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四重责任”

正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决定》指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但是,也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把购买公共服务当作"责任卸载"工具,成了"甩手掌柜",致使政府购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流失及其治理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对于满足公众的公共服务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借鉴委托代理理论预设,应以合同来约束承包商的行为,保障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其中,合同的有效作用需要完全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完善的管理能力。然而,目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解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公共责任流失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减少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完善不同主体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督机制,培育有利于市场竞争的公共服务供方市场,树立承包商的社会责任感。     

官僚式外包: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官僚式外包"是目前我国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出现的一种异化现象,既消解了社会组织作为基本公共服务生产主体的能动积极性,也抑制了公众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主体的积极参与。通过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利益相关者的行动逻辑以及对绩效的影响机理透析发现,不仅社会组织与公众被政府行动逻辑裹挟,还改变了政府购买的项目决策、合同过程、绩效控制机制等关键环节,导致官僚目标对公众需求的忽略与替代,行政权力越界甚至挤占了社会的空间,严重抑制了政府购买的绩效。只有缓解官僚目标与公众偏好之间的冲突、加强行政权力规制与社会组织培育,才能不断改进政府购买基本公共服务的绩效。     

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北大核心

据媒体报道,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把分内工作借购买公共服务之便“外包”出去;有些地方政府购买服务后,却对所委托单位疏于监管,致使购买的一些公共服务质量不佳。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责任分配与行政实体规制——基于公私协力视角的探究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安排者,这并不是预示着它事必躬亲生产这些服务。政府可通过市场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并由后者向公众提供服务。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政府不再承担公共服务的履行责任,但要负担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服务的担保责任。而行政规制是实现政府履行责任转向政府担保责任的关键所在。围绕具体化的政府担保责任,需要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规制主体,建立行政规制的公私协力关系,构建普遍服务规制、持续给付规制、相当质量规制以及合同公法义务规制等体现新型内容的行政实体规制机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视域下的公私契约治理探究

当前各地正在积极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改革,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政府购买服务的重要机制,是以公私合作为基础且以契约合同管理为核心的公共服务方式,这将打破原来政府垄断的服务供给模式,推动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从"权力治理"逐步走向"契约治理"。新的契约治理路径要求政府部门必须改变传统垂直等级化的公共行政结构,积极适应公私部门间互利合作与平等协商的契约治理模式,而这迫切需要政府部门有效培养和提升公私契约治理能力。     

政府间接管理方式下公共服务满意度提升研究

在我国,政府间接管理既是新时代政府职能的一种行使方式,也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放管服行政改革的全新尝试。政府间接管理方式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将原有政府承担的一些职能委托给企业和社会组织承担,政府面向企业和社会组织,再由企业和社会组织面向公共事务、服务事项和消费者的一种政府职能行使方式,是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政府治理工具推进行政改革的结果。公共服务满意度是这种政府职能行使方式社会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评价,反映了公众期望值的实现程度。可以说,强化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然而,在现实中,如何持续提升公共服务满意度也遇到了一些问题。解决路径在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政府间接管理方式下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设计;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框架下处理好两种委托代理关系;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公共服务外包和监督方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四重责任”

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一项重要举措。《决定》指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在具体的实践中，国内不少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但是，也出现一些地方政府把购买公共服务当作“责任卸载”工具，成了“甩手掌柜”，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模式选择研究

作为一项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改革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效能提升是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依据多元供给主体的层次结构,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分为购买生产者服务和购买集成者服务两种模式。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引入任务冲突变量,建立了两种模式下的最优模型,并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所支付的租金大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任务冲突程度直接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选择。当任务冲突程度较高时,政府应该选择购买生产者服务模式;反之,则应该选择购买集成者服务模式。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寻租与治理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寻租的特征表现为:设租者多为掌握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权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设租者与寻租者相互勾结,官商合谋;寻租数额越来越大,环节和人员越来越多;寻租的手段隐蔽化,形式多样化。其主要根源在于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程序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不强,审批程序不规范且审批权力高度集中,独立监管机构缺失,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流于形式。因此,规避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寻租风险,需要推进公共服务外包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合同外包正当的法律程序遏制腐败,建立并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防范和打破合约共谋,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监督与惩处腐败。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三维治理探讨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广泛采用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然而由于合同失灵问题的存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并不一定能够确保公共服务提供的效率和品质。要想破解合同失灵问题,仅从市场机制和政社关系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合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探讨。基于规则、关系与价值三个维度,可以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构建一个全面系统的合同治理框架。规则治理主张,通过正式而精确的合同设计与安排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强调,借助非正式的社会关系来解决履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争议;价值治理认为,打造合同双方共享的价值体系才是防范违约行为和提升合作水平的最佳途径。三种治理机制存在相当复杂的关系组合,只有恰当地调配它们之间的替代关系和互补关系,才能达到协同增效的效果。     

