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治理:问题、困境与理路——以城湾村为个案

城中村是当今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是城市社区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不能离开该类社区。办州市姑苏区葑门街道"城湾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该城中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现象较多,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融合难,需要进行有效的治理。但是对城湾村的治理又存在资金缺口大、政府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以应急管理代替长效管理、外来人口需求常态化等问题。基于此,需要将城中村治理改造纳入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在考虑外来人口需求的同时,控制城中村流动人口无序流入,建立城中村治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中村两大群体的社会融合。     

韧性治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路径

后疫情时代如何完善社区治理体系,是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所面临的重要命题。"韧性治理"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点。韧性社区治理的发展大体经历以生态学、环境学为视角的恢复功能研究,从单一生态视角扩散到生态、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维视角的研究,"风险"与"韧性"并置的风险应对能力创新研究等三个阶段。韧性社区治理创新面临着"社会重大变革中传统社区未得到根本转型,韧性品质短板明显""共建共治的协调机制仍需完善,协同发展的合作韧性尚未形成""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健全,基础配置韧性不足""大部分居民参与意识不足,社区主体韧性难以提升""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的韧性社区治理体系尚未形成""数字化转型中韧性治理工具尚未达成共识"等问题。探索新发展理念下韧性社区治理的新路径,主要在于:加强党统领社区治理的"制度韧性";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韧性智慧";强化平安社区的"韧性之基";打造数字化转型的"韧性工具"。     

论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

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就是将城市社区的"公-私"和"私-私"这两条治理关系结合起来,以居民委员会为中枢机制,将基层政权机关的管理、社区居民的自治和社区利益团体参与治理整合起来,而形成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的民主合作治理模型,重视社区主体之间双重三层多向度的合作博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多方面的理论依据.这种民主合作的治理方式,经过学者的归纳和总结,已经获得了各级政权机关的确认和肯定.     

阵痛中的嬗变——城乡结合部的"城中村"转制问题研究

"城中村"现象是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了改善"城中村"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改变"城中村"的物质环境面貌,各地都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推进"城中村"转制。但转制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问题,违章建筑的产权问题,物质环境改造问题,就业和社保问题,基层管理体制的协调问题等。要缓解和解决这些矛盾,政府需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引导"城中村"城市化进程;完善社区管理体制,建设和谐社区;对违章建筑制定适当补偿标准或承认部分临时建筑的合法产权,保障转制居民利益;促进就业和建立转制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帮助转制居民安居乐业;着眼代际转化,促进"城中村"居民转变观念。     

公平观念与城市化过渡社区中居民的利益博弈——以X市PN社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城市化过渡社区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城市化过渡社区的治理困境,一直是我国地方治理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首次采用质化研究方法,以X市PN社区为例,分析了城市化过渡社区中常住居民的公平观念及其利益诉求方式。揭示了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弱势力群体的失地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生存权利,在过渡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与地方政府进行博弈的方式;并且分析了这些博弈方式背后的理性因素及其启示意义。研究发现:土地征用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侵蚀了过渡社区中居民的利益,违背了社区居民的公平观念,加上市场经济生活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压力,降低了基层政府管理行为的合法性,激励了社区居民的隐性抗争行为。只有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政府的制度设计和管理行为才能取得长久的治理绩效。     

精英分层、派系结盟与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基于J省H社区的调研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多中心治理"格局,乡村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利益争夺与话语权竞争仍然存在,由此产生"团结建设村庄,分裂治理村庄"的悖论。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身份的"跨界精英"处于治理集团上层,只拥有某一种身份的"单一精英"则采取派系结盟的手段对抗跨界精英,这就造成乡村精英不同群体之间缺乏共识与信任,精英群体内部分裂是导致乡村治理"碎片化"的重要根源。全面深化农村治理体制改革,必须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共同体文化建设,在乡村精英层面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协同治理好经济新常态下农村社区面临的利益整合、权力重构、文化认同、社会和谐、生态治理等五大问题。     

“村改居”社区研究焦点追踪与视角探新

"村改居"是中国独特的城市化路径。围绕城中村改造、城郊结合部改制、农村的撤村并居以及美丽乡村建设四种空间形态和实施方式,学界对何为"村改居"社区及其存在问题、如何治理应对,给出了颇具启发性的思考。"村改居"社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借鉴城市社区中"单位向社区"转型的理论,总结村庄向社区转型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启示,构建"村改居"社区从"转型社区"的样态描述到"社区转型"的城乡共生之路,是弥补"村改居"社区研究学术细节和理论空隙的一条可行路径和视角。     

善治理论视角下社区情感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出具体部署,要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就需要以善治理论为指导,挖掘社区治理内核中不可忽视的情感维度,基于对当前凸显"情感治理"特征的国内社区治理模式评介,提出推进社区情感治理的路径思考: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社会"刚性的权力结构;以情感联结重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以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来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     

