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监督倒逼机制探析

互联网技术引领了传播方式的飞跃,网络舆论成为一种新型的舆论方式,是公众监督公共权力的重要形式之一.网络舆论监督对公共权力运行有着积极影响.在研究公众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构建模型探析网络舆论监督倒逼机制,并从公众与政府两个角度具体分析其内在运行机制.面对越来越多的网络舆情,政府必须加强廉政体系的建设,深化公共权力运行体制改革,更新网络舆论监督应对理念,构建网络舆论监督利用体系.     

监督舆论与舆论监督:网络公民权利与公共权力的进退与平衡

监督舆论与舆论监督是话语干涉的两种形式,存在主体性、结果性、立场性、技术性的权力差异。监督舆论形成公共权力的积极进制、消极进制、无效进制,引导舆论朝着积极正向的方向发展,但也易造成舆论的说教化与虚假化。舆论监督形成公共权力的强制化、主动化、圈层化、边缘化的退制,适应公意的变化,提倡公民权利约束公共权力,保证权力运行的合法化与公开化,存在舆论控制权力的风险,出现群体审判与群氓政治的现象。监督舆论与舆论监督应达到有限性平衡、动态性平衡、有效性平衡、竞争性平衡,保证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相互制衡,达到善治的目的,进而实现公共权力与舆论机制的优化,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和谐发展。     

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的构建

网络的兴起与普及推动了政府公共决策与公众参与之间的互动,目前在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上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构建政府公共决策与网络公众参与互动机制,应建立适合网络公众参与特性的辅助决策机制;加快对网络公众参与行为的法律规范;构建地方性的网络公众参与长效机制;建立快速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威尔逊公共舆论监督思想的现代意义

威尔逊的公共舆论监督思想之主要观点是树立公共舆论的权威及统治地位;公共舆论只能是先以公众开始,结束于公众;公共舆论有层次之分;公共舆论监督必须有一支良好的文官队伍,有赖于公共信息公开。建立在有关法律基础上的言论自由构成了舆论监督合法性的基础。我国在实现舆论监督上应加快立法步伐,坚持舆论监督“量”与“度”的统一,上层舆论与下层舆论的统一,坚持公共舆论监督三个层次的统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坚持政务公开。     

网络问责的风险及其化解

网络问责标志着草根话语权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话语霸权,使公众问责政府的声音得以放大并被倾听。网络问责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发挥监督公共权力的同时,由于缺乏规范和秩序,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研究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为公众提供高效廉洁服务的政府,机构比较精干,行政运行的成本比较低.服务型政府从本质上来说,集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也直观地反映出政府在社会中所扮演的基本角色和承担的主要责任.政府的价值取向与执政理念要创新,确保公共品的提供.伴随着公民社会的不断发育、大量的社会组织集团迅速成长和网络社会开始形成,市场与等级制的调解机制已不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市场经济对政府的新要求

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必然会对政治体系提出多种要求，需要公共权力的运行作出相应的变革，从而确保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社会政治条件的产生和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的公共权力必然以有限政府的形态呈现，这是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由政府公共权力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     

完善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法律制度研究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和法律依据。但是,实践中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存在许多困境和法律支持的不足。因此,完善我国公众参与政府公共决策法律制度,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法律基础。     

公共权力转型期的政府公共服务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推动着政府公共权力由传统的强制属性向契约和服务属性转型,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日益凸显。与公共权力的本质要求相适应,政府公共服务应具备契约性、有限性、公共性及公正性等特征。在公共权力转型期,应该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信息公开体系、创新公共服务公民参与机制以及构建公共服务监督体系来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公共权力的“二次违规”及其对策

随着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深入发展,公共权力出现了“二次违规”的现象;克服公共权力“二次违规”,促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必须正确界定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范围,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     

服务型政府中公共权力的行使

服务型政府并不存在对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绝对的取代或割裂。服务离不开公共权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需加强。服务型政府中的公共权力有行使范围的有限性、行使主体的多元性、运行方式的网络化、行使方式的柔性化等特点。     

公共危机中的政府信任:从流失到重构——兼论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

公共危机成为转型社会的一大现实问题。但是,"社会转型"并不应成为解释公共危机的灵丹妙药和通俗处方。实际上,诸多案例表明,信任缺失亦是公共危机的深层缘由。无论是政府起源理论还是现实客观场景都表明,政府信任缺失可以看作是公共危机的一种新解释视角。信任之所以流失,主要源于地方政府的行为不当、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府体制、刻板的公众认知、悖论的公共期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流失的信任自然需要重构。对此,规范制约公共权力,构筑信任的外围环境;推进合作治理,搭建信任建构的重要平台;培育公共精神,夯实信任建构的社会基础是至少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理解公共领域：从“经济人”到“公共人”

公共选择理论用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失灵"的原因并提出对策,认为政治家和行政人员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也是按照成本一收益原则来行事的,所以,公共领域也应该按照私人领域的运行方式来运行.但是,用"经济人"假设来分析公共领域只会颠覆公共领域存在的根本原则,只会导致政府与公众信任关系的急剧恶化.为了维系和重建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关系,不应该根据"经济人"假设来重建公共领域、而应当大力倡导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论公共权力运行过程的监控

公共权力的运行要遵循一定的程序 ,而且在整个运行过程中 ,各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运行系统。应从公共权力的产生过程、公共权力的分配以及公共权力的作用结果的各环节上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管理和监控。     

公共权力效益核心理论的界定与认识

公共权力存在重要的效益问题。公共权力效益的核心理论是指其概念自身即公共权力主体运用科学手段,通过对有限资源的整合配置,以最小的投入,获取公共利益和社会全体公众生活质量最大限度的实现与提高。公共权力效益主要是社会效益,理解公共权力效益要把握好效益与效果、效率、成本等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论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信任问题,其实质上是公众在信息不完整或结果不确定的条件下,对政府能否通过危机决策提供给公众安全所持有的一种合理期待与信心,这种期待与信心构成了人们在危机中交往的基本情境。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着诸如决策机构分散、权责不清,决策信息系统不完善,决策主体能力与水平不高,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等影响公众信任的因素。因此,政府要获得公众的信任与支持,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共危机决策体系,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并支持政府的公共危机决策。     

公共权力意识与服务型政府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意寓有赖于解析和建构,虽然公共领域改革一直没有停止,但公共权力意识从未得以充分地激发,许多人追求公共权力却带着模糊的公共权力意识,甚至只有私权意识,这是公共权力异化的深层原因.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语境基础,公共权力意识的觉醒既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社会前提,也是它的过程指向,应充分地激活公民的公共权力意识,对于公共权力,公民有责任去建构它、维护它,如同爱护私权一样去爱护它.     

善治语境下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困境及路径优化

善治强调政府与公众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公民社会也倡导公众积极参与公共决策。但今天的公众参与仍然是单向性的,缺少信息、组织和渠道,因此需要优化参与路径,实现公众与政府的双向互动,公开政府信息,公众有组织、多渠道地有效参与到公共管理中,从而促进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中美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监督的比较分析

本文对中美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进行了比较,并总结了美国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监督的主要经验.作者认为,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对完善公共权力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制度体系建设是利益集团实现时公共权力监督的必要条件,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公民文化的塑造对利益集团监督公共权力具有积极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