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

韦伯在总结官僚制发展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性设计问题.但是,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官僚制体制所体现出来的却是片面的形式合理性.所以,存在着理论上的悖论,而这一理论上的悖论又必然导致官僚制在公共行政实践上的困境.在20世纪官僚制的实践中,集权与授权、效率与责任、科学与价值的冲突都达到了空前的地步,特别是官僚主义的问题引致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的诸多问题,以致于政府及其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因此,自70年代以来,行政改革的运动提出了告别官僚制的目标.     

经济学视阈中的官僚制研究——解析安东尼·唐斯的官僚经济理论

对理性官僚制理论的解析和反思一直是公共行政学界研究和争论的一大热点.在这些争论中,安东尼·唐斯率先从新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析官僚体制、官僚组织和官僚行为等问题,开创了官僚经济理论研究的独特视角.唐斯对官僚组织的生命周期、官僚的行为以及官僚组织等理论的系统梳理与研究,形成了官僚经济理论,其主要贡献是更加注重寻找官僚组织和官僚整体的内在行为动机,更加注重对现实的解释,更加注重对官僚的行为和心理的研究.     

韦伯官僚制在中国转型时期的运用及其完善

分析比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组织理论,不难发现官僚制在中国的现实运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理性精神不足、法治理念薄弱和科学精神缺乏等。基于我国的国情考虑,欲完善之,具体做法是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转换;从“人治行政”向“法治行政”转换;由“单方行政”向“参与行政”转换;由“官僚行政”向“学习行政”转换。     

论统治视角中的官僚制

官僚制理论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并作出了深入研究的问题。在韦伯之前 ,虽然也有人对这个问题作出研究 ,但只是在他这里 ,官僚制理论才第一次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而存在。在韦伯之后 ,官僚制的问题是 2 0世纪学术思想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问题 ,几乎所有 2 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们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但是 ,所有谈到这个问题的人 ,无论是持肯定的态度还是采用批判的眼光 ,基本上都是对官僚制作出了统治的理解。这就是官僚制理论和实践出现全面危机的根源。当前 ,一场全球性的行政改革运动正在进行 ,要想真正有所建树 ,当务之急是走出统治的视角     

韦伯理想型官僚制理论述评

社会科学领域很少有哪一个概念能与“官僚制”一词同样引起广泛的关注。在行政学理论中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一直备倍受重视，特别是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理论的研究就更加引人关注。本文主要对韦伯的理想型官僚制理论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定位、核心与内容进行重新梳理，以求对聿伯的官僚制理论追行全新的、系统的理解与阐释。     

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

19世纪末,威尔逊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开启了行政学研究的大门,古德诺等人也为行政学研究做了进一步探索,更明确了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现,而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在威尔逊、古德诺等人为现代公共行政及科学研究确立了逻辑前提的基础上,马克斯·韦伯提出了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具有扛鼎意义的官僚制理论,理论的诞生对当时的政府行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人们对政治生活更加理性的诉求,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化时代的到来,官僚制在应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悖论并面临着许多危机,就官僚制理论的产生及内涵、理性官僚制的悖论、官僚制的危机等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官僚制的救治与超越进行市场化方案的反思,以及文化方案、伦理方案的阐释与论述,力求找到一条更适合当下政府行政的合理化道路与官僚制的救治方案。     

理性官僚制的局限与公共部门改革的后官僚制路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理性官僚制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对官僚制的批判包括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存在个人需要和组织目标之间的矛盾、缺乏应变力和灵活性等多个层面。这也导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以背离官僚制为取向的公共部门改革,其基本思路可以分别概括为新公共管理路径和新公共服务路径。对中国来说,面对行政管理中所存在的诸多非理性因素,需要在构建和完善理性官僚制的基础上逐步增强公共部门的能力。     

论官僚制的反功能

自韦伯提出理性官僚制的概念以来,许多学者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官僚制的反功能问题,认为官僚制不仅仅存在正功能,而且会产生反功能问题,如效率低下、繁文缛节、保守主义等等.更有学者在官僚制反功能的基础上,提出来官僚制病理学研究的问题.本文首先检视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官僚制病理学研究.其次在此基础上,尝试性地分析了官僚制的反功能及病理学研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

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形成与现代化过程中的现代性紧密相连,特别是与现代性的理性有关.马克斯·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他对官僚制理论作了全面的阐述.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建立起来的西方官僚制组织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有着现代性困境:一是官僚制的正功能与反功能并存,二是理想型的官僚制与现实的不可能性的冲突.     

