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流派演进与发展反思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持续推进了制度分析的理论前沿,但在自身学科属性的基本议题上仍存在疑义。一部分制度研究者在此背景下摆脱狭隘的政治科学立场,从社会科学发展以及多学科交融贯通的角度,思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起源以及新论题同旧传统的关联。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在内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四个流派,在其演进发展中受多个学科影响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板块构造作用之下,呈现出多重焦点、层次分化与领域延展的特点。在学科定位及流派演进基础上作出综合反思,可以发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愈加关切超越政治科学内部流派细分的格局并致力推进不同制度研究取向的交汇融合,围绕内生制度变迁、观念和话语分析以及修辞制度研究等问题进行深入理论阐释,兼重科学化和人文化的研究途径并在建构机制和时序分析的方法论领域颇有建树。     

“结构——行动”关系下的新制度主义

借助结构和行为的强调重点和双方互动关系的历史梳理,系统说明了政治学研究方法从传统的旧制度主义政治学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到新制度主义政治科学的发展。并借助结构行为活动设计,打破新制度主义内部流派隔阂,揭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整体性和先进性。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北大核心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析路径,在外部资源借鉴与内部理论完善的双重动力下发生建构主义转向。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中获取建构主义研究灵感,为了弥补研究不足、促进理论融贯、扩展内生维度,改造政治科学观念研究的分析术语并拓展观念因果机制研究。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建构主义转向衍生出侧重利益建构、内在因果、观念塑造的观念制度分析路径,强调主体间性、话语阐释、意义框架的话语制度分析路径,以及看重修辞策略、符号互动、叙事结构的修辞制度分析路径。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建构主义转向的启示意义,需要归纳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动态视角、研究基础、因果阐释方面的突出贡献,反思建构主义取向制度研究在研究定位、分析维度、利益界定方面的现有局限,据此提炼本土政治学概念构建、方法运用、议题扩展的理论发展经验。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三维解读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科学的知识图景发生了变化。它的标志是行为主义革命高潮渐渐消退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关于制度有效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制度自身、制度与环境,以及制度与制度相关人三个层面上。     

缘由、启示、展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的耦合分析

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认知科学融会贯通的角度审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与行为经济学具有联系密切的学理渊源和学科脉络,行为经济学的发展逻辑、演进脉络、学理贡献很可能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调整、议题深化、方法更新提供深刻启示。行为经济学在理性、选择、制度等三个议题上的新见解,有助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有限理性的经验应用、感性选择的行为指引、伦理取向的制度关怀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在行为经济学影响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其未来发展中能够进一步缓和结构与能动的内在张力,主动吸纳行为经济学及其背后认知科学的前沿成果,深入推进政治领域尤其是政策议题的现实研究,并以认知为纽带促进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内在整合与认知转向。     

女性制度主义的发生路径、焦点议题与意义评析

女性制度主义作为女性主义政治学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在跻身新制度主义前沿领域的同时,还为制度分析增添了性别维度。发端于女性主义第二波浪潮与社会性别理论的女性制度主义研究动向,在新制度主义异军突起的理论背景和性别平等举措全面开展的现实背景下确立为重要的分析途径,日益得到众多具有制度分析取向的女性主义学者的积极推动,并在多领域与多学科的交织脉络中不断发展演进。女性制度主义将浸染社会性别特征的政治制度作为研究起点,致力于协调现实政治生活的结构性要素与能动性要素,通过阐释性别体制、制度变迁以及制度性抵制的复杂关系,对性别化的权力体系及其动力机制予以深入探讨。基于女性制度主义所涉及的学术身份认同、学理资源汲取、学派交流融汇、学科议题嬗变,可以对该分析途径的贡献、不足以及前景进行系统审视。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分析

作为一种政治学制度分析"范式",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界中占主导地位;而国内政治学界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实际运用还很少.它在我国政治学中适用性到底怎样呢? 我们应如何看待它呢?本文试图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自身特性的视角探讨其在中国政治学中的适用性.作为一种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它在我国政治学中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同时由于它本身的特性和局限性又限制了其在我国政治学中的运用.因此,对于中国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政治学研究,需要在吸纳学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论长处的同时,发展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学".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方法创新与理论演进

