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关系与地方治理改革

关于城乡关系的理论流派可分为自然发展论、城市偏向论、乡村偏向论、城乡统筹论四种类型。目前,中国城乡关系在制度安排上具有显著的城市偏向性,导致市场分工和区位因素形成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为统筹城乡发展,地方治理亟待推进行政体制和公共政策改革,推进市县分治,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保障城市与县域经济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保障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保障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角力抑或融合?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土地扩张的实证研究

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扩张与城乡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二者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其中的内在逻辑如何?这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出重要的问题。通过对2001年至2011年全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模型分析发现,由于城乡收入存在差距而向城市大量聚集的人口会导致城市土地扩张,人口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驱动力拉动政府的投资偏向于生产力要素和经济要素更为集中的城市,进一步形成城市土地的扩张。为缓解二者的矛盾,我国城乡地区需要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农村自主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形成城乡互动的新局面,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乡村性的再造——基于“三生空间”的权利视角

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乡村性的讨论伴随着乡村发展的政策调整。从乡镇企业的淡出到乡村振兴的政策转变，中国乡村走上了与城市不同的产业、空间与人口的发展道路。但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与都市圈的扩张，作为论证乡村内在结构合理性的乡村性定义，日益显示出不平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一些地方推出的诸如乡村旅游等措施不过体现为将乡村整体包装为一种产品的政策努力，这种努力无法与城市化、工业化、规模化经营、资本下乡等众所周知的产业化路径兼容。立足“三生空间”的乡村考察可以发现，从城乡平等的角度，城市性与乡村性并不冲突，中国乡村性重构需要建立在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之下，建立在基于权利平等的人口迁移进程中。基于“三生空间”和城市权利的理论贡献，中国乡村性的概念需要直面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从而为城乡融合提供知识支持。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及解决途径——基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视角

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然而,人们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却观察到劳动力流动和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发展排斥就业的倾向、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城市劳动力市场歧视等。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就必须进一步调整发展战略和转变增长方式、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水平。     

从二元对立到城乡融合: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制度性重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工农城乡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保障。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是通过改革隔绝城乡、阻碍要素合理配置的二元体制,使劳动力、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从单向流动转变为平等互动。其中,土地制度改革在赋予乡村的发展权利、确保农民的市民权利、实现市民的乡村权利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是促进城乡融合的突破口。     

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以山东省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滨城区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乡村振兴不是孤立地发展乡村,而通过融合机制的选择,推动城市和乡村同时发展,达到城乡发展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目的。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但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一项简单的工程,而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工作,需要多方面着手、多角度努力。基于此,分析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联系,找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因素,并探索深化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建议,以期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城市减贫的权利再现

城市贫困的发生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也与城市权利的实现有关。在全球范围内,城市化多伴随着贫困的治理,收入的差距最终将摧毁城市健康成长的物质与权利结构。中国的城市贫困隐藏在城市化的宏大叙事之中,体现为城市公共生活的个体争取;在城市化已经完成的西方国家,城市贫困则体现为公共生活的机会丧失。从现象上看,城市贫困呈现出空间与职业的分布特征,但是劳动才是城市生活的权利起点,因此劳动权的保障应该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起点。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权利差距势必驱动人口流入沿海发达城市,从而形成单向度的权利选择,给一些城市增加了治理难度。因此,中国的城市治理还要立足区域协同发展,确保无差别的城市权利的全过程保障。     

农村流动人口土地流转的困局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乡发展要求要素的充分流动,对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而言,农村土地既是束缚,也是保障。造成这种两难困局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和土地的城市化进程不相匹配以及不同土地流转方式的收益不对等,城乡"二元"结构下摆脱困局有三大制度障碍:土地产权、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需要从全局视角的利益分配着眼,基于政策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土地收益分配一体化、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农村流动人口城镇化。     

当前乡村振兴的障碍因素及对策分析

正扭转单向城镇化趋势,建立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机制中央强调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纠正了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发展思路,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文化共存共荣,城市和乡村发展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是在保持城乡各自特色基础上的功能互补。这就要求彻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解决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城乡"两张皮"问题。其中最为迫切的是要建立各类发展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交换和流动的机制。以劳动力要素流动为例,计划体制下     

