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生协参与城市社会治理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是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开展计生协参与城市治理研究是推动计生协自身改革的需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当前研究围绕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背景、内容、路径开展。未来的计生协参与社会治理应当以城市社会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城市治理实践为目的,以"新时代、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为研究使命,深刻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变化和计生协组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等背景,探寻新时代中国计生协组织如何在自身改革创新基础上推动城市社会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市问题不断涌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日趋迫切。由于城市治理的独特性,寻找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基本逻辑十分必要。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治理理念密切相关,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以城市治理理念为引领,城市治理体系是城市治理能力的基础,城市治理能力是应对"城市病"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中国当代语境中,城市治理理念主要由目的层的人本治理理念和手段层的依法治理理念、系统治理理念和智慧治理理念构成。城市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方法构成,分别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的问题。与此相应,城市治理能力由城市动员能力、城市管理能力、城市发展能力和精细治理能力构成,既对应城市治理体系的理论构成,又回应城市治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协同治理探析

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路径的内在机理,对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协同治理应当围绕"谁来协同治理、协同治理什么、如何协同治理、靠什么来协同治理"四个基本问题来谋划,从治理主体培育、治理体系构建和治理方式创新三个方面系统性构想对策。     

社会协同——中国式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社会管理新格局建设被提到一个更高的战略高度。在我国社会背景下，探究社会协同作为中国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中国式社会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为：以教育为手段．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转变政府职能，促进社会力量的有效发展，加强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建设，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科学发展；推动社会协同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治理新模式。     

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视域下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与实践路向

本文立足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这一内嵌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作为理论逻辑起点,探寻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向。本文认为以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习近平生态治理观所提供的"中国实践",从生态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格局的构建、平等均衡的全球生态治理系统的推动等方面为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引领,是激发国家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之道,因而也将是一场人类文明的生态转向意义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国家治理实践的政治学解释——中国治理经验和分析范式

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焦点的国家治理分析范式,由于其客观表征,淡化诸如善治等具有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判断的传统概念,近年来在学界掀起新的研究高潮。通过分析改革开放40年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诠释提炼及其面临的困境,为本土化"国家治理"理论范式出场奠定知识背景,并将其以学术性话语"情境式国家协同治理"钻石解释模型来予以归纳,阐释其作为替代性理论范式,在比较政治学科中解读发展中国家转型实践的学术价值和效能。进而实现将中国政治实践纳入到政治学理论比较视野之中,与他国实践进行理论对话,可为增进对中国发展的客观认识提供理论指引,并提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智力贡献和对社会观念变迁的引擎作用。     

进一步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研究——基于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发展实践的几点思考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是国家推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重要成果,在中国资本市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体系,对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和促进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或"该公司")重组上市以来的发展实践为例,分析企业在现阶段改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研究进一步优化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治理体系的思路方法和具体举措,以期为同类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提供有益借鉴。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     

数字治理时代政府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有利于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提升服务效能;有利于推动"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精准施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同时,数字治理也给政府治理带来极大的挑战,在发展过程中面临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治理效能不高,数据治理主体单一、多方协同不足,人才培养滞后、发展瓶颈凸显等现实困境。政府部门需要树牢数字治理思维、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把握数字治理规律、构建多方协同治理体系,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健全数字人才培养体系,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     

新型全球治理观与“一带一路”合作实践

近年来,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世界政治的不确定性日益加深。世界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进入新时代的"强起来"的中国,该如何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这是一种新型全球治理观,回答了"谁来治理"、"怎样治理"和"为什么治理"的重大问题,强调治理的多元主体、开放包容和公平公正,旨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是以新型全球治理观为指导的国际实践,以构建多元协商的合作体系、开放包容的世界经济和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共同体为主要内涵和目标。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思想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有助于全球治理走出实践和理论困境,引领塑造新型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     

突破“碎片化”:构建“回应性”城市政府协同治理框架——基于杭州上城区“平安365”的案例分析

近2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迅猛发展,受到城市扩张与更新、人口流动性、社会利益调整、信息网络扩散、公众生活方式改变等因素影响,城市政府治理面临双重挑战:城市生活空间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且问题具有跨界性、流动性、弥散性、相互关联性等复杂特征;原有"条块分割"的政府组织结构设计各自为政、职能交叉与缺位并存、"碎片化"治理,应对变动不居的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威胁到地方政府治理绩效。为此,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兴起一股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创新潮流,以此改革选项联动政府以及多元治理主体建立跨部门、跨界的合作机制,齐抓共管,协力合作,通过塑造"整体性"治理架构,有效回应城市存在的突出社会问题。本文以杭州市上城区实施的"平安365"协同治理为个案,系统描述这一以技术整合为思路的协同治理机制是如何运转起来的,并分析其生成与运行逻辑。城市政府协同治理的生成是城市场域性质变化和科层化行政绩效驱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技术整合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是城市政府在"条块"体制下一种理性的工具选择。同时,在缺乏体制深度调整和理顺情况下,依靠"问题处置"为导向的渐进式技术或机制整合路径能否持续、有效地"嵌入"地方治理结构,能否带来变革性的治理创新,是需要进一步观察与思考的问题。     

