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紧急状态下的公正审判权保障——国际标准与中国实践

紧急状态下人权克减的直接目的是国家安全,但是其最终目的应是人权保障.虽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并没有将第14条规定确立为不可克减的条款,但是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表明,公正审判权并非可以随意克减的人权.中国虽然有关于紧急状态的法律规定,但是缺乏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具体规定.当前中国应制定紧急状态法,在该法中明确规定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标准.     

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理性思考

世界各国都可能面临紧急情况,需要国家或局部地区进入紧急状态。紧急状态下,由于维护国家的生存成了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首要价值,国家权力的行使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摆脱宪法的约束,宪法所保障的人权也要予以克减。由于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紧急状态下的国家紧急权力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从而为紧急状态下的侵害人权造成了可能性。因此,有必要从完善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入手,实现对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人权克减与人权保护

人权保护作为一种普世价值观,日益成为一种绝对信仰,在推崇绝对信仰的同时有部分学者提出"人权克减"问题,指出人权存在克减性,但是这种声音在人权呼声高涨的今天显得十分微弱。大多数学者论证"人权克减"是从特殊主体、突发事件或者紧急情况入手,但这种假借"外部"特殊情况论证人权"克减性"的方法有局限且证明力有待补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命题蕴含的人权理念给了我们新的思考,可以尝试从人权的内在逻辑即人类概念本身论证人权克减与人权保护的关系,以实证分析的方法阐明"人权克减"是人权的内在属性,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论行政紧急强制中的人权克减问题

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状况更体现法治国家的成熟程度。基于其紧急性、强制性、单方性和高裁量性等特征，非常状态下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对行政相对人人权的克减是客观存在而且经常出现的，也是必要的，但这种人权克减应当符合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确定行政紧急强制中人权克减的可操作性标准，以完善我国非常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恐怖主义时代的紧急状态与酷刑

在2001年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各国纷纷采取措施防范恐怖袭击,形成了恐怖主义时代紧急状态〔1〕的法律与政策构建。恐怖主义时代对适用酷刑的主张,多以功利主义哲学为根本。而本文将以美国为例,从政策、立法方面分析恐怖主义下的紧急状态实则是利己主义的结果。本文从国际人权法角度对这一状态下的酷刑适用进行探讨,以明晰恐怖主义下紧急状态的适用边界。     

论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如何在限制人权和保障人权的相对紧张关系中寻求平衡,是紧急状态下解决人权保障问题的关键。首先要明确紧急状态的概念、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必要性等理、论问题,才能针对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完善。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

加入国际人权公约显然会推动我国公民权利的发展。我国学者在具体论证这一命题时主要从一国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来阐述,而较为忽视人权的行政保护、国际保护等方面。其原因可能是这些学者仍然固守着关于人权的传统分类,而没有考虑人权的综合特征。新的人权分类从国家的人权义务的角度对人权进行分类,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这一分类更重视人权的现实享有,但是这一分类主要着眼于人权的国内因素,而没有考虑人权的国际因素。对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的国家来说,人权不仅仅是国内事务,也是国际关心的事项,因而关于加入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权利发展的问题,从人权的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以及国际保护等方面可以作出更为全面的论述。     

国际反恐形势下公民权利保障研究

"9·11"恐怖袭击使恐怖活动进一步全球化。随着国际反恐形势的日趋复杂和严峻,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非正常手段,对公民权利造成严重侵害。反恐应当在国际人权法的前提下进行,严格遵守"人权克减"的条件和程序,并且充分发挥联合国人权机构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效规范世界各国的反恐活动,实现保障基本人权的最终目标。     

从汶川地震看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

2004年宪法修正案完善了我国国家紧急权的宪法规范,但通过比较其他国家紧急权的规定和参照四川汶川大地震应急预案的启动,我国宪法上的国家紧急权仍存在实体条件规范、程序条件规范、限制规范和监督规范缺失的不足。需要在宪法中增加判断是否应进入紧急状态的最基本条件,完善国家紧急权表决、宣布等程序,并明确国家紧急权的使用必须遵循基本人权不得克减的原则和比例原则,将行使国家紧急权事先、事中和事后的行为都置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之下。     

