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追诉机制研究

在实践中,“告诉才处理”案件的自诉人往往面临着证据不足的诉讼困境,通过自诉维护自身利益的难度较大。其原因在于,我国将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追诉机制一律规定为自诉。在比较法视角下,日本采取公诉垄断主义,而德国与我国台湾地区均采取公诉自诉并行主义,对我国均有借鉴价值。笔者认为,可从降低自诉起诉要求、衔接自诉转公诉、增强检察机关介入三方面对现有追诉机制进行完善。此外,基于立法目的及文义分析,也应当允许告诉才处理案件被害人通过公诉寻求救济。     

民刑关系视野下的我国亲告罪立法:比较与反思——以德、日刑事法为借镜

亲告罪的综合主义立法模式和绝对公诉模式,其共同点都是将“告诉才处理”视为诉讼条件,旨在防止公诉机关对被害人权益的侵犯；绝对私诉模式对被害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宜扩大亲告罪的范围.从民刑关系视野考察,亲告罪诉讼条件的设定应当有别于一般的自诉案件、尤其是民事案件.我国未来的亲告罪立法宜转向综合主义模式.     

我国现行相对不起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相对不起诉具有公正、效益、秩序等诉讼价值。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相时不起诉适用范围具有狭窄性;适用标准具有不确定性;适用程序具有烦琐性案件转诉具有矛盾性;制约机制的不合理性。我国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立法完善,应适当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建立暂缓起诉制度;建立征询被害人同意机制;建立合理的“公诉转自诉”救济机制;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对非刑罚替代方法的适用效力;建立合理的相对不起诉制约机制;改革和完善不起诉的工作程序。     

存疑不起诉案件民事赔偿代理程序探析

某些存疑不起诉案件中,虽然定罪证据不足,但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是充足的。依据现有法律,公诉机关就案件的刑事部分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必然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程序也随之终止,被害人及其家属向加害人提出民事赔偿的诉求也就不能得到公诉机关的支持而不得不转入自诉程序。这种诉讼结局既浪费了宝贵的司法资源（侦查机关已取得的认定民事赔偿责任的证据）,也加重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诉讼难度和经济负担,还会导致被害人与公诉机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造成缠访缠诉。因此。最为合理的作法是对此类案件应当由公诉机关代理被害人及其家属向法院提出民事赔偿程序。     

我国刑事自诉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自诉制度是公诉制度的必要补充。我国现行刑事自诉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是:在理论上没有理清公诉与自诉的关系,在立法和实践上二者关系不协调。应适当缩小第一、二类自诉案件的范围;消除第二类自诉案件中的立法矛盾;取消第三类自诉案件并建立替代制度;建立公诉权对自诉权的支持制度。     

重婚罪：自诉抑或公诉

在我国,重婚属于自诉案件中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既可以由被害人等告诉权主体提起自诉,也可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责主动介入从而启动公诉程序.立法显然的隐含立场是以自诉为主,公诉为辅.这种诉权模式可以较好地避免刑法的负面效应,节约刑罚资源,同时又能有效解决纠纷而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将重婚罪直接纳入公诉范围并不能解决该类案件取证难的问题.为有效消解重婚犯罪追究中的不利因素,应当在完善重婚罪实体法规定的基础上,降低自诉标准,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将刑事和解与调解机制延伸到重婚公诉案件中,并引入暂缓起诉制度.     

浅析刑事自诉案件的法律监督

在我国,由于理论上不重视、认识上不统一、立法上缺失,导致法律监督在刑事自诉程序上出现"盲区".这与<刑事诉讼法>第8条的规定相违背.为维护司法公正、防止权力滥用,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根据自诉案件的特点,应在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有权对自诉案件进行全方位的法律监督,可采取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并行的方式实施.     