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项目运作机制、策略和逻辑——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现象中提炼出"项目机制-策略-逻辑"的概念框架,运用社会学定性分析方法,对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的政府相关部门、8个非营利组织及服务对象进行了调查,深入探讨了政府和非营利组织项目运作机制、策略和逻辑。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机制是项目外包机制,包括招标发包、委托发包和举办公益创投活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遵循效率和效益的逻辑。非营利组织的项目机制是项目承包机制,包括项目投标和竞标、承接政府部门的委托项目和参加公益创投活动。非营利组织采用多种项目运作策略,遵循多重项目运作逻辑。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存在着风险和挑战,如交易成本增加、服务对象瞄准问题、腐败和寻租现象、机构丧失独立性、目标置换现象等。社会工作服务项目是把服务对象整合进公共制度的桥梁,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不仅是政府与非营利组织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途径,它还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服务双轨制。受限于研究领域和案例数量,文章结论在更大范围内的适用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发展现状——基于二手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合同外包日益成为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机制。本文基于二手数据,在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发展状况(2000~2009)的概括性分析中发现,2000年以来,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发展迅猛,其应用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均前所未有,并且逐步迈入法制化轨道。由于影响合同外包成效的因素相当复杂,政府显然缺乏相关操作经验,无论是在合同外包的决策当中还是在实施当中,"审慎"是最明智的策略。     

公共项目暨政府购买服务的责任监控与绩效评估——美国《项目评估与结果法案》的洞见与启示

自我国出台《关于做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成为一项日常性工作,社会多元主体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甚至发起公共服务项目成为常态。但这种多元化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做法,却带来我国对公共项目,尤其是外包公共服务项目、购买性公共服务项目的责任监控、绩效评价问题,引发了"楼歪歪""桥脆脆""营养餐霉变"等恶果。在目前我国尚无成熟办法的情况下,被我国学术界与实践界忽视的美国《项目评估与结果法案》及其配套做法无疑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路。综合来看,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推进全过程责任监控、外包项目不外包责任、项目绩效与项目责任以及财政预算挂钩、以项目绩效完善完整意义上的绩效型政府与责任型政府的做法对我国有着较好的借鉴作用,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推动公共服务项目改革,尤其有助于促进外包公共项目的责任监控。     

论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

政府购买社区公共服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社会主义公共财政框架的既定方向.在和谐社区建设中,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创新就体现了这一方向.政府通过购买社区公共服务,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服务的项目管理,提高基层政府的社区公共服务的责任,推动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探索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运作模式,同时,加强社区专业服务人员的供给,最终交现社区政治、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赢".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分析

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方式,在现代公共服务的供给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其引发的社会成本也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腐败问题的治理难度加大、失业人员的安置问题、公共服务供给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等。     

以人为本: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价值尺度

"民本"观念是中华传统行政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世界各国行政改革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以人为本,是本届政府在政府管理思想方面的鲜明特征,是现代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本质。以人为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应当具备以下六大要素:民主、责任、无私、效益、法治、透明。因此,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必须塑造"权为民所用"的政府服务理念;强化"为市场服务"的政府角色定位;构建"顾客导向"型的政府行为模式;探索"以绩效为主"的政府评估机制。     

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的价值困境——对南京市“家属照顾型”养老模式的反思

南京市"家属照顾型"养老的模式是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该模式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考虑到养老本身具有家庭伦理属性的要求,所以在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上更需谨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养老社会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但是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可能会存在伦理风险与政策低效的问题。因为利用政策手段确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购买服务关系有悖于亲情伦理关系的自然融洽,不合理的政策设计忽略亲情伦理,会影响养老服务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需兼顾文化与效率两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困境分析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作为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在我国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同时应当引起重视的是我国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面临着必须突破的困境,主要包括法律依据的缺失、过高的成本、政府角色的不当定位和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因素等。     

委托代理之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堵点与疏解--基于辽宁省S市D社区的个案观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有力抓手。借助访谈、观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单案例研究法呈现社区服务购买现状,并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之下,深入剖析社区服务购买的合同管理、监督评估、社工意愿、居民参与方面的堵点,提出疏解策略。研究发现,堵点表现为合同管理欠缺规范性,实际履行随意性强;全程性监督评估弱,信息公开程度低;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激励机制滞后;居民参与程度不高,购买服务质量打折。针对上述问题,从提升政府合同管理能力、构建全程监督评估体系、培育社会组织服务意愿以及唤醒社区公众参与意识四个维度给出优化方案,以期为我国政府购买服务迈向新阶段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