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是大势所趋，但现实中存在着多种制约因素影响着两者合作关系的建构，即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人身依附性，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相时平等的地位支撑；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有效的法律支撑；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撑；非政府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不受政府重视，决定了两者合作缺乏协调机制支撑；非政府组织自身不足，决定了其参与两者合作缺乏坚实的能力支撑。对此，应加大政府支持力度，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合作能力；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加强合作，建立共同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协调机制。     

基于企业竞争力的国际化战略研究

国际化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条件下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当企业缺乏国际化所必须的资源和能力时,国际化反而会造成负面影响,减少企业所获得的回报。动态国际化战略模型为企业进入海外市场选择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在战略实施过程中,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密切关注战略的基础,即行业国际化压力和企业竞争力是否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因此,企业的战略模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路径拓展与治理创新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在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的情况下,社会治理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因而,迫切需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社会组织则成为纠正"失灵"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主要有:承接政府的社会服务项目、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充当社会矛盾化解的"第一道防线".然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存在先天不足,参与社会治理存在诸多困境,应加强制度建设,破除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壁垒;强化分类治理,创新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治理模式;实施增能赋权,提升社会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推力;助力协同共治,推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合作.     

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以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社会组织发展为例

社会组织在城市基层治理中有着独特的作用。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为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居民群众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纳入社会建设总体格局。通过研究分析社会组织的发展,我们发现社会组织发展优势与不足并存:社会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质量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作用日益显现,但组织结构不平衡;组织人员数量多,但专业型人才缺乏。为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需要加强社会组织中的党的建设;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增强社会组织活力;强化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打造"质量型"社会组织;加强社会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公民有序参与

日益频发的公共危机需要政府作出有效的决策,因此公共危机决策是政府危机管理的先导和主要手段,一切危机管理都离不开危机决策。而公民的有序参与是科学、民主与合法地进行公共危机决策的重要保证。但是,现阶段我国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还存在许多困境:危机信息的传播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公民的参与意识和能力不高,公民参与渠道不畅通,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良性互动,公民参与危机决策缺乏法律制度保障,公民参与政府危机决策的组织基础薄弱。因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危机信息公开化,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培育公民参与的主动精神,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机制,加强公民参与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性组织,以促进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危机决策并及时有效地消除公共危机。     

公益事业发展的社会组织参与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公益事业发展是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发展是社会治理的需要,也是公益文化建设和公益精神发展的促进。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作用,要正确处理社会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机制及公信力等问题。构建社会组织与政府的新型公益协作关系;探索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新渠道;提高社会组织对公益事业的参与能力;加强杭州特色的公益文化建设。     

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析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确定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提高社会组织协同社会治理能力的必要性日益凸显。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治理职能,但目前无论从外部发展环境还是从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都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为此,要从合作机制、支持体系、运行机制、保障体系、监管体系等五个方面继续深化改革,以社会组织建设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我国社会治理领域中存在的重大风险危机事件,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些事件,从事件本身的内部与外部看都高度契合"风险社会理论"。政府虽然是风险社会治理中最具权威的公共机构,但仅仅依靠政府的作用,是完全不够的。现代社会风险治理是一个政府与社会合作互动的过程,即政府不仅引导社会,还要依赖于社会志愿者、公民以及国际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与互动的过程。志愿服务有着广泛、平等、有效参与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过程,在具有灵活、迅速、贴近群众的优势的同时,却还面临专业能力相对较弱、组织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受制、缺乏有效沟通等困境。因此,必须从完善法治建设、加强组织能力建设、改善制度环境、提升专业能力、基于"互联网+"志愿服务风险治理等方面优化志愿服务参与风险治理的路径。     

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困境及有效引导

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新媒体为公民政治参与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重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格局。在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发展、整合发展、规范发展四个阶段之后,网络政治参与已成为我国公民一种全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实践中,网络战略相对滞后、网络内容良莠不齐、网络舆论引导不足、网络法治亟待加强等严重制约我国公民网络政治参与有序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网络政治参与具有重要作用。当前,需要强化顶层设计,提供网络政治参与战略保障;加强内容建设,掌握网络政治参与话语主导权;强化舆论引导,优化网络政治参与环境;健全网络法治,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秩序。     

