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新模式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机制,也是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载体。为进一步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工作,转变政府职能,上海市奉贤区庄行镇以"万、千、百人"就业项目转制整合后成立的综合协管服务中心及综合公益服务社为典型,在有效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培育和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提高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等方面,积极探索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新模式。一、现状庄行镇共有社会组织109家,     

服务理念的双重关注:管理主义与民主价值

"服务型政府"是近几年在我国政府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而服务理念的树立是构建服务型政府首要面临的问题.服务理念体现了一个政府的价值选择,管理主义和民主理念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价值向度,但这两个向度在很多人看来所采用的服务手段与方式在理念上是不同的.实际上,服务理念内在地包含着管理主义和民主价值.     

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运营管理体制探索——以深圳市B区为例

本文以深圳市B区为例,针对政府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的运营管理体制进行探索。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运营机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从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流程、购买服务的机制以及此项机制的社会环境等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建议改善购买社工服务的基础模式,购买评估规范化,增强社工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能力,优化购买环境等,改善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运营管理体制,营造更加公平公正、高效、规范的社会工作服务环境。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规范化

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公共需求的多样性和政府自身能力的有限性,使政府与社会合作进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趋势.在世界行政改革中出现的政府花钱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供了可行的路径.我国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探索,虽然获得了一些经验和制度的积累,但仍需在规范化方面作进一步努力,包括就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购买的程序、社会组织的资质、政府部门的职责分工,以及购买服务的监督与评估等等,都需要来自国家层面的指导意见,以保证政社合作在全国的平稳、健康发展.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模式选择研究

作为一项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改革举措,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效能提升是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依据多元供给主体的层次结构,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分为购买生产者服务和购买集成者服务两种模式。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引入任务冲突变量,建立了两种模式下的最优模型,并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所支付的租金大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任务冲突程度直接影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模式选择。当任务冲突程度较高时,政府应该选择购买生产者服务模式;反之,则应该选择购买集成者服务模式。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现实困境与创新之道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也是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还处在起步阶段,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地方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可能的创新在于:制度创新——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政策体系,准确选择购买项目;人才创新——加强社工人才培育,促进社工人才职业化转化;监管创新——积极扶持民间社工组织,保持民间社工组织独立性;评估创新——建立第三方评估监督机制,提升项目管理水平等。     

公共服务与社工服务供给研究——以广佛肇地区为例

社工服务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针对当前广佛肇地区社工服务供给的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优化社工服务供给需要政府加大购买社工服务的力度,制定、完善社工服务行业标准,确保城乡居民获得社工服务的机会均等等方面的工作。     

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管理系统初探——以长洲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广州市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重要阵地,从2011年20个试点到目前174个街镇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发展迅猛,但在势头中,构建服务管理系统迫在眉睫。从系统构建的意义、内容及特点三方面,阐述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服务管理系统探索情况。这一探索为广州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     

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的价值困境——对南京市“家属照顾型”养老模式的反思

南京市"家属照顾型"养老的模式是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该模式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养老领域的应用,考虑到养老本身具有家庭伦理属性的要求,所以在养老服务方式的选择上更需谨慎。政府购买养老服务是养老社会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但是政府购买家属服务养老可能会存在伦理风险与政策低效的问题。因为利用政策手段确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购买服务关系有悖于亲情伦理关系的自然融洽,不合理的政策设计忽略亲情伦理,会影响养老服务评估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需兼顾文化与效率两个方面,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     

理性选择视角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以北京市QN社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为例

通过对QN社区的个案分析,运用科尔曼的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把政府购买服务的双方视为科尔曼分析框架中信任关系的"委托人"和"受托人"。政府通过理性选择形成相应的购买服务模式,以及管理、监督、评估制度,提供各个方面资源的支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提升社会组织的可信任度。而社会组织也通过积极满足购买服务的要求,提供自身专业性的服务,来提升政府对其的信任度。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于理性选择认识,形成信任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制度规范与政策优化——以厦门市为例

地方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为了提高购买服务的绩效,一方面要实现购买服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设定需要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制订符合不同需求的购买方案,创新购买服务制度;另一方面,要实行以社会大众需求为导向的优化购买服务政策,用第三方评估机制树立购买服务的标准,培育壮大地方社会组织,激发社会各界监督政府购买服务的基本过程。     