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

乡村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乡村治理又是乡村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结构体系逐渐被解构,大量的农民纷纷从乡村涌入城市。由于众多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抽离了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农村"空心化"现象日趋突出,乡村建设陷入了疲软乏力的治理困境。本文以广西两岸村"同心共建"工程为例,从人口流动的分析维度审视乡村治理的有关问题,探索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路径,以期在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上有所突破。     

城乡一体化刍议

城市与乡村有差别地发展,造成了城乡失衡的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就是要从整体上统筹城市与乡村,破解二元分割的格局。要实现城乡一体化的三个目标,注重城乡统筹发展,改变城乡发展局面;要切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实现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待遇;公共资源配置向农村倾斜,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一体化真正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透过“博士春节返乡记”争鸣看乡村问题、城乡矛盾与城乡融合

"博士春节返乡记"的争鸣是参加者在多种主客观因素影响下围绕乡村问题而展开的一种讨论。这场以"乡愁"为总旋律的争鸣展现了我国当前城乡之间的矛盾现状,这种矛盾体现在城与乡之间在自然空间上分立、禀赋差距扩大、资源争夺、文化价值冲突等方面。为此,解决乡村问题必须从城乡关系中寻找出路。未来城乡关系的理想图景是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融合的立足点在于建设美丽乡村,要重视国家意志的政策选择作用,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建设美丽乡村的突破口。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思考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二者是互利共生的命运共同体,二者的深度融合是构建新型工农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振兴离不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当前农村劳动力素质整体不高、土地资源存在错配状况以及农村资金净流出且存量不足,亟需注入优质城市要素以激发乡村活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为新型城镇化挖掘了新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资本红利。未来,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要坚持以科学规划为引领,处理好“四对关系”,重点是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小城镇为着力点构建新型工农关系。     

农村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意愿分化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生产要素实行市场化配置,农村土地和人口作为两大基本生产要素,其交换和流动效率直接影响乡村发展的活力与动力。农村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存在明显的意愿分化格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受阻,制度根源是土地市场与人口管理的双重非融合格局,打破困局的关键在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利益重新分配,优化现行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农村土地流转和人口流动的城乡协调发展需要在相互激励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改革土地收益分配机制,完善社保、户籍、规划、监督等保障机制。     

城乡关系的再认识——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战略思维的视角

城乡关系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对立统一关系.由于城市子系统的素质和功能优于农村子系统,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大趋势,故而城市与乡村的互相转化呈现非均衡发展态势.对于城市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优化城乡大系统,就要对城市建设作出战略规划,积极建设足够数量的大城市,以满足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城市化需要,促进城市与城市间的平衡发展,优化城市子系统,充分发挥城市功能,让城乡居民共享城市文明,以求得城乡大系统的最大利益.     

城乡结合部治理不能生搬硬套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治理的难点。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得地利之便,往往寄居着大量外来经商务工人员,加上原有常住的农民和市民,往往造成不同职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的人混居的格局,并随之衍生大量单纯的城市或乡村模式下没有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简单地套用既有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方法,不仅有些     

城乡统筹发展的行政体制诉求

市领导县体制利用行政手段集聚经济资源，培育经济增长极核，有利于加速推进城市发展，但也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为矫正“城市偏向”政策的负面影响，我国有必要实施“次级城市”发展战略，推进市县分治改革，实行以县为主统筹城乡关系，利用城镇体系带动乡村发展。     

关于辽宁省区域发展战略的思考

研究辽宁省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人类21世纪宣言》中指出,21世纪的发展目标是为人类的每一个成员提供更多的安全选择机会。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的重心落在城市这个社会单元和经济单元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竞争,越来越依赖于核心城市、中心城市以及相互连接的城市组群。形成以核心城市、中心城市带动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带动县城,县城带动乡村的城乡网络化体系,使城市竞争也因此逐渐演化成为区域竞争。     

农村流动人口对城市医疗服务的使用与医疗消费分析——基于北京市丰台区农村流动人口的调查

农村流动人口群体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进入到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收入成为影响其医疗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与其对城市医疗服务使用和消费支出的相关关系都不显著,年龄和家庭的特殊结构以及广泛地缺乏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保护是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同时也反映出农村流动人口在医疗资源分配与社会权利享有上的不平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