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发展视角下“两制”台湾方案的三个基本问题——以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为起点

融合发展在多元功能主体、动力运行机制和预期目标设置上展现出不同于和平发展的底层逻辑，为新时代推进两岸民主协商、精准校正“两制”台湾方案的理论定位提供了绝佳的观察视角。在本体论上，“两制”台湾方案是制度耦合机制和协同共治制度。在方法论上，“两制”台湾方案优化利益分配和规范权利保障。在价值论上，“两制”台湾方案追求完全统一、持续安全和共享发展。融合发展、和平统一与“两制”台湾方案之间存在相对的理论和政策边界。当下，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例深入推进三者的实践互动，对于加快和平统一进程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实质启动具有重要意义。     

台湾“公民投票运动”的回顾与评析

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投票”，应是指具有独立完整主权的国家中之人民，就与其相关的公共事务乃至国家大事依法进行投票表决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不应有所谓涉及台湾前途的“公民投票运动”，因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非一独立国家。但现实中台湾确实存在着一股推动“公投自决”     

浅析美国对台政策的“民主困境”

台湾问题是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在台利益，美国不仅长期维持与台湾的所谓“盟友”关系，并将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纳入美国对台政策的重要内容。冷战结束前后，美国敦促台湾当局启动和完成“民主转型”，“民主牌”也成为台湾当局寻求美国支持的重要手段，成为美台“断交”后双方构筑“实质关系”的价值纽带。但是，美国推动台湾实现“政治体制民主化”客观上也为台湾当局以“民主”方式抗衡外部特别是美国压力、     

从政治营销的视角看台湾民主：以民进党的实力消长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发展取得了相当重要的成就，两次政党轮替已经使台湾民主逐步走向成熟。但是，台湾民主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台湾民主的“异化”现象更是备受关注。在台湾民主日益成熟且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深入理解台湾民主“异化”的原因，对于全面认识台湾民主政治，促进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运用政治营销的相关概念，以民进党的实力消长为例，尝试探讨台湾民主“异化”的原因，并从新的视角解析和理解台湾民主问题。     

“台湾意识”发展面面观

“台湾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专用名词。由来久矣。远在日本统治期间，它曾作为与“皇民意识”相区别和相对立的一种意识，是有积极和进步意义的，它本质上仍属“中国意识”的一部分。惟近年的“台湾意识”已演变为对内进行族群斗争、对外反抗祖国大陆的一种斗争工具。远的就不说了，本文只想着重就最近若干年来，有关“台湾意识”的发展变化及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台湾地区“第三势力”的发展与前景——从2022年“九合一”选举到2024年“大选”布局

台湾地区30余年的所谓“民主化”实践，形成了两党轮替的制度环境和两党主导的政治结构，并在历次选举中多次上演。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中，“第三势力”发展空间受限逐渐成为一种普遍认知乃至思维定式。近年来岛内中间选民显著成长，国、民两大党实力对比失衡，“第三势力”自主性增强，为“第三势力”发挥影响力、谋求新突破带来新机遇。2022年“九合一”选举中，以台湾民众党为代表的新兴“第三势力”夺得新竹市，并在台北市长选举中表现不俗，显示在一定选民结构、选举环境和选战策略的耦合下，“第三势力”具备打破岛内政治环境结构性限制的空间和实力；尤其是与传统“第三势力”的式微相比，实现地方执政且赢得14席县市议员更凸显了民众党的一枝独秀。当然，选举结果与民众党预期目标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政党成立时间尚短、基层经营不足、选举经验缺乏等，并不足以掩盖其发展势头。2024年“大选”和“立委”选举，是岛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和检验“第三势力”实力的重要节点，以民众党为代表的“第三势力”能否争取中间选民凝聚基本盘，提高民意支持度向选票的转化率，以及根据国民两大党的选举布局和竞逐态势制定正确的选战策略，将决定其未来一段时间的角色...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论“二·二八”事件爆发的社会背景——兼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

近年来，台湾岛内极少数人士与党派利用“二·二八”事件大作文章。他们罔顾历史事实，甚至将“二·二八”事件歪曲为一次“台独”事件。这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今年适逢台湾光复60周年，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及其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拟对这一事件爆发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综合分析，以期全面澄清历史事实，并以此纪念台湾光复60周年。     

论反对“台独”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也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所需关注的首要目标。进入新世纪以来，影响台湾问题的内外因素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台湾问题已日益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2000年5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在台执政后，台湾分裂势力更加肆元忌惮地推行“去中国化”和“渐进式台独”活动，并试图以“宪改”方式谋求“台湾法理独立”，     

台湾当局借“宪政改造”推进“法理台独”评析

2000年民进党上台后，利用执政地位，通过“立法”、“修宪”以及修改行政法规等各种渠道，先后实现了“公投立法”、落实“公投”、“公投入宪”以及废除“国民大会”等其长期追求的目标，并且还明确宣称要在2006年展开全面“宪政改造”，2008年为台湾提供一部“合身、合用、合时”的“新宪法”，使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完整、伟大的国家”。陈水扁当局虽然迫于压力声称“宪改”不涉及“主权、国号、领土”议题，但未来几年以各种手段推进“法理台独”的步伐不会停止。     