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大发展与方法论的突破密切相关。在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方法论创新成为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行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假定行动者的理性动机外生于制度环境,导致其对制度如何塑造偏好以及历史进程如何影响制度变迁的分析陷入诸多困境。     

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及其对政治学研究的挑战和启示

诺斯创立的＂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新制度经济学各流派中,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对政治学的影响最大。受诺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借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数学模型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提出有效的制度分析框架。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对政治学的启发表现在：唤起了政治学界对制度的重新关注;诺斯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有力的分析工具。     

简述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方法

新制度主义是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经济学中兴起的一种思想流派,在80年代又从经济学领域扩展到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概括了西方新制度主义的主要三大理论流派,包括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并由此总结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特点。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

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     

论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

新制度主义是引领当代政治学研究潮流的一种新方法。新制度主义认为,虽然政治行为、政治选择受到了制度的约束,但制度只是影响人们行为的核心因素(或者重要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新制度主义着重解释性理论研究,把制度变量纳入理论框架,研究变量呈现多元化,制度对个人、群体行为的影响需要进行深层的考察和变量的分析,考虑路径依赖的因素,注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变化,通过归纳法的应用形成成熟的经验理论,再进一步应用到跨国研究或者别国的比较研究中去。特别是新制度主义还做了将制度科学化的工作,主张提出新理论,对新理论进行验证,并且要构…     

浅析新制度主义及其对国际政治学的启示

新制度主义在旧制度主义基础上,更加注重对个体偏好和行为的分析,同时又对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逐步形成了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新制度主义有助于国际政治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产生和理论阐释,对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制度规范有一定帮助。     

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比较分析

制度是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但是,制度研究范式在政治学的不同发展时期却有着不同的境遇.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特别注重对宏观静态制度的研究,坚持"制度决定论";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义将制度研究重新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了制度研究的新范式.新旧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制度研究范式之间虽然有着紧密的关联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玛丽·道格拉斯的制度生成理论及其超越意义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自兴起以来便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至今其内部流派在制度生成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巨大,研究视角和方法的融合将是新制度主义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玛丽·道格拉斯是制度生成论的一位代表性的阐释者。通过解读她的社会制度理论可以获得某些新的认识,即以其从人类认知角度对制度起源、稳固和变迁进行的独到分析,可以把握其研究路径在理论方法、理论层次和研究视角上具有的超越意义。     

浅析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两条主线

二十世纪西方政治学的研究在两条主线上进行,一条是制度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交替和融合,一条是政治问题经济学研究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和新政治经济学分别是这两条研究路径的产物。这两条研究路线表明了人们对政治生活认知体系的不断深化。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北大核心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政治学方法论与历史观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与各个时期的政治制度之间一直存在或隐或现的紧张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学方法论具有塑造史观的功能,而外源性史观与具有高度历史连续性的中国政治之间存在着内在张力。政治学的传统的“三大方法”致力于“求变”:制度主义方法论和理性选择主义方法论塑造的史观试图改变“中国性”,阶级分析方法论起到拯救中国的作用但因放大其冲突论而曾招致政治动荡。“中国之治”是固本革新的产物,如何解释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政治学的当务之急。本文主张在“找回阶级分析”并弘扬其整合性功能的同时,发掘基于中国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中国性方法”的历史政治学,以此在研究重大议程中重塑史观,回归政治学的“求治”之道。     

行为主义的政治制度研究:革命或倒退

政治学界一般都接受行为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的"革命"的美称,但是并没有甄别行为主义革命在政治学不同层面的蕴涵。行为主义对政治进行动态的或政治过程研究并将文化和社会等"低政治"因素引入政治过程研究,都称得上是政治学方法论上的一场革命。但是,因意识形态原因而建立的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模板的分析范式,又是对旧制度主义、尤其是古典主义政治学的一次倒退。结果,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应有价值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被大打折扣,与行为主义有着内在联系的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的盛行,使得以研究"重大问题"为使命政治学偏离其应有的航向。     

论政治学的学科特征

政治学是不是科学 ,政治学是什么样的科学 ,是政治学研究中最基础也是最前沿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科学的标准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划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又决定了政治学研究的方法路径选择与范式转换。本文认为 ,政治学是科学 ,是社会科学 ,是通过严格的方法揭示社会政治现象及其内在规律性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