协同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水污染治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水污染日益加重,城市水污染问题成为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首要问题。基于对协同治理理论和城市水污染治理现状的初步了解,发现城市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主要原因是多元主体间合作意识淡薄,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渠道不畅,多元主体的职责定位不准确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律法规不健全。因此,建议从加强协同参与意识,拓宽协同参与途径,明确协同主体责任和完善协同参与机制以及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这五个方面有效地开展城市水污染的治理工作。     

实践视角下危险物品精细化管理初探

危险物品管理学作为行政管理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实践性和综合性两大根本属性。直面中国危险物品管理实践,基于传统管理学理论和前沿安全学技术,阐明"危险物品精细化管理"的概念及其内涵,以某地危险化学品管理为例,采用文献、走访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我国危险物品精细化管理的实践背景进行范例研究,梳理当前管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危险物品精细化管理的实现路径进行探索,建议从人、物、心等三个方面着眼,强化监测预警和体系建设。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将"精细化"引入危险物品管理领域,探索"智慧公安"背景下的危险物品管理创新,有利于提升新时代的警务工作效能,推动城市发展与安全建设齐头并进。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实践路径的体制性探索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基本特征。基于北京麦子店街道"楼院自治"实践考察,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单元小型化、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完善社区自治组织体系、社区治理议题分类分级处置以及配套相应的保障机制等五个方面的体制性要素,是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实践表明,这一有效路径可以推动党的组织资源、政治资源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可以巩固党在城市基层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具有重要启示与借鉴意义。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是以某一区域行政体制为基础,以特定公共需求为目标,以市政园林、旅游等部门为核心,以规划、交通等部门为支撑,协同供给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公共服务等,合作治理城市环境、城市卫生、城市乱象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共享发展的政策工具。本文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分析如何通过"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作者认为,在深化改革、新常态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情景下,现行市政管理体制亟需重构。在既有条件约束下,可以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大数据协同共享、多部门协同服务、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协同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发展、转型发展;在未来则应优化为城市协同治理机制,为城市的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服务。     

脱贫攻坚视阈下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现代化路径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为例

脱贫攻坚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中国长期扶贫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中国已经变化了的国情、民情、贫情做出的战略决策,旨在通过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根本上解决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彻底消除中国大地上存在多年的绝对贫困人口问题。通过积极动员各方力量,运用各种手段,坚持大扶贫格局,协同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决定性进展。在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社会主要矛盾下,用超常规的手段和方法加快推动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进程,运用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延伸现代化中国地域治理的边界,加快解决我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步伐,补齐短板弱项,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释放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潜藏的人口红利,加速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助力我国"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①。本文在脱贫攻坚的视阈下,看待和分析我国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传统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其后续现代化路径进行探讨。     

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是保证社区工作顺利运行的关键。元治理理论认为,在多元主体结构中,政府是唯一元治理主体。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为"一核多元","一核"指中国共产党是唯一领导核心,"多元"包括政府是主导力量,社区居委会是关键依托、社区社会组织是能动力量、驻区单位是重要支撑、社区居民是坚实基础。这与元治理理论相契合。依据元治理理论,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实现各个社区治理主体协同共治,就能有效促进社区治理健康有序发展。     

群团组织协作治理: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框架——基于C市的实证分析

群团组织协作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群团改革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协作治理理论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SNA)对C市15个群团组织进行分析,用整体网络密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等指标进行了测量。研究结果表明:C市群团组织协作整体网络密度不高,相互协作联系较少。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作为三大核心群团组织,在C市群团协作治理中承担了"中介人"的角色,但是多中心的网络结构还未形成,彼此之间的协同效用不明显。因此,作为群团改革试点城市,C市应从协同治理框架、协同治理机制和网上群团协作等方面进行重点改革创新,提升群团组织协作治理绩效,实现群团组织协同发展。     

现代化背景下民族地区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研究——以南宁市青秀区为例

在强调国家现代化发展和社会基层治理不断创新的背景下,民族地区是打造特色治理体系、促进国家边疆稳定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社区作为落实顶层设计任务要求和面向一线群众的基础单元,面对着各项新发展要求和现实挑战,如何实现其现代化治理成为重要议题。本文以南宁市青秀区社区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实践的分析,发现问题并通过协同治理视角为民族地区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发展提供的理论基础,探索未来如何实现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如何引入新观念和新技术创新治理模式,推进并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多元主体的社区协同治理模式。     

工业密集型城市社区治理创新模式探析——以东莞市为例

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转型需要,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服务需求,东莞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形成了"一网全域—村(居)为基本单元、二元共享—权益分层设置、‘三驾马车’—基层党组织统领、‘四社联动’—政府主导支持"的"1234"社区治理模式。以市域治理现代化要求看,东莞社区改革还需从规范服务体系、创新组织体系、健全协同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加强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化。东莞作为工业化城市化的代表性城市,其社区治理实践探索对我国城市治理具有参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