城市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建构——北京市“村居型”社区治理案例研究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以北京市"村居型"社区为个案,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新型与传统型社区比较

我国正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基层社区建设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但在从"单位制"向"社会制"转轨的阶段,也暴露出社区居民关系日益疏远,居民交往减少、信任度下降等问题,而关系网络、互惠、信任也是社会资本的核心要素。由此可见,从社会资本视角研究社区治理问题具有先天的契合性,通过对两种社区类型的实证比较,从社区社会资本内在差异的视角进行原因分析有利于深入探讨社区居民关系网络的问题,建构社区居民的良性互动网络。     

"吸纳型治理":社会组织融入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基于多元治理的理论支撑、传统社区治理的博弈困境以及部分参与主体的冷漠态度。从社会组织的视角审视社区治理实践,治理主体力量差异明显、治理体制僵化、共同体意识淡漠等导致社区治理绩效低下;而基于利益激励、制度保障及价值引导的项目制、协同制和联动制都存在部分困境。"吸纳型治理"作为一种纳入利益因素、价值关切及制度考量的综合治理模式,应该是推动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     

密尔“群己权界论”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相关性分析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的城市社区形态的根本性变化,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当中的意义也越来越大。密尔"群己权界论"中的"个人权利""减少政府干涉""平等""社会功利"等内涵与社区治理有很大的相关性。尝试通过对密尔"群己权界论"内涵的思考,从"个人权利"和"社会功利"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社区治理,并对密尔"群已权界论"与社区治理的相关性进行分析,总结出对于社区治理的相关启示。     

完善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的对策研究

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既是适应社区治理创新的一种尝试,也是推进地方政府、社区与社区居民良性互动的一种新型结构。要准确反映互动结构中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需要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体制结构的导向性、机制运行的互动性等三个变量。在现实中,社区参与式互动治理结构还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消解的对策是以界定职责分工的边界为抓手,增强地方政府的自律与自觉;以完善服务居民为导向,增强社区的自治与自信;以完善人格为起点,增强社区居民的自主与自强。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乌坎事件的教训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一个可能目标是通过产权量化和固化、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实行政经分离,以防止城中村、城郊村、经济发达村的利益纷争,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不过,在快速城市化的现阶段,城中村、城郊村和经济发达村正是土地城市化主要目标地,并因此容易发生激烈的利益博弈。着力于完善村庄内部治理机制的集体产权改革,可能变成集结起来的农民为获得更大利益而与国家进行利益博弈,从而造成农村社会的土围子化。     

乡村合谋视角下的混混治村及后果——基于中部G村“示范点”的调查

乡村合谋是理解乡村混混治村的新视角。当创建示范点这类中心工作迫使乡镇行政介入村庄秩序时,孱弱的乡镇倾向于引入乡村混混,这与乡村混混攫取村级权力的逐利动机不谋而合。混混在治村过程中,通过治理村内暴力和建构权力的利益网络,建立起以私人暴力为底色的"威权秩序"。最后混混与地方政府"共谋经营"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和村庄资源,形成新乡村利益共同体,这一新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了导致基层治理内卷化的机制。     

社区情绪：生成机制与治理策略

为探索社区治理与建设的内生性路径，基于社区的共同体属性，研究提出“社区情绪”这一概念并就此讨论，可得出相关治理策略。社区情绪是指一定时期内社区居民的共享性心理体验，它源于社区居民所具有的共性互依的社区生活需要，通过居民间交往互动，经由情绪反应、情绪推理、情绪循环与强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而生成，为促进居民的社区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情绪基础。从社区情绪的视角可以看到：一方面，居民基于对社区情绪的感受和理解，可通过情绪选择与表达推进社区参与，共享社区情绪建设的成果；另一方面，社区管理者基于对社区情绪的内涵与形成机制的把握，可通过制定社区情绪指标及其监测，关注与回应社区居民的现实需要，增强社区认同与凝聚力，疏导与培育社区情绪，引导正向社区情绪，化解消极社区情绪，从而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城市社区多元权力主体的和谐治理——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分析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与和谐。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分析

环境群体性事件存在情绪耦合型和直接利益型两种类型,不同类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呈现出不同的机理与路径,情绪耦合型环境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与路径为:环境矛盾与环境权益结构改变,情绪矛盾生成与耦合,信息传导机制的确定,环境群体事件群体心理构建,紧急性规范建立。直接利益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机理与路径与情绪耦合型环境事件演化机理与路径的典型差异在于:直接环境权益受损,体制内权益诉求,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因此,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阻断和治理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事件区别应对。     

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模式的思考

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就是在加强党委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联动协同的工作格局,优化社区治理结构,构建起社区自治、居民共同参与、不同群体深度融合的局面,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深圳在社区治理改革中要敢于创新,大胆试新,在全国发挥示范、引领和排头兵、尖兵作用,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统领与推动社区治理的各项工作,以基层社区治理体制的创新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