农民工政治参与:困境与反思

农民工政治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农民工政治参与面临诸多困境:参与场域的缺失致使其政治参与边缘化,社会组织化程度低致使其政治参与的社会基础薄弱,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机制缺乏致使其政治参与游离于体制视野之外,制度性的弱势身份预设致使其面临弱政治参与的潜在风险。为此,迫切需要以顶层的、体系化的制度设计化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困境,切实保障和落实农民工的政治参与。     

新时代女性社会组织的发展机遇、功能优势和能力提升

新时代妇联改革背景下的女性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妇女工作具有现实必要性和操作可能性。随着新时代妇联改革工作的纵深推进,女性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妇女工作的功能作用和独特优势日趋突显。新一轮妇联改革提出新要求,使得妇联改革亟需女性社会组织"她力量"的积极参与,同时叠加现行社会组织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为女性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机遇。先天的性别比较优势,为女性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多元功能作用提供了更多可能,也对女性社会组织参与服务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树立自主参与服务的理念,优化参与服务的制度环境,扩大参与服务的规模,加强完善组织的自身建设和拓展参与服务的内涵外延。     

公共危机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分析——以"厦门PX事件"为例

在公共危机中,非政府组织应该发挥参与、中介、预警、监督和服务功能,但在现实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功能缺位现象.这主要是由于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企业缺乏良性互动,公民社会发展不充分,其自身发展面临困境,制约了功能的发挥.当前,应该通过构建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关系,推动非政府组织与企业的积极合作及加强公民社会文化建设和非政府组织自身建设,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应有功能.     

西部非营利组织基层公共服务作用的缺失与加强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应是基层公共服务的积极参与者,但当前西部非营利组织的公共服务作用还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运用网络治理理论分析并参考西部地区的实证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西部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缺失主要表现在参与公共服务范围较窄、参与形式单一、参与方式被动等方面。对此要加强西部非营利组织的基层公共服务作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组织自身服务能力建设、改变政府公共服务观念、培育公民社会。     

主体多元的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思路

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改革目标和战略任务,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常态下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健康发展的关键抓手和落脚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这一具有顶层设计意义的要求,为创新多元主体参与城乡     

创新社会管理:公民参与权的实践价值及路径研究

创新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说要以现实社会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公民参与权的实践对社会公平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由此看来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但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暴露出参与意识薄弱、整体素质不高,制度供给不足、参与渠道不畅,组织化程度偏低等问题。对此,要提高公众参与能力,加强制度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培育独立的社会组织,形成组织化的公众参与。     

中国能成为全球标准的制定者吗

实施标准战略必须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国技术标准国际化首先要靠技术实力来保障。近几年来，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创新和突破，为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的合作与竞争

进入新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坚定不移地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正在实现从发展外向型经济到经济国际化的转型,使自己具备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的实力.     

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的障碍及其消解

当前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分布不均和增量不足,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必须改进传统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随着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由非营利组织通过参与外包提供公共服务开始成为一种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方式。但目前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存在政府认识不足与职能转变不到位、制度化保障机制缺失、自身能力不足、公信力低下、社会大环境不成熟等障碍因素。为此,必须通过推进政府观念与职能转变、加强制度建设、提高自身能力、提升公民意识,促进公民参与等途径促进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外包。     

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

为解决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发展失衡的等矛盾,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所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需要大力促进公众与社会组织的参与,形成多方合作的机制.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的,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研究——基于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

非营利组织发展的程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它是承担着大量社会公共事务的组织。但是随着非营利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其滥用公共权力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造成了公众信任危机,阻滞了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指出,只有基于信任的合作关系的非营利组织和公众才是理想的理性选择,并提出了发展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信任关系的路径:树立积极的信任意愿;非营利组织活动透明化和公众参与监督相结合,创建长远的战略信任关系,加强组织间的良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