试论“台湾主体意识”的形成、特性及与“台湾意识”之异同

“台湾主体意识”与“台湾意识”有所不同,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人为建构的一种更强调台湾主体性、台湾价值、台湾利益、台湾优先的一种社会政治意识,也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台湾国家化意识”。其对当今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的深刻影响所及,直接牵动着台湾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发展。     

美国对台“和平解决”政策及其内在矛盾

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的三十多年问，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奉行所谓“和平解决”政策。表面上看，美国的“和平解决”与中国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在政策取向上存在某种交叉，但事实上，由于美国这项政策的内涵和目标在冷战后出现新的变化，中、美在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上的分歧与矛盾也日     

台湾当局对外关系现状及其活动策略评析

2000年民进党上台执政以来，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台独”路线．不仅在岛内进行一系列“去中国化”活动，而且在国际上为谋求所谓“台湾独立”的政治地位，大搞“烽火外交”、“冲撞外交”。一时间，台湾当局对外活动势头汹汹，不断冲撞一个中国国际框架，两岸和平稳定受到严重冲击。对此，大陆坚决捍卫一个中国原则，有力地遏制了“台独”分裂势力在国际上的冒险活动。总的来看．近年来台湾当局点火式“务实外交”势头受到重挫，声势大为下降。但是为求败部复活，台湾当局再度调整其活动策略，谋求稳住对外关系阵脚。     

被扭曲的"民主"——台湾"民主"问题研究报告

一个时期以来,台湾一些政治派别大打"民主"牌,极力吹嘘台湾取得的所谓民主化成果.实际上,台湾民主政治逐渐发生异化和扭曲,如民粹主义盛行、族群撕裂、分裂势力张狂、政客道德沦丧等,严重偏离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深刻认识台湾"民主"的实质,对于我们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权,早日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要意义.     

“修宪”与“宪改”：台湾半个多世纪的法制困境

台湾当局在过去五十多年中所遭遇的最大的法制困境之一就是自我设计“代表全中国”的“宪法”及相关“政治体制”与实际上只能代表台湾地方的政治机构之间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台湾当局政治的多次重大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台湾当局进行了多次直接或间接的“修宪”活动。在蒋氏父子统治     

战后台湾的专卖政策与“二·二八”事件论析

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新成立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设立专卖局，对樟脑、烟草、酒、火柴、度量衡器等物资实行了严格的专卖政策，这一政策自最初实行，即引起台湾民众的普遍反感。1947年2月27日，台湾专卖局缉私人员和警察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坊”附近查缉私烟时，用枪管将女烟贩林江迈打伤，并打死围观群众陈文溪。此成为“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本文拟对战后台湾实行专卖政策的原因，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台湾民众对这一政策的反应，以及这一政策与“二·二八”事件之间的关联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纪念“二·二八”事件爆发60周年。     

第七届“立委”选举与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关系研究

2008年1月12日举行的台湾第七届“立委”选举，是“立法院”席次由225席减半为113席后的第一次，是实施“单一选区”的第一次，同时也是“两票制”实施的第一次。新的选举制度是台湾“立法院”50年来最大的变革，这一新的选举制度的实施，不仅对台湾现有的政党政治、政治生态与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台湾地方政治生态也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

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为加强对台湾社会的控制，实行了“皇民化运动”。“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强制同化运动，它严重侵犯了台湾同胞的生命财产和自身利益，日本殖民者妄图把台湾人塑造成对他们俯首贴耳的畸形‘日本人’。他们的倒行逆施，对于广大的台湾同胞来说，只能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随着日本的战败，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长期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对这一运动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注，也出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多着眼于“皇民化运动”本身及其危害，而对台湾民众对“皇民化运动”的抵制则较少涉及，笔者试图对此进行粗浅的探讨。     

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居民国籍问题的处理：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验

台湾地区现行“国籍”制度默许台湾居民拥有双重“国籍”，使部分台湾居民在事实上拥有双重“国籍”，导致台湾居民“国籍”问题比较复杂。从“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经验来看，两岸和平统一后，台湾居民的“国籍”问题必须作适当处理。鉴于回归前香港居民国籍问题的复杂性，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方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实施作了变通规定，灵活处理了香港居民的国籍问题，保障了香港顺利回归。两岸和平统一后，可借鉴处理香港居民国籍问题的经验，充分考虑潜在风险，根据现实情况对台湾居民“国籍”问题作出合情合理安排，维护台湾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从“太阳花学运”看台湾民主

台湾自视为民主化的“灯塔”，但“太阳花学运”暴露出台湾民主存在诸多问题，引发广泛争议。争议中的共识是台湾民主出了问题，但也存在分歧，即究竟该对近三十年来的台湾民主化持什么态度，肯定、否定，抑或其他？分歧的产生与民主质量理论运用到台湾民主研究有关，民主质量的概念特性导致不同学者对其内涵的理解有所不同。有将其理解为狭义的“民主”的质量，包括竞争性选举、政党轮替等；也有将其理解为中义的“民主政治”的质量，包括法治、宪政、分权、人权等其他政治范畴；还有将其理解为广义的“民主政体”的质量，包括政治绩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等政治、经济和社会范畴。通过民主质量理论可知，台湾基本实现了巩固的民主，但尚未实现优质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