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紧急状态下,由于政府的紧急权力的超强势地位,其侵犯人权的危险极大地增加。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和专制的出现,必须对紧急权力加以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制,建立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反恐中的人权保障

恐怖主义犯罪是一种极端的犯罪形式,各国政府对于恐怖主义犯罪普遍采取一系列特殊的措施,如运用监听监控等特殊的侦查手段,软化司法审查程序,延长羁押期限等,这些措施往往克减权利或者限制权利,与人权保障相冲突。因此,应统一反恐中的人权保障标准,严格遵循反恐特殊措施的适用原则,建立相应的赔偿救济手段,最低限度地克减权利或限制权利,保障人权。     

论国际人权保护中纽伦堡审判的作用

1946年,美苏英法四国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法庭对德国纳粹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进行审判,与一战结束后战胜国对战败国以牙还牙的审判不同的是,此次不是胜者宣布败者为寇的审判,而是要告诉世人纳粹法西斯犯下的累累罪行。纽伦堡审判是国际人权保护史上值得研究的重要事件,从国际人权保护的角度,考察纽伦堡审判在国际人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人权研究的重要问题。     

反恐、保护人权与世界和平

从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探讨“反恐与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关系问题。文章认为,恐怖主义严重侵犯人权,但反恐与保护人权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反恐措施不当也会侵害人权,并对国际反恐斗争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我们也要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注意二者的兼容性,而不应顾此失彼。在国际层面上,国际联合反恐必须纳入国际法和国际反恐公约的框架内,应以促进和平与发展、保障基本人权为最终目的。这样才能实现反恐与人权保护的协调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     

紧急状态下警察权的扩张与法律规制

随着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蔓延,紧急状态下警察权的扩张成为必然。这种权力扩张的正当性是建立在一定的宪法理论、文本与实践基础上,其合理性是通过克减公民权利、扩张行政权范围及权力转移集中方式等法治路径实现扩张。此外,还需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方面对警察权的扩张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才能防止权力扩张的盲目性与危险性,真正发挥警察权的功能与作用,高效应对紧急状态。     

论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

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的克减是体现以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理念的反腐制度。只有从宪法层面理解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才能把握这一制度的实质。权利和义务的对等、公职人员财产隐私的公益关联、防止公职人员滥用权力和公职人员对社会道德风尚引领是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制度证成的基本缘由。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社会舆论监督和克减限度等制度构成。我国公职人员财产隐私权之克减制度存在空、散、乱、偏的问题。建立完善的公职人员克减制度,是我国从源头上根治腐败的必由之路。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论国际人权条约明示权利限制条款的限制对象和基本要素

国际人权条约明示权利限制条款主要针对传统自由权。明示权利限制条款包含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三要素。该三要素从不同的角度来评判缔约国限制个人权利的措施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条约的规定。这三要素的总体功能是：施加一定的限制性条件，防止国家滥用限制条款侵犯人权，其最终还是扮演着保护个人权利的角色。     

人权国际化背景下国家的国际法律责任

人权的国际化即人权保护的国际化,这使得人权保护突破一国的国内法,通过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法加以保护。人权保护的国际化为国家设定更多的保护人权的法律义务,国家一旦成为人权保护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就必须按公约的规定采取立法、行政、司法、经济等措施来加强对人权的保护。而国家违反其应当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将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对国际不当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样国家就可能因为本国国民的人权保护问题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人权和主权是国际法的一对既矛盾又统一的关系,人权的国际化使得国家主权的让渡变得更加普遍和明显,这也使得国家承担国际法律责任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浅析人权的经济性

本文将人权的经济分析理解为不同角度的综合,从法律与经济的一般辩证关系,人权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关系,人权内容的经济分析三个角度揭示人权的经济内涵,以期更完整和深入了解人权的经济构建。     

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

目前我国对警察权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加上我国乃至世界频频发生紧急情况所面临的困境,十分有必要对紧急状态加以界定,以明确紧急状态警察权使用的范围,从多学科角度对紧急状态警察权的权力渊源作出相应的解释,以此明确紧急状态警察权对现代法治国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