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的算法安全与治理

随着算法的不断演化及其在计算、通信、仿真、数据分析、信息管理、信号处理及指挥控制等领域的不断优化,有关算法所引发的一系列安全问题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算法安全源自于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度嵌入所带来的安全问题,从国家安全视角来看,算法安全具有逻辑操纵的政治性、行为影响的颠覆性、场域渗透的隐蔽性等显著特点,并且会深度影响国家安全的各个维度。具体而言,算法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表现在深刻改变国家间权力结构对比、导致隐性算法依赖和逆向算法攻击等方面。近年来,随着算法安全风险逐渐显现,加强算法安全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结合算法安全的特点和世界各国有关算法安全的应对举措的基础上,我国可以通过提高算法风险意识、培养算法专业人才、完善算法监督体系等方式来进行有关算法安全的秩序重构,以强化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安全治理。     

总体性治理策略：面向复杂社会的城市安全实现逻辑

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体系是维护现代城市安全的根本之策。现代城市面临着来自自然界、物理设施和社会领域的系统风险,风险之间的传导与转化加剧了城市安全的复杂性。实现城市安全愿景不仅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也要增强人的安全感,塑造积极的城市安全文化。当前,城市政府部门业务分割造成了风险管理的碎片化,条块分立造成了城市安全实现的分散化,安全的维护与塑造分隔制约了城市安全的共识形成。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性、系统性的要求,应当转向城市安全的总体性治理策略,更系统全面地进行城市风险管理,解决碎片化的治理逻辑;把城市安全的实现融入城市治理和发展进程,并最终服务于人民利益;培育和塑造城市安全文化,为城市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奠基。     

新时代国家安全理论的新发展及对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启示——学习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精神

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二十大后国家安全领域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坚持贯彻和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既有国家安全理论上的继承性,又有创新性和突破性。抓主要矛盾,正确把握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国家安全领域发扬斗争精神;在动态中完善,坚持并不断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完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地方党委国家安全系统全国基本覆盖;坚持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突出实战实用鲜明导向;与时俱进,提升网络数据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水平;维护开放安全,主动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环境;警惕叠加效应,完善应对国家安全风险综合体;强化国家安全意识,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这次会议对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重要启示有:要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要有强烈的时政性、要追求理论的系统性、要提升理论研究的精细性。     

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责任与国家治理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网络空间政治安全治理是主权国家必须担负的政治责任和时代使命,也是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它体现着主权国家的现代治理能力。事实上,在网络化、信息化、技术化和全球化时代,网络空间国家政治安全已经发生了很多不同于物理时空环境中的变化。这是建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根本前提。在此前提下,网络空间政治安全观以及国家治理责任的建构,还需要以网络空间中技术环境、政治权力与政治权利的结构与配置、各政治主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以及心理认知等为核心要素。因此,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国家治理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在物理层面上,国家对于网络和通讯通信基础设施的保障和创新;在治理层面上,国家应从网络空间政治安全的制度化能力、控制能力和控制智慧、国家认同与国家合法性以及治理体系建构能力等方面理性、科学、协同地维护和捍卫网络空间政治安全。     

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研究:基于模型的阐释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国家安全作为专章进行部署,并在五个统筹中进一步突出了“统筹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按照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和“新安全格局”的要求,塑造国家安全态势强调全主体应对、全领域治理、全过程协同,其运转模型可以建构为“规划制定—机制融合—动态管理—完善规划”的闭环结构及国家安全与国家治理体系机制深度融合的“嵌入”结构,具有前置化统筹、规范化嵌入、动态化监测、基础化调节四个特性。尽管这一模型理论层面上具有优势,但应用层面却因现有体制局限极易陷入实践困境,须立足于落实国家安全责任制、优化考评体系、完善多元共治、加强人才培育等方面综合施策,消解其应用层面的实践困境。     

新中国70年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探索与创新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国内国际局势的发展,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研究应深入探讨我国社会稳定风险内容、形式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治理方式、方法和模式的变化。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压力管控型""应急维稳型""评估预警型"等三种类型。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代发展要求,结合我国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经验,为了更好地发扬我国现有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的优点和克服其不足,我国当前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应从利益共享、政府信任和多方合作等三个方面加以创新,以构建一种"共享—信任—合作"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模式。     

大安全观：超大型城市应急管理的理论构建——来自深圳的应急管理实践

超大型城市治理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实践要求至关重要。深圳市应急管理工作立足新时代城市安全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使命,坚持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通过理念与路径的创新,开展全生命周期数字赋能的应急管理实践,将应急管理工作实践落实到充分保障人和物的安全、保障社会组织的安全和保障网络安全上,创造性地将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城市域内延伸为包括物理空间安全、社会空间安全、数字空间安全在内的大安全观。物理空间、社会空间、数字空间安全的本质分别是本体安全、组织安全和数据安全,服务于城市安全保障工作从静态到动态、从传统到智慧化的转变,这自广义安全论出发,形成了更为全面和整体化的安全工作思路。建立城市应急管理的大安全观是深圳实践对其他省市的经验借鉴,更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发展贡献。     

系统思维指导下的大安全格局内涵及实现路径研究

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形势呼唤新的国家安全观,而新的国家安全观指导国家安全实践会形成新的国家安全格局,即大安全格局。系统思维是系统科学理论在国家安全中的应用,具有方法论意义。整体性和协同意识、层次性和分类指导、结构性和功能最强、开放性和动态调整是系统思维的理论涵摄。安全发展、统筹各领域安全、贯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共建全球共同安全、统筹内陆安全和边疆安全、打造线上安全和线下安全共同体是大安全格局的基本内涵。在战略上布局国家安全治理、在观念上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制度上强化国家安全的法治保障和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是实现大安全格局的现实路径。     