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的比较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制不同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艾森斯塔德认为中国古代官僚制是一种历史官僚制,从组织和制度层面对理性官僚制与历史官僚制进行比较分析,显然后者缺乏前者所具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观念。但中国古代官僚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其精神内化在制度之中对当前我国的官僚制仍有很大影响。对西方理性官僚制与中国古代历史官僚制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探索解决当前我国官僚制的发展问题。     

继承与变体——“官僚制”与“压力型体制”的对比分析

"压力型体制"意在强调地方政府的运行是对不同来源发展压力的分解和应对,其作为中国政府组织运行方式的形象描述,是西方官僚制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实践中逐渐产生的特殊变体。鉴于二者在组织形式、核心机制、运行方式和评价机制方面的诸多相似与相异之处,本文对"压力型体制"与"官僚制"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展望了压力型体制的前景与理论启发,以期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提供指导。     

浅谈官僚人格再造

近代社会官僚制的确立和发展推动了西方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官僚制的弊端也不断地暴露出来。官僚制对行政人员人格的摧残,造就了“训练的无能,目的和手段的混淆,非人格化的严重导向,产生了官”僚制的异化现象,行政人员的人格严重扭曲,从而导致了行政低效。重塑行政人员的人格将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解除官僚制弊端的一个有效的途径。这需要行政人员外部和内部两方面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通过制度的设置突出行政人员的“公共人”特性以及加强对行政人员灵活性理念的灌输;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人员要科学定位行为的目的性和树立个人伦理的自主性,内外结合,以实现行政人员人格的重塑和公共行政的有效实现。     

官僚制的挑战--兼论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启示

官僚制理论越来越多地受到以社会学、管理学和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理论研究领域的挑战和批判;在实践领域也遭受着危机和冲击.我国的行政管理也正面临着发展与沿袭官僚制的困顿,这就更需要我们全面地认识官僚制面临的挑战,慎然处之.     

"官僚人"的自恋精神分析学分析

党在取得执政地位后,大批共产党员成了各级组织的领导者,手里掌握了部分权力。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正确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一些人逐渐蜕化为“低效率、缺乏创新、僵化教条、办事拖沓,直至腐败缠身”等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的“官僚人”了。在西方,人们大都从制度角度来研究“官僚人”;在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倾向于从思想作风方面来研究“官僚人”。而对“官僚人”作精神分析学分析,探讨“官僚人”作为自恋人的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官僚制理论：理想的文明与片面的合理性——兼谈中国行政组织的改造

官僚制理论相对于它之前的理论来说是理想的,属于理想和进步的文明范畴,它的产生和发展符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行政管理实践的需要.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其优势和弊端都集中于片面的合理性这一点上.通过正确认识和分析官僚制理论,结合我国的行政改革,有三点借鉴要把尊重规则与严格监督结合起来;要舍弃严格依职能划分部门的组织设计理念而采取‘大部'形式"、"在组织行为中应重在强调个性而非整齐划一".     

战后日本官僚制和政治经济发展

战后日本官僚制是在美国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 ,但它也有其自己的特点。战后日本官僚制由于其自身的结构和功能 ,使它在政策制定、与政党的关系、“铁三角”同盟以及政府主导制经济四个方面对战后日本政治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 ,战后日本官僚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 ,战后日本官僚制弱化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 ,阻碍了日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 ,造成了日本行政效率低下和行政腐败 ,导致了中央政府难以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 ,此外它还面临全球化的挑战。因此本文的结论是 ,发展到今天的战后日本官僚制 ,其改革势在必行     

认识并超越官僚制组织

马克斯·韦伯创立了官僚组织模式理论,奠定了现代组织理论的基础。因其严密性、合理性、稳定性与普适性,它在工业社会的组织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然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官僚制的弊病也暴露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企图彻底废除官僚制。但到头来,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对官僚制进行改革的角色。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背景下,面对我国公共行政的现状,提出了实质性超越建议。     

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竞争、替代还是融合?北大核心

诚然,对官僚制的批判具有现实合理性,但官僚制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总体优势更需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巩固;数字政府建立在对官僚制政府弊端克服基础上的技术优势并不意味着其在与官僚制的竞争中具备优势并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替代。同时,更要在辩证的视角下对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的效果“异化”有清醒的认识,并防止两者“负功能”的固化和叠加。遵循官僚制政府和数字政府相互融合提升治理效能的总体要求,应在官僚制政府为“体”、数字政府为“用”的融合协同中实现对官僚制政府的改进和提升,并通过智慧政府的形式更好地对社会治理多元价值目标进行整合、包容和实现。     

现代公共组织效率析论

对“效率”的追求是现代管理思想的源泉。而公共行政理论在产生之初便借鉴了企业组织对效率的追求。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西方行政改革的浪潮,原有的官僚制体系和“效率”价值取向受到挑战,这与这一追求本身的缺陷及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本文从纵向分析了公共组织效率论的演变,并尝试探讨其反映的对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思考。     

试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组织的特点及发展

理性的官僚制组织出现在近代西方社会,官僚制明显区别于以往的以其高效率的优点成为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组织形式.官僚制出现在西方工业化、现代化的宏观背景下,反过来,官僚制的运行有力地推动了西方文明向前发展.但是,在悲观的韦伯看来,官僚制的发展也意味着人类将被囚禁在"牢笼"中.