诽谤罪“但书”条款的理解与界定

法律上虽然规定了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标准,但并没有将这一标准细化。实践中,司法机关对诽谤罪公诉标准的认定模糊,扩大了公诉型诽谤案件的范围,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本文通过对诽谤罪＂但书＂条款进行分析和界定,旨在厘清诽谤罪提起公诉的标准。诽谤地方领导并不足以达到提起公诉的标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面对公民和媒体的评论要有更宽广的容忍度,对公民合理发表评论的行为要予以鼓励和保护。此外,准确理解和界定诽谤罪的＂但书＂条款相较与将其废除,也有利于合理平衡公民的名誉权和言论自由。     

撤回公诉的反思与改革

当前,我国撤回公诉制度尚未得到《刑事诉讼法》的明确承认,仅有"两高"司法解释的概括性规定,处于立法的灰色地带。实践中撤回公诉也存在撤诉事由脱法化、功能异化以及撤诉后再诉现象普遍等问题,追根溯源,原因在于"审判去中心化"的实然诉讼格局,在此格局下审判沦为对侦查、起诉活动的确认,撤回公诉成为控诉机关规避无罪判决的"绿色通道"。因此,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应当扭转以往我国诉审关系的错位格局,发挥审判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作用,并基于审判中心主义视角改革撤回公诉制度,从反方向防止程序倒流。     

轻微刑事案件的程序分流——以刑事和解与自诉程序的衔接为中心

刑事程序分流在许多法治先进的国家已经得到大量运用,但我国还面临着出口窄的问题,且目前"流水作业"式的刑事诉讼纵向结构存在着若干程序分流的障碍。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后增加的公诉案件和解制度,作为这种框架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在理念、运行、预期效果等方面出现令人遗憾的硬伤,还影响到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公诉案件和解程序应与自诉程序相互协调,以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的分流。     

对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间关系的若干思考

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之间关系较为复杂,两者虽同属起诉便宜主义产物,但在价值选择上有不同倾向,且存在冲突竞合之处。为更好发挥制度设置的目的,建议以同心圆模式确定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的界限,酌定不起诉与取保候审相结合取代"附条件",以酌定不起诉吸收和解不起诉,进一步减少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存在的适用限制。     

论暂缓起诉的制度构建

暂缓起诉制度作为一种起诉裁量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发展的结果。该制度的适用对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以及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矫正有着积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院正在试行该制度,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因此,我们应在借鉴国外发达法治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语境下的暂缓起诉制度。     

民事公诉的法理基础质疑

所谓民事公诉,学界一般认为,是指针对特定范围内的某些涉及侵害国家重大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有关群体或个人重要权利的行为,在无人起诉或当事人不愿、不敢、不能或怠于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以国家公诉人或原告的身份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动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民事公诉在我国司法领域属于一种新生事物。绝大多数民事公诉案件是检察机关为挽回国家资产的流失而提起的。近几年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不少利益主体不择手段地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通过各种…     

暂缓起诉制度之中国化构建

暂缓起诉是起诉便宜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检察机关行使起诉自由裁量权的方式之一。我国检察机关也在试行暂缓起诉,这不仅符合建设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刑事司法理念,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要选择。我们需要在借鉴域外关于暂缓起诉的立法和司法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暂缓起诉制度。     

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保障与限制

检察机关控诉权中的保证被告人到庭受审权受到来自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干扰,必须调整立法予以保障。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案件中的赃款、赃物处理程序存在明显的欠缺,导致公诉机关行使部分审判性权力,应通过修改与补充相关规定加以限制。     

检察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完善

检察侦查一体化指检察机关采取以侦查指挥中心为主要组织形式，以提办、交办、联合办、督办为主要办案方式，实行侦查活动统一组织指挥，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和经营，侦查人才和技术装备统一调配使用，执法环境统一营造的侦查机制。完善检察侦查一体化机制，要建设侦查指挥中心，健全领导机制；同级检察院内部建立以侦查部门为主、其他业务部门为辅的协作机制；加强外部协作，构建侦查信息平台；实行案件线索科学评估，统一管理；重视侦查人才培养，提高整体侦查水平。     

计算机司法鉴定和司法检验

计算机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对涉及计算机问题由法庭认可的人员作出的专业判断的活动。计算机司法检验是指在案件调查过程中专业人员对涉及计算机的证据进行收集、提取、保存、归档等活动。     

论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

诉前证据保全制度是证据保全制度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其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合法性和准确性。建立我国诉前证据保全制度 ,有利于维护正常的诉讼程序 ,同时 ,从非诉案件的角度来看 ,它还有利于行政执法 ,仲裁裁决 ,非诉案件的审查、处罚等等。     

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制作的要求

起诉意见书由首部、正文和尾部组成。高质量的起诉意见书要求语言规范 ,结构严谨 ,并渗透扎实的法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