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全球发展倡议及其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

一国发起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国际倡议,有助于其通过议程设置和话语塑造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并引领国际秩序发展方向。中国致力于以公平、正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搭建国际合作平台,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的新阶段。全球发展倡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的期望,是中国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大举措。全球发展倡议有助于推动发展问题回归国际议程核心位置,也有助于促进国际发展知识交流,提升中国作为全球发展贡献者的形象。树立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良好国际形象,争取关键伙伴及联合国发展系统的支持,增加发展援助的投入,是中国当前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落地的主要路径。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发展倡议的机制化建设,其将成为促进国际发展合作协同增效、包容共进的有效路径和平台。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国内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中国减贫治理强调主权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运用,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立足国情、有效利用国际援助及对外援助的去意识形态化。中国开始将这些来自国内实践的有效经验合理整合到全球减贫议程中,促进相关治理机制改革及内容调整,进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贫困治理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理念和方法。     

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须要运筹多方位国际合作战略

动员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治理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当前世人瞩目的又一个焦点。这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一项庞大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其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能否变革长期以来工业化形成的传统的高排放高增长的旧模式,创建切合时代和生态环境变迁要求的低排放高增长的新模式,还取决于世界各国能否共同重视和参与的政治意愿,提高世界各国对治理气候变化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和共识。这就须要运筹多方位的国际合作战略,制定与之配套的政策和务实举措。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随着国际环境的不断开放,跨国犯罪形势愈加严峻,如何构建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我国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时代,积极探索全球治理体系下的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显得至关重要。     

全球发展援助目标该如何拟定

<正>最终决定为未来15年设置什么目标是一场复杂而深刻的政治讨论,经济学家的建议无法变魔术般地解决所有问题。但提供关于什么真正有效、什么没有效的证据,则可以让好目标更有可能脱颖而出,将差目标踢出局。     

国际社会应为帮助非洲发展多做实事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应邀参加本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对非合作，这是一个重要而且令人感兴趣的议题。全球化正深刻地改变着世界，改变着非洲，改变着国际关系。在此背景下，探讨如何加强国际社会对非合作很有意义。下面，我愿着重就全球化对非洲的影响、国际社会对非合作应注意的问题、中国对非合作的方式和特点及中非欧合作应遵循的原则等谈谈个人看法。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全球治理新格局中的金砖合作

全球治理格局在过去几年中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逐渐摆脱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经济增长停滞态势,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似乎正丧失世界经济增长领跑者的地位,不得不转向致力于内部的调整和改革。发达国家对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由此而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的容忍或有限的欢迎,转变为如今的排斥和抵制,"金砖失色论"大行其道,金砖国家合作参与全球治理的空间受到明显的挤压。但金砖国家合作势头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发展。金砖国家不仅在区域合作中展现了新的魅力,而且在国际政治中加强了政策协调和相互支持,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今后的金砖国家合作将沿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着力推动相互间务实合作两个维度展开,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积极谋求经济增长、纠正相互间贸易不平衡;主动参与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朝"一体化大市场、多层次大流通、陆海空大联通、文化大交流"的目标迈进;发挥金砖国家智库理事会引领议题的作用,凝聚合作共识,筹组金砖国家大学联盟,开展人文大交流,培养金砖合作人才。     

创新绿色发展，促进国际合作

以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应对为标志,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尤其表现在,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新的发展思路,绿色发展越来越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创新成为各国最为倚重的发展动力,     

“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2年5月1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上海联合举办了2030:转型中的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大西洋理事会、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斯坦福大学、丹佛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中美智库、高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2030年全球大趋势、权力扩散及其对     

“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综述

即将于2012年6月20—22日举行的里约20周年峰会,将在总结绿色发展经验和创新可持续制度的基础上,凝聚政治共识,促进治理创新和绿色经济发展。为迎接此次峰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于2012年4月17—18日合作举办了绿色发展中的治理创新——里约峰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来自美国环境和科学协会、     

中国在非洲国家能力建设中的作用

<正>从二战后至今,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为非洲提供了大量的援助,主要目标是促进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但是迄今为止援助效果并不理想,其援助有效性备受争议。当今非洲国家不仅面临艰巨的经济发展任务,更面临着复杂的政治发展、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任务。然而,现阶段非洲国家能力建设普遍不足,严重影响了对外来援助的充分和有效利用,成为阻碍自身发展的桎梏。非洲要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从根本上来     

“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综述

2012年6月3日,全球挑战和亚太合作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顾问年会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德国、瑞典、印度、印度尼西亚、香港和北京等地的国研院顾问与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教授向这批国际顾问汇报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强调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工作的三个特点,一是重视整合,即在研究人员个体研究上强调团队和计划;二是突出专业,即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化建设服务上强调专业重点,如世博会和地方官员国际化教育等;三是强调理论,即在为国家外交服务上重点在理论、理念和战略的构建。国际顾问们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国际发展合作PPP ——更有效的发展合作新模式?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模式正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十余年在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日益流行的"国际发展合作公私伙伴关系"。通过考察公私合作这一国际发展合作新型模式的渊源、内涵与机制,探讨其在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中国的"发展包"模式进行比较,可以对中国对外发展合作提出政策建议。目前,在国际发展合作领域引入非政府行为体与商业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开展国际发展的公私合作方面虽是先行者,但亟待将自身丰富的实践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并就公私合作制定更为明确的指导原则及管理细则,同时设立相关的机构机制,促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成长。这不仅可以创新完善中国的对外发展合作,进一步扩展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有助于逐步建立南方国家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向更加包容、多元和公正的方向发展。     

生态合作治理: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动力

生态合作治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沿线国家为应对复杂生态环境问题而采取的跨区域协同共治机制。当前,“一带一路”生态合作治理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应对、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绿色合作、合作机制建设与对话交流、合作规划和参与指引建设、技术转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注入了新动力。同时,也面临着大国博弈导致治理碎片化、各国发展现实差异与理念偏差、本国利益保护偏好、国际合作平台机制欠缺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加强生态文明理念的宣传引导,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的生态治理合作交流平台与机制和对内的政府与企业约束引导机制的建设,担起中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