

邓小平统战理论的社会价值体系主要由实践价值、理论价值、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构建而成。它以人民群众为价值主体和价值评价的主体,以“三个有利于”为价值评价标准。通过对其科学而完整的评价,可以更清晰地彰显邓小平统战理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把握、运用规律的高度学习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

以把握、运用社会规律为红线,贯穿“三个纲领”、“三个代表”、“三个规律”的分别论述。在“三个纲领”中,着重指出“纲领”乃规律客观要求之转化为实践目标和实现目标之方法、途径的统一,并揭示其理论基础为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的统一;在“三个代表”中,指明中国共产党作为特定社会主体,历来重视对社会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利用,“三个代表”正是以当代我国社会发展规律与主体自觉能动性之统一为理论基础。在主体能动性方面,着重就哲学认识论视角,阐发了“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之区别和联系,由此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为最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之价值观的统一;在“三个规律”中,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为中心,概括地论述了“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中”,“个性中包含共性”,从而简要阐明了普遍、特殊、个别三个规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指出党的基本路线集中表现了我国社会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统一的客观要求,亦即集中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内在统一性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与“三个有利于”标准思想具有内在统一性，这种内在统一性具体体现在二者形成、发展的同步性和同时提出的内在根据两个方面。其内在根据可以理解为：1．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二者的共同理论基础；2．共同富裕是二者的共同价值目标；3．二者的统一体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准确把握本论题，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宣传邓小平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从文化政治学到文化哲学的价值跃迁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把政治口号和文化口号统一起来,把“团结”的原生价值和“共识”的目的价值统一起来,形成协商建国、共同奋斗的综合价值,反映党团结领导人民共同奋斗的总体价值,体现党引领各民主党派合作发展的长远价值,彰显推动中华民族复兴这个最高的目标价值。“五一口号”开启了中共与民主党派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共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从文化政治学向度的感性认识转向文化哲学向度的理性认识,实现了政党建设、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多重向度的价值跃迁。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评价标准认识与实践的革命性转换

“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实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综合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及其创新性应用导致我们的评价观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转换。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对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历史考察

民主不是形式，不是目的，而民主背后蕴涵的价值理念才是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民主的价值（有用性和进步意义）才是民主理论和实践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各国之间的民主形式和民主实践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有是否有用和是否符合各自的现实国情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衡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基本符合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要求和现实国情。     

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

本文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对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含义、对象、针对性以及为什么要划清实践标准同理论标准、生产力标准同生产关系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同不符合实际的社会主义观念标准之间的界限，都作了概要分析和探索，提出了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发展，分别构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过程中，在认识路线上、历史观上、价值观上所实现的三次拨乱反正     

“无讼”的理念及其现代诠释

“无讼”的观念在传统中国为伦理思想、国家权力和社会结构所支撑，而从其目的论上讲则在于追求社会和谐与中道，但这种追求不可能在根本上消除诉讼；“无讼”与中道精神相契合，但要达到“无讼”的境界实非易事，而必须仰赖于实践智慧；“无讼”表明了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匮乏，但这并不意味着随着今天中国人主体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增强，就可以忽略“无讼”的现代价值，今日之中国依然需要珍视“无讼”这一传统法治资源。     

"三个代表"集中体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政党建设中的根本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总结了80年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从根本上解决了政党建设中的这两个根本问题,实现了唯物史观和党建理论的高度统一,集中体现了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践行“国之大者”的三重逻辑

“国之大者”是事关国家和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生活的大事要事。参政党践行“国之大者”是时代逻辑、实践逻辑和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从时代逻辑看，参政党践行“国之大者”是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从实践逻辑看，参政党践行“国之大者”就是要做到心怀“国之大局”，着手“国之大事”，聚焦“民之大者”；从价值逻辑看，参政党践行“国之大者”有利于传承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有利于凸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有利于加强参政党的自身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劝止民主党派"光荣结束"之始末

解放初期，面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形势、任务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民主党派领导人认为民主党派为之奋斗的目标、任务已实现，已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纷纷酝酿“光荣结束”。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及时出面，劝止民主党派“光荣结束”，并严厉批评了共产党内一些人在民主党派存废和历史作用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终于使民主党派得以存在下来。     