总体国家安全观: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统筹国际国内两个视域、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背景下提出,它不仅是一个关于安全的概念,更是一种理念,表达了安全事实所可能达到的最好状态,饱含了不同行为体对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期待与追求,是人们对于建立安全共同体所持的一种理想。总体国家安全观正确把握了国家安全形势的新特点新趋势,是一个包含着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它在更宽广的时空领域内考虑到了国际关系与内政的联系、国际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协调,除了民族国家这一主导性的安全主体以外囊括了个人、团体及全球等单位,实现了国家安全与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紧密结合。     

新时代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理与防范对策

系统性风险是由系统内部相互联系与作用的风险组合而成的风险综合体,具有非线性与涌现性、连锁性与耦合性、跨界性与极端性等特征。新时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的关键期,也是风险挑战日益凸显期。现代化增加了孕灾环境的敏感性、增加了致灾因子间的联动性与承灾体的脆弱性,为各类风险滋生与蔓延、连锁与联动以及耦合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客观条件。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公共安全、经济金融风险、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着力加强党中央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强化数智赋能系统性风险防范,打好防范系统性风险组合拳。     

城市总体安全韧性：理论脉络及治理提升

在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城市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受到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挑战,城市安全状况能够部分反映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情况。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构建城市总体安全韧性理论体系框架提供了基本遵循,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安全韧性分别是城市总体安全韧性的物质基础、根本保证、精神寄托、重要支点和环境保障,全面增强城市总体安全韧性有助于提升城市安全治理能力和安全水平,应从总体安全韧性的五大领域推进治理提升：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增强城市财政金融稳定性;构建有助于城市总体韧性发展的制度体系、城市规划体系和监督检查制度;树立高度的城市文化自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方位营造安全氛围;构建更加包容、多元的城市社会,建立多元主体合作协商机制;提升城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能力等。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整合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基本取向表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无为而治、以德服人等方面 ,西方管理理论体现在科学管理、人群关系等学派理论中 ,经历了科学人、社会人、丛林化等阶段的发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理论的整合 ,一要以人为本 ,结合“情”与“法” ;二要因时制宜 ,把握“时中”原则 ;三要无为而治 ,实现柔性管理 ;四要以德服人 ,建设企业文化     

当代生物恐怖威胁状况评估与治理路径

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大事,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生物安全法》是国家安全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应对生物恐怖威胁最有效的法律武器。评估发现,当前反生物恐怖主义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主要是以生物病毒传播、生物武器研制、生物技术滥用为代表的生物恐怖主义风险持续加剧。生物恐怖主义治理路径包括科学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树立积极刑法观在生物安全治理中的正当性;深化开展生物恐怖潜在风险调查排查,统筹建立生物安全威胁能力评估体系;着力提升生物安全监测预警能力,健全完善反生物恐怖情报工作机制;全面提高生物恐怖威胁应急处置能力,推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生物安全全球治理,推动形成维护生物安全的强大合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国家政治安全

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政治安全之间具有深层关系。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在根本上解决国家政治安全所遭遇的困境与难题;另一方面,国家政治安全又是推进和最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下中国政治安全面临的挑战主要有:国家治理的功能类型及能力方面与现代社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国家治理在民主与科学方面还难以充分满足社会发展及公众期待;国家治理过程及结果在公平系数和正义刻度上还与民众需求有一定距离。全面深化改革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根本举措,要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作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服务的均衡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走上法治化轨道。     

风险防控思维下的应急治理研究

风险防控思维是应急治理重要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要求应急治理工作必须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忧患意识。本文用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强化"两个根本"、用应急治理制度安排的法制化和权威性推动构建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用应急治理方法手段的专业化和系统性来支撑保障集约化和高效性、用信息化推进应急管理现代化等几个观点引导,提出实施风险防控思维下的新时代应急治理策略:扭住关键将风险防控思维贯穿应急治理各领域和全过程,前移关口强化应急治理中的风险管控,以预防为主完善风险防控思维下的预防性应急管理法律制度。     

背离与趋同:新公共行政与新公共管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领域似乎经历了众多理论更迭,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两个理论在产生背景、基础价值和研究方式上呈现背离,然而在回应性和参与性等价值理念,组织结构设计要求分权、扁平化和运用市场力量改造政府,以及管理方法上强调团队实践和协作表现着趋同.     

再综合化：常态与应急态协同治理制度体系研究

基于社会形态特征的学理性分析以及常态和应急态下的治理行为特性比较研究发现,协同治理理论框架是实现跨阶段协同的重要基点,需要围绕多主体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决策、协同规则、协同行动、监测评估等过程要素进行系统建设。要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多要素多环节多情景的协同治理结构;深化结构性改革,完善政府组织制度体系;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健全机制为抓手加快制度性协同创新;强化制度保障体系建设,为协同治理赋能;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协同体系。     

我国应急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方略

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如何发挥应急的保障作用是一个大课题。围绕在新发展阶段,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着眼于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创新性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应急事业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应急管理》杂志编辑部开展系列话题研讨。本期,以"我...     

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构成及其韧性治理

伴随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更新迭代,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类政治活动的重要场域,网络空间政治安全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风险。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主要包括网络空间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网络空间关键基础设施入侵的风险、网络空间政治认同弱化的风险和网络空间政治参与无序的风险。应从技术韧性、组织韧性、制度韧性、文化韧性四个维度构建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韧性治理体系,运用先进技术提升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的精准治理能力,强化不同组织间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协同治理能力,构建多元主体相互联动的网络空间政治安全风险治理体制机制,增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