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系统乃最薄弱环节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减灾指挥与管理是北京综合防灾工作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民政部门主要从事灾后救济,气象、地震、水利、环保、消防、地矿、农林等部门的监测预报与防灾减灾经常是各自为战。不少干部将减灾简单视同于救灾和赈灾,重视当前利益,忽视全局和长远利益。     

集结财力注灾区

面对艰巨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发挥主力作用的财政政策转向积极的信号日益明显 财政应该在抗震救灾中发挥关键作用。采访中,财政部政策研究人士向《瞭望》新闻周刊介绍说,各级财政部门目前按照中央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筹措并及时拨付抗震救灾资金,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把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工作作为当前财政工作的重中之重。据财政部新闻办介绍,汶川大地震发     

日本新首相面临的难题

从内政上来说,日本当前仍处于震后救灾重建的非常时期,新首相主要面临六方面紧迫的任务。灾后重建。日本救灾重建工作刚有起色,但是成果还不大,后续措施如何跟上,建设资金从何而来,是很紧迫的问题。     

抗震救灾进行时

抗震救灾激发起的巨大力量,持续转化为冷静坚韧的行动 5月17日,汶川地震进入第5天,深入的搜救工作始终持续,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令人们惊叹。与此同时,截至23日,灾区次生灾害、防疫、群众安置、灾后重建等一系列问题也依次着手解决,从应急救灾到灾后重建,救灾力量稳步展开。截至23日12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55740人遇难,292481人受伤,24960人失踪。     

中国国际救灾援助的重大变革

随着世界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日益加强，自然灾害的跨国界影响日益明显，国际救灾援助成为遇灾后跨国救灾组织工作的重要一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些年来，我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态度积极、主动，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活动越来越频繁，操作程序逐渐规范、有序，政策更加成熟、完善，参与国际救灾援助的规模和领域不断扩大，这些变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救灾减灾工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对外开放的巨大变革。     

救灾进入新关口

汶川大地震已过十余天,近三万失踪者亟待搜救,二十多万伤者亟待治疗,五万多死者需要善后,几百万灾区群众需要救济,抗震救灾仍处在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救急战在继续,灾后重建的持久战已启动。国务院于5月21日决定,中央财政今年先安排700亿元,建立灾后恢复重建基金。《瞭望》新闻周刊在灾区采访时获悉,四川省将在本月底前编制完成灾后     

1949—1990年辽宁自然灾害救济研究与评价

由于1949—1990年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辽宁地区的社会救济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救济效率低下、制度不健全、参与主体单一等方面。因此需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来改善辽宁地区的灾害救济:优化灾害救济过程,提高灾害救济效率;加强救灾法律制度建设,建立防灾预警体制;建设多主体救灾体系。     

中央政治局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四川省汶川县等地发生的特大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     

“绝不放弃最后一个幸存者”

指挥部要求集中所有力量,先救学生 5月15日早晨,地震后第三天,本刊记者搭乘紧急前往增援的成都军区某救灾部队的军车,进入都江堰市东北郊的向峨乡,目击了这里地震灾后的惨烈情景和众志成城的救助。     

一项牵动亿万人心的善举

这是一项由江泽民总书记多次提议和大力倡导的活动这是一项标志着我国救灾救济工作走向社会化、经常化的活动这更是——     

论完善实现中国财政民主的法律机制

财政民主实现的法律机制是一系列财政民主制度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满足保障国家财政属于人民所有,受人民管理、制约,并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目的。面对依法治国的要求,中国财政民主实现的法律机制无论在财政信息公开机制与公民财政决策机制上,还是在财政监督机制与财政救济机制上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应立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和法治原则,建立健全财政信息公开机制,强化公民财政决策机制,提升财政监督机制的实效性与增强财政救济机制的功能。     

“智慧化”建系统 “科学化”强效能——河北唐山市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侧记

<正>1976年7月28日,河北省唐山市发生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逾24万人罹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惨重历史罕见。40年后,习近平总书记到唐山市考察时强调,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     

2006年中央累计抗灾投入逾111亿

1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2007年第一场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介绍了2006年中国自然灾害和救灾工作的情况。李立国透露,2006年我国自然灾害是1998年之后最为严重的一年,民政部积极协商财政、卫生等部门加大对受灾地区救灾工作的支持力度,提高了中央救灾补助标     

功崇惟志 业广惟勤 做地震安全的坚定守护者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就防灾减灾救灾作出重要论述,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来川视察期间,多次就四川防灾减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做好四川新时期防震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工作方向。地震灾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是自然灾害的群灾之首。     

论政府在重大灾难事件心理援助中的责任

缺乏心理援助的救灾是不完整的救灾,已是当前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对我国这样一个灾难与突发事件多发的国家而言,灾后心理援助不仅仅只是专业工作者的事情,政府作为危机管理的主体,在心理援助中不仅应该有所作为,更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其主导作用体现在建立危机干预的立法保障,探索适合国情的公共教育形式;体现在对突发事件的迅速积极响应,提供权威支持和对心理应急干预的组织与协调;更体现为心理重建过程中所提供的政策支持与社会动员。     

完备高效的避难场所体系建设探索与实践

城市应急避难场所是指在城市中人口聚集区附近，以应对地震灾害为主，兼顾其他灾害事故，用于接纳受灾居民紧急疏散、临时或较长时间避难及生活，确保避难居民安全，避免灾后次生灾害危害，并可供政府组织开展救灾工作的场所。1997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破坏性地震发生后，     

有感于《运筹高效率救灾重建》

《瞭望》新闻周刊第19期刊登的文章《运筹高效率救灾重建》以理性、客观视角充分总结、阐述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的一系列果断、科学决策,文中从深入一线的高效率决策到进步中的制度建设,让读者更加意识到灾难发生时,党和政府决策的重要性。     

迎接新的考验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全面推进，我们面临着许多新困难新问题：余震不断给救灾工作带来许多难题，1400多万被转移的受灾群众需要妥善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的工作极其艰巨。我们仍然需要以坚定的信心、百倍的干劲和昂扬的斗志，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新的考验。     

“离灾优于防灾”:国际灾害治理政策创新及对中国启示

在灾害治理过程中“无（未）知”现象层出不穷，“离灾优于防灾、防灾优于救灾”这一反思性理念应运而生。离灾以“与灾害共存”、“和自然共生”及“共生共荣”为基本理念，提倡人类在灾害经验反思基础上运用最新科学技术和非结构措施建构社会系统良性运转策略。离灾政策主要包括离灾城镇建设、离灾建筑品质、离灾用品及机制评分制度、离灾人员认证制度、离灾意识培养和非结构式措施运用等，主张将不合理、不必要的防灾费用用于离灾建设，同时以“山、路、桥、河”为共治对象，并落实灾后重建生态保育复育理念、制定“离灾不离村、离村不离乡”和永续社区发展等策略以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带来的冲击。离灾政策尽管存在着短时期内效益难以显现、成本高、实际运行效果不确定和不同政策目标难以取舍等局限，但无庸置疑，它对于我国灾害治理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     

来自分税制改革的支撑

财政体制下阶段改革仍要持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财政能在短时间安排上百亿应急资金,并建立700亿灾后重建基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围绕着分税制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财力的巨大提升和财力运用的高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无论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还是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我国财政体制一直围绕着分税制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