要科学而全面地理解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

目前在认识实践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问题上,存在着一些思想误区:只把认识视为对象性的事实认识,忽视反思性、评价性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认识以及基于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的审美观念;认为实践只是检验事实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检验价值认识和审美观念的标准;认为“三个有利于”只是价值尺度而不是真理尺度。为了促进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廓清这些思想迷误,倡言全面的认识论和实践标准论,并从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科学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一、主客体观念统一的三重关系与全面的认识论传统认识论将复杂的主客体关系简单化,主要关…     

专利侵权诉讼中判断等同的标准和时间

等同原则是判断专利侵权的准则。判断等同必须先设定一个统一的标准或尺度。判断等同的主体标准是“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判断是否等同的客观标准在于权利要求与被控侵权物之间的差异是否“非实质性不同”。在进行等同性侵权判断时 ,宜以侵权日说作为普通技术人员判断被控侵权物和权利要求是否等同的时间界限     

一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讨论——纪念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十周年

从“准确、完整”标准到实践标准，这是拨乱反正的必然逻辑。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三个阶段来看，这场大讨论的显著特点一是讨论的广泛性，二是是非的鲜明性。这场大讨论的直接作用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思想和政治准备，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较好的思想基础。是根据书本还是根据实践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历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两条思想路线。我们要自觉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以及“三个有利于”标准。     

论女性主体意识

从认识主体和社会实践主体两个维度来看，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女性对其生存困境的探求与思考、对其人格尊严之平等与自由解放之个性的追求，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它将“人”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作为女性的“人”的主体意识的一部分和体现，女性主体意识是决定女性自我存在的本质要素。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与国家统一

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国家的统一富强，为我们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思想遗产。在孙中山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孙中山选集》，我们可以多处看到他论及“经济与国家统一”的关系。经过辛亥革命失败后痛苦的实践，孙中山认识到在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旧中国，内有封建军阀割据，外有西方列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压迫，要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几乎是无路可寻，只有先求国家政治上独立与统一，才能为“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创造良好条件。他在１９２４年８月《民生主义》这篇文章中说：“我们的…     

荀子对孔子和老子人生价值观的扬弃

本文通过对荀子与孔子和老子人生价值观的比较研究，从人生价值目标的确立、价值主体素质的提高和人生价值的评价标准三个方面，对荀子人生价值理论的特点进行探讨。作者认为，荀子在肯定人与动物具有自然同质性和本质差异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把人的本质规定为“辨”、“义”、“群”，进而把“伪”作为人生价值目标；荀子并不主张性恶论，他只肯定人性有趋向于“恶”的可能性，从而为价值主体素质的提高具有可能性和必要性作出论证。同时，分析了荀子把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作为主体价值实现的途径     

新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的调适

在探讨如何弥补失落的价值规范、走出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的同时,迫切需要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这样才不会舍本求末,才有可能使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文化价值调适成为一种自觉的和理性的行为。文章通过阐述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发展方式条件下生存模式、价值坐标和知识主体等方面的问题,来展开对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实质、尺度和主导目标的总体性理解和探索。文章提出在新发展方式条件下文化价值体系调适的实质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模式的崭新建构;衡量调适成功与否的尺度是是否有利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文明形态;调适的主导目标应当是塑造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的、创造性的知识主体,实现人的现代化     

论科技证据的科学性判断标准及构建

“科技证据”是否科学，能否进入法庭调查并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标准是关键。在对域外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论述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科技证据立法的现状，指出中国立法虽然对科技证据有一些规定，但对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尚无规定，因此，主张吸收域外国家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构建中国科技证据之科学性判断标准。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重要论述的四重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重要论述,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重要理念,其理论品质有四重意蕴：坚持人民主体的世界观,保证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发展的主体、实践的主体;坚持服务人民的人生观,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以符合人民期待为价值评价标准,以本国和各国人民福祉的有机统一为价值升华;坚持人民立场的文化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党内政治文化,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无我”之境和民本思想的精髓,同时也践行了为人民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这一重要论述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深入贯彻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