政社分离背景下的第三方社会服务评估之路——对H市创建“幸福社区”的评估与思考

社区是人民群众生活生产的社会共同体,是城市基本的组成单位。随着H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H市启动了"幸福社区"创建工作,旨在打造出善治、参与、服务型的社区,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对创建工作进行第三方评估。专业的第三方评估对促进更有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牌社区建设,以及倡导、推动居民参与到更广阔的城市文明建设和社会公益服务之中,进而实现个人—家庭—社区—城市—社会的完整结合具有实际意义。     

把政府带回来: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趋向

近年来,通过合同外包的方式购买服务逐渐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重要模式。然而,不少研究发现,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运作过程容易造成政府角色的迷失,在委托-代理、竞争性购买、合同契约、第三方评估和短服务周期等方面存在隐患。而广东省的"双百计划"实践,开辟了一种新的公共服务购买模式,它介乎传统的单位制和当下的市场制之间,通过建立直接委托-代理关系、非竞争性购买、事本主义、政府主导评估、中长期服务周期等,有利于规避服务外包中的隐患,显示着动态发展的政社关系的新前景。实践证明,行政的进入并不一定会挤压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专业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行政的进入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与此同时,技术理性和过度的市场化机制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文章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理论基础,强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与合作性,实现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的单边模式向"利益相关者协作"模式转型。文章对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进行了分析,剖析当前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困境,并提出合作对象选择、信息沟通协调、公民参与和监督评估四大机制的构建,以期为推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提供有益的启示。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我国当前的社会管理创新是在复杂的社会系统中进行的。社会学制度主义可以提供一种整体主义理论视野来看待社会管理创新，使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既考虑到制度性因素，又不能忽视情境性因素。在寻找正式制度条文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合理平衡点的基础上，积极地创设一种功能耦合型社会管理新体制机制。     

从制度主义转向行动主义的社会治理--读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

近代以来的社会治理突出了制度主义的逻辑，社会治理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制度的框架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治理依附于中心—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自20世纪80年代起，人类社会进入了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的历史阶段，政府垄断社会治理的局面受到了挑战，依靠制度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失灵，因而需要谋求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就现实的社会治理过程来看，由于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行动与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被重置。民主的内涵从制度转向行动，专注于行动会把社会治理引向合作治理的方向。张康之教授的《公共行政的行动主义》为我们展示了社会治理从制度主义到行动主义的转向，并创造性地描述了走向合作治理的图景。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探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公共文化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实践创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介于政府直接提供服务和完全市场化之间,可以实现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激发政府能力、社会动力、市场活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促进社会组织发展,满足公众多层次文化需求。根据公共文化服务的属性和江苏省南通市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加强制度建设、培育发展社会组织、严格绩效评估是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关键。     

国外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经验与启示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出台一年来,全国各地政府纷纷加快推进和规范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一方面公众可以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迎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国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起步早,实践丰富,在扶持引导社会组织发展、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等方面有一些通行做法和经验,对推进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委托代理之后: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堵点与疏解--基于辽宁省S市D社区的个案观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区服务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有力抓手。借助访谈、观察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单案例研究法呈现社区服务购买现状,并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社区服务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之下,深入剖析社区服务购买的合同管理、监督评估、社工意愿、居民参与方面的堵点,提出疏解策略。研究发现,堵点表现为合同管理欠缺规范性,实际履行随意性强;全程性监督评估弱,信息公开程度低;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性,激励机制滞后;居民参与程度不高,购买服务质量打折。针对上述问题,从提升政府合同管理能力、构建全程监督评估体系、培育社会组织服务意愿以及唤醒社区公众参与意识四个维度给出优化方案,以期为我国政府购买服务迈向新阶段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参考。     

公共冲突管理中的政府责任及其机制建构

风险社会下公共冲突的大量存在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政府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在公共冲突的多元管理主体中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从实践来看,公共冲突具有复杂性、突发性、群体性、不确定性和扩散性等特征。目前,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公共冲突管理过程中冲突意识淡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制度供给不足、问责不到位以及组织机构和战略规划缺乏,使其对公共冲突管理基本处于"责任悬浮"与"效果浅表"状态。夯实政府公共冲突管理路向责任,需从构建公共冲突管理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健全的制度体系、畅通的信息发布机制、有效的行政问责机制以及组织保障机制着手,并正确处理信息公开与舆论导向、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硬件"建设与"软件"保障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